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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发展工商上对国家建设大有贡献。
这个思路自然不同于同盟会偏激、狭隘的观点，什么“卑劣无耻，甘为人奴隶”，什么“于光复之前而言实业救国，则所救为非我之国，所图乃他族之强”。
铁路修成了，工厂建成了，人才培养了，钢铁产量上去了，科学技术发展了，这说到底是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好事。等到推翻满清，这些实实在在的建设难道不是强国的资本？
况且，陈文强看似在卖力地为朝廷，为地方官府兴办洋务，并且办一个成一个。但在其中，他又挖了清廷多少墙角，掏空了多少清廷的资产，把多少实业转成了为革命服务？
就是这样“吃里爬外”，可凭借汉阳铁厂的蒸蒸日上，及其它洋务的有声有色，为国家和朝廷在洋人面前争得了荣誉，陈文强还是得到了朝廷的褒奖，慈禧还赏赐御笔折扇、墨宝和玉如意、蟒袍。没错，这样也行。
对于这些别人梦寐以求，值得世代相传的荣耀，陈文强虽然不是顶礼膜拜，却也狐假虎威，拿着这些权威的象征，以无声的宣示，更加顺利地去达到自己的目标。
当然，陈文强又一次托辞婉拒了朝廷的召见。戴着新花翎头品顶戴，穿上蟒袍，以邮传部侍郎的衔职开始巡视粤汉铁路的工程情况。
由武汉出发，陈文强沿着铁路南下，边走边看。虽然工程进度已经不算慢了，但他却依然不满意，指示筑路工程队进行昼夜施工，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筑路速度。同时，仿效在湖南“以工代赈”的办法，陈文强把发动沿线百姓也作为了提速的办法之一。
运一方石料，砸一方碎石，平整夯实一米路基……这些简单的、不需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都进行了划分，制定了支付标准。陈文强又充分发挥铁路公司这个“二政府”的角色，把告示张贴到沿线村镇，号召并鼓励百姓前来劳动赚钱。
显然，这种方式在当时是新鲜而独创的，发动百姓，大干齐干，在历史上也只有抗战时期和建国后的大跃进时期才出现。
但相比之下，又有很大不同。比如抗战时期二十多万百姓抢修滇缅公路，那是政府命令、硬性征召。是以后方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为主的筑路大军，在九个月时间内用手指在云岭大地上抠出来。而陈文强靠的是金钱，根据的是百姓的普遍贫困。换句话说。他就是在变相地雇佣劳工，把简单的工作从工程队手中拿出来，转包给工钱更少的普通劳力。
所以，看似修路的人多了，而实际上，修路的投入反倒降低了。分工，还是分工。陈文强越来越熟悉这个办法。专业工程队领高薪，那就干专业的工作；普通劳工按量付酬。就干简单的活儿。
这当然不是陈文强随便一看便能想出的办法，定下的章程。而是在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等产业仿照德国管理办法时得到的感悟。人多，劳动力价格低，这或许是中国发展工商实业最有优势的因素了。理所当然地要发挥出来。
各种措施布置下去，要见到效果就不是陈文强所能等下去见证的了。但在行至长沙北部的湘阴县时，陈文强却终于见到了全民修路这样一个热火朝天的场面。
成千上万的饥民，嗯，已经算不上饥民，应该称之为灾民。青壮年、老人、妇女，甚至是孩子都加入了筑路的行列。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只筑路大军，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穿着也是杂乱不一。为着同样一个目的——活命的粮米而劳作。
“大人，已经有数千饥民赶来修路，而且短时间内还会持续不断。”总监工马展才不无忧虑地向陈文强做着汇报。“说是干一天活儿便给粮给钱，可这人太多，早上领了条子，晚上来交，谁知道他干没干，干了多少。实在是不好监管。”
“多数人还是在尽力干活的，倒是不必如此苛求。”陈文强停顿了一下。说道：“公司的考虑是让饥民们缓一缓，有个恢复适应的过程。再过些日子，便把报酬提上去，改成按工作量给付工资。”
“按照鄂省的章程？那就没问题了。”在得到了陈文强的肯定回答后，马展才松了一口气，按工作量给付报酬便少了很多麻烦，象现在这样，不监工吧，怕人偷懒耍滑；监工吧，又怕饥民结伙反抗，需要投入相当数量的巡警作为武力威慑。
“尽快把电线拉过来，好挑灯夜战。”陈文强缓步走着，伸手指指点点，“工程队的工作时间定为十小时，两班倒，七天一休，然后轮换。别以为增加工作时间就能加快进度，人的体力是有限的，也有疲劳度，拖得过长，效率反倒低下。伙食呢，要保证质量，节省也不要从工人嘴里抠……”
马展才和随行的工程师用心记下，不得不感叹陈文强真有钱。
有钱嘛，确实有，但都是借的、贷的，是每天要偿还利息的。可最少二十年的还款期限对陈文来说还算不上紧迫，而他舍得投入，除了有中侨银行的融资支持外，还是因为相信“时间就是金钱”这句名言。
只要铁路修得又快又好，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吸金力量，募集到更多的入股资金，从而形成一个修路、集资，集资、修路的良性循环。
陈文强的目光停留下来，那是一个背着孩子的妇女，衣衫破烂，头发蓬乱着，正用一把领到的带红色号码的小铁锤砸着石头，她的面前已经有了一小堆碎石。但她是那样瘦弱，露出的胳膊象是一根干枯的树枝。孩子在背上哭叫，妇女露出愁苦的神色，低声哄着，手上还在继续工作着。
自己是有能办无偿赈济饥民的，就象曾经在上海做的那样，可现在却在用微薄的报酬压榨着他们那可怜的体力。
孩子的哭声刺痛了陈文强的心，他艰难地将目光转开，停顿了片刻，沉声说道：“开粥棚，对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孩子、病人，免费施粥。嗯，报酬也提一下，钱不变，米粮数目翻倍。”
半晌的沉默之后，马展才等人才出声应喏。
“给上海旅沪华人公会、轮船公司发电报，让他们派人来开展移民工作。”陈文强转头对着杜月生吩咐道：“张贴告示，把移居琼州的诸项政策广而告之。”
“是，大人。”杜月生点头应着。
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海南岛的移民状态一方面表现为大陆居民为避战乱的继续流入，另一方面则是本岛居民向海外南洋各国的流出和返回。
此时，全岛许多小墟镇相继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大市镇，人口开始向大市镇集中的地域转移，海南人口城镇化过程迅猛而又广泛地展开。最明显的是琼山县城，它历代为琼州府治，明清时代商务殷盛，海口开埠后，渐渐为海口所取代。到现在，人口将近四万人，府城却只有一千五百余家，充其量不过一万人，仅及海口的五分之一。
发展农垦，种植橡胶等热带作物，凭借海南岛这个热带亚热带气候和天然大温室的自然环境，移民的生活是有保证的。只要人口上去了，衰落的小墟镇就能重焕新颜，工厂企业也能不断扩大，把琼州变成革命军最可靠的粮食、武器等物资的供应基地。
要改变的只是人们关于“穷（琼）”岛的观念啊！如果只是因为这个坐而等死，那自己也就没什么好做的了。
或许，这也是给自己找个心理安慰的理由吧！(未完待续)
还在发展工商上对国家建设大有贡献。
这个思路自然不同于同盟会偏激、狭隘的观点，什么“卑劣无耻，甘为人奴隶”，什么“于光复之前而言实业救国，则所救为非我之国，所图乃他族之强”。
铁路修成了，工厂建成了，人才培养了，钢铁产量上去了，科学技术发展了，这说到底是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好事。等到推翻满清，这些实实在在的建设难道不是强国的资本？
况且，陈文强看似在卖力地为朝廷，为地方官府兴办洋务，并且办一个成一个。但在其中，他又挖了清廷多少墙角，掏空了多少清廷的资产，把多少实业转成了为革命服务？
就是这样“吃里爬外”，可凭借汉阳铁厂的蒸蒸日上，及其它洋务的有声有色，为国家和朝廷在洋人面前争得了荣誉，陈文强还是得到了朝廷的褒奖，慈禧还赏赐御笔折扇、墨宝和玉如意、蟒袍。没错，这样也行。
对于这些别人梦寐以求，值得世代相传的荣耀，陈文强虽然不是顶礼膜拜，却也狐假虎威，拿着这些权威的象征，以无声的宣示，更加顺利地去达到自己的目标。
当然，陈文强又一次托辞婉拒了朝廷的召见。戴着新花翎头品顶戴，穿上蟒袍，以邮传部侍郎的衔职开始巡视粤汉铁路的工程情况。
由武汉出发，陈文强沿着铁路南下，边走边看。虽然工程进度已经不算慢了，但他却依然不满意，指示筑路工程队进行昼夜施工，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筑路速度。同时，仿效在湖南“以工代赈”的办法，陈文强把发动沿线百姓也作为了提速的办法之一。
运一方石料，砸一方碎石，平整夯实一米路基……这些简单的、不需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都进行了划分，制定了支付标准。陈文强又充分发挥铁路公司这个“二政府”的角色，把告示张贴到沿线村镇，号召并鼓励百姓前来劳动赚钱。
显然，这种方式在当时是新鲜而独创的，发动百姓，大干齐干，在历史上也只有抗战时期和建国后的大跃进时期才出现。
但相比之下，又有很大不同。比如抗战时期二十多万百姓抢修滇缅公路，那是政府命令、硬性征召。是以后方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为主的筑路大军，在九个月时间内用手指在云岭大地上抠出来。而陈文强靠的是金钱，根据的是百姓的普遍贫困。换句话说。他就是在变相地雇佣劳工，把简单的工作从工程队手中拿出来，转包给工钱更少的普通劳力。
所以，看似修路的人多了，而实际上，修路的投入反倒降低了。分工，还是分工。陈文强越来越熟悉这个办法。专业工程队领高薪，那就干专业的工作；普通劳工按量付酬。就干简单的活儿。
这当然不是陈文强随便一看便能想出的办法，定下的章程。而是在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等产业仿照德国管理办法时得到的感悟。人多，劳动力价格低，这或许是中国发展工商实业最有优势的因素了。理所当然地要发挥出来。
各种措施布置下去，要见到效果就不是陈文强所能等下去见证的了。但在行至长沙北部的湘阴县时，陈文强却终于见到了全民修路这样一个热火朝天的场面。
成千上万的饥民，嗯，已经算不上饥民，应该称之为灾民。青壮年、老人、妇女，甚至是孩子都加入了筑路的行列。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只筑路大军，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穿着也是杂乱不一。为着同样一个目的——活命的粮米而劳作。
“大人，已经有数千饥民赶来修路，而且短时间内还会持续不断。”总监工马展才不无忧虑地向陈文强做着汇报。“说是干一天活儿便给粮给钱，可这人太多，早上领了条子，晚上来交，谁知道他干没干，干了多少。实在是不好监管。”
“多数人还是在尽力干活的，倒是不必如此苛求。”陈文强停顿了一下。说道：“公司的考虑是让饥民们缓一缓，有个恢复适应的过程。再过些日子，便把报酬提上去，改成按工作量给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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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展才和随行的工程师用心记下，不得不感叹陈文强真有钱。
有钱嘛，确实有，但都是借的、贷的，是每天要偿还利息的。可最少二十年的还款期限对陈文来说还算不上紧迫，而他舍得投入，除了有中侨银行的融资支持外，还是因为相信“时间就是金钱”这句名言。
只要铁路修得又快又好，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吸金力量，募集到更多的入股资金，从而形成一个修路、集资，集资、修路的良性循环。
陈文强的目光停留下来，那是一个背着孩子的妇女，衣衫破烂，头发蓬乱着，正用一把领到的带红色号码的小铁锤砸着石头，她的面前已经有了一小堆碎石。但她是那样瘦弱，露出的胳膊象是一根干枯的树枝。孩子在背上哭叫，妇女露出愁苦的神色，低声哄着，手上还在继续工作着。
自己是有能办无偿赈济饥民的，就象曾经在上海做的那样，可现在却在用微薄的报酬压榨着他们那可怜的体力。
孩子的哭声刺痛了陈文强的心，他艰难地将目光转开，停顿了片刻，沉声说道：“开粥棚，对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孩子、病人，免费施粥。嗯，报酬也提一下，钱不变，米粮数目翻倍。”
半晌的沉默之后，马展才等人才出声应喏。
“给上海旅沪华人公会、轮船公司发电报，让他们派人来开展移民工作。”陈文强转头对着杜月生吩咐道：“张贴告示，把移居琼州的诸项政策广而告之。”
“是，大人。”杜月生点头应着。
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海南岛的移民状态一方面表现为大陆居民为避战乱的继续流入，另一方面则是本岛居民向海外南洋各国的流出和返回。
此时，全岛许多小墟镇相继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大市镇，人口开始向大市镇集中的地域转移，海南人口城镇化过程迅猛而又广泛地展开。最明显的是琼山县城，它历代为琼州府治，明清时代商务殷盛，海口开埠后，渐渐为海口所取代。到现在，人口将近四万人，府城却只有一千五百余家，充其量不过一万人，仅及海口的五分之一。
发展农垦，种植橡胶等热带作物，凭借海南岛这个热带亚热带气候和天然大温室的自然环境，移民的生活是有保证的。只要人口上去了，衰落的小墟镇就能重焕新颜，工厂企业也能不断扩大，把琼州变成革命军最可靠的粮食、武器等物资的供应基地。
要改变的只是人们关于“穷（琼）”岛的观念啊！如果只是因为这个坐而等死，那自己也就没什么好做的了。
或许，这也是给自己找个心理安慰的理由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