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捭阖的能力，与生俱来的外交的灵气，陈文强自认不及俾斯麦，但他也有他的优势，就是知道大概的历史走势。还能够探悉大多数人的心理，可以进行针对性很强的活动。
而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借助于美德两国已经确立的科技优势，或者说他要在巨人的肩膀上再进一步。当然，一定的付出才能得到丰厚的回报。
西门子、沃尔夫、克虏伯、伏尔铿等知名的德国大企业都是他要争取的目标，因为电气时代的一批重要发明几乎都是在德国诞生的。从1851年到1900年，在重大科技革新和发明创造方面，德国取得的成果达到二百零二项，超过英法两国的总和。居世界第二位。
而对于德国粗暴直接的外交方式，陈文强并不想过行规劝和指点。姑且不论他是否能让德国政府接受他的建议，单凭威廉二世那鲁莽的性格，他就完全没有必要冒着触犯的风险进行一些不必要的举动。而且，对于要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陈文强甚至有一种莫名的期待。
至于与德国的感情，陈文强倒没有看得太重，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只有真正做到了完全以利害关系和力量对比来推行外交政策，完全无视********与社会制度的限制和差异。才能算是一个真正成熟的政治家。
通过蒋作宾的详细介绍，陈文强对于德国的现状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也明白德国卷入一战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随着以垄断资产阶级为主的一批民族沙文主义团体的崛起和兴盛，它们的政治主张和蛊惑人心的宣传也都直接影响着政府的政策。
这些沙文主义者杜撰了各种战争有理论、战争万能论，称战争可以消灭“过剩人口”。可以免除经济危机，战争能促进人类发展，能使人类“优生”。骑兵将军哈蒂甚至公然说：“战争是万事之父！战争不仅是一种生物规律，也是一种道德规律，因而是文明的不可缺乏的因素。”
二十世纪初以后。德意志上空弥漫着沙文主义、民族扩张主义的阴霾，毒害着各阶层的人民。在一个具有严重的军国主义传统和历来对民族问题至为敏感的国度里，这种猖狂的沙文主义宣传无疑对发动侵略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沙文主义的宣传之下，这个“世界”没有让最优秀的民族发挥它的应有作用，这个地球上最有经济才能的民族，具有最坚强的思想和最强大的组织能力的民族却不能对世界起支配作用，承担责任，这是很“不公平”的。所以，用火和剑去剿灭异族，让德意志这个“治人”的民族“成为欧洲和世界上开创新风气的典范”，这是天经地义的。
等到抵达柏林，在首相贝特曼的陪同下，陈文强与威廉二世见面后，他的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尽管威廉二世的左手有些残疾，但他的信心和固执，依然给陈文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德国人的气质将会再次使世界复兴”，这种宣扬德意志民族优越的语句几乎成了威廉皇帝的口头语，也是会见过程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话。
同样，威廉二世也为共和国政府坚定的扩军计划感到吃惊。五年内正规陆军要达到一百万，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但对于人口有四万万的中国来说，似乎比重也并不是很大。
其实，如果不是财政难以支撑，共和国政府更愿意在三年内达到这个目标。要知道，所谓的正规陆军，可不是随便征召而来的乌合之众，要配齐武器，要经过训练，要接受爱国教育，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队。
“一百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四面与敌、地域广阔的大国来说，并不算多。”陈文强解释道：“按照人口比例，连百分之一都达不到。”
“是啊，中国的人口数量确实很庞大。”威廉二世若有所思地说道：“这可能是个负担，但运用得当，也是一股令人不安的力量。”
“确实是一股令日俄感到不安的力量。”陈文强别有用心地强调道：“同贵国强烈的民族感情一样，我国民众对于满清时代丧失的巨大领土一直是耿耿于怀。”
夺取中国领土的列强现在除了俄国，就是日本。这确实是个令人深信不疑的理由，而这两者，可都是德国潜在的敌人。从表情上看，威廉二世很满意陈文强的这种明显的暗示。
“领土确实是仇恨的根缘。”威廉二世点头赞同道，他的左手习惯性地拿着白手套，这样看起来残疾的左手能够长一些，“因为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关系，德法两国的关系似乎也难以调解。”
“阿尔萨斯和洛林，那里本来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陈文强很坏地挑拔道：“因为拿破仑的侵略，才变成了法国的领土。法国人将德意志帝国收复失地的正义之举看成侵略和强占，哼哼，高卢人轻浮傲慢，富于幻想和冲动的民族性格决定了，法国不可能安心于优越的现状，不可能忘记对德复仇，洗刷耻辱和收复失地，而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虽然阿尔萨斯—洛林的居民绝大多数讲德语，其并入法国版图是波旁王朝对德扩张政策的产物，但高卢人一贯清楚地记得三十年前的故事，却不记得三百年的历史教训。”
威廉二世很高兴，陈文强的这记马屁拍得不留痕迹，而且这确实是历史事实。经陈文强这么一说，德国强占阿尔萨斯和洛林就是理所应当，一点无理之处都没有了。法国为此而耿耿于怀，那就全都是无事生非，不知好歹。
陈文强继续吹捧道：“日耳曼民族在精神方面所创造和拥有的一切都具有世界意义，德意志的衰落意味着全部文明的不可弥补的损失。自路德、康德、席勒以来，没有一个民族如此认真致力于建设一个精神独立的有道德的世界。”(未完待续。)
捭阖的能力，与生俱来的外交的灵气，陈文强自认不及俾斯麦，但他也有他的优势，就是知道大概的历史走势。还能够探悉大多数人的心理，可以进行针对性很强的活动。
而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借助于美德两国已经确立的科技优势，或者说他要在巨人的肩膀上再进一步。当然，一定的付出才能得到丰厚的回报。
西门子、沃尔夫、克虏伯、伏尔铿等知名的德国大企业都是他要争取的目标，因为电气时代的一批重要发明几乎都是在德国诞生的。从1851年到1900年，在重大科技革新和发明创造方面，德国取得的成果达到二百零二项，超过英法两国的总和。居世界第二位。
而对于德国粗暴直接的外交方式，陈文强并不想过行规劝和指点。姑且不论他是否能让德国政府接受他的建议，单凭威廉二世那鲁莽的性格，他就完全没有必要冒着触犯的风险进行一些不必要的举动。而且，对于要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陈文强甚至有一种莫名的期待。
至于与德国的感情，陈文强倒没有看得太重，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只有真正做到了完全以利害关系和力量对比来推行外交政策，完全无视********与社会制度的限制和差异。才能算是一个真正成熟的政治家。
通过蒋作宾的详细介绍，陈文强对于德国的现状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也明白德国卷入一战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随着以垄断资产阶级为主的一批民族沙文主义团体的崛起和兴盛，它们的政治主张和蛊惑人心的宣传也都直接影响着政府的政策。
这些沙文主义者杜撰了各种战争有理论、战争万能论，称战争可以消灭“过剩人口”。可以免除经济危机，战争能促进人类发展，能使人类“优生”。骑兵将军哈蒂甚至公然说：“战争是万事之父！战争不仅是一种生物规律，也是一种道德规律，因而是文明的不可缺乏的因素。”
二十世纪初以后。德意志上空弥漫着沙文主义、民族扩张主义的阴霾，毒害着各阶层的人民。在一个具有严重的军国主义传统和历来对民族问题至为敏感的国度里，这种猖狂的沙文主义宣传无疑对发动侵略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沙文主义的宣传之下，这个“世界”没有让最优秀的民族发挥它的应有作用，这个地球上最有经济才能的民族，具有最坚强的思想和最强大的组织能力的民族却不能对世界起支配作用，承担责任，这是很“不公平”的。所以，用火和剑去剿灭异族，让德意志这个“治人”的民族“成为欧洲和世界上开创新风气的典范”，这是天经地义的。
等到抵达柏林，在首相贝特曼的陪同下，陈文强与威廉二世见面后，他的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尽管威廉二世的左手有些残疾，但他的信心和固执，依然给陈文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德国人的气质将会再次使世界复兴”，这种宣扬德意志民族优越的语句几乎成了威廉皇帝的口头语，也是会见过程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话。
同样，威廉二世也为共和国政府坚定的扩军计划感到吃惊。五年内正规陆军要达到一百万，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但对于人口有四万万的中国来说，似乎比重也并不是很大。
其实，如果不是财政难以支撑，共和国政府更愿意在三年内达到这个目标。要知道，所谓的正规陆军，可不是随便征召而来的乌合之众，要配齐武器，要经过训练，要接受爱国教育，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队。
“一百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四面与敌、地域广阔的大国来说，并不算多。”陈文强解释道：“按照人口比例，连百分之一都达不到。”
“是啊，中国的人口数量确实很庞大。”威廉二世若有所思地说道：“这可能是个负担，但运用得当，也是一股令人不安的力量。”
“确实是一股令日俄感到不安的力量。”陈文强别有用心地强调道：“同贵国强烈的民族感情一样，我国民众对于满清时代丧失的巨大领土一直是耿耿于怀。”
夺取中国领土的列强现在除了俄国，就是日本。这确实是个令人深信不疑的理由，而这两者，可都是德国潜在的敌人。从表情上看，威廉二世很满意陈文强的这种明显的暗示。
“领土确实是仇恨的根缘。”威廉二世点头赞同道，他的左手习惯性地拿着白手套，这样看起来残疾的左手能够长一些，“因为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关系，德法两国的关系似乎也难以调解。”
“阿尔萨斯和洛林，那里本来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陈文强很坏地挑拔道：“因为拿破仑的侵略，才变成了法国的领土。法国人将德意志帝国收复失地的正义之举看成侵略和强占，哼哼，高卢人轻浮傲慢，富于幻想和冲动的民族性格决定了，法国不可能安心于优越的现状，不可能忘记对德复仇，洗刷耻辱和收复失地，而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虽然阿尔萨斯—洛林的居民绝大多数讲德语，其并入法国版图是波旁王朝对德扩张政策的产物，但高卢人一贯清楚地记得三十年前的故事，却不记得三百年的历史教训。”
威廉二世很高兴，陈文强的这记马屁拍得不留痕迹，而且这确实是历史事实。经陈文强这么一说，德国强占阿尔萨斯和洛林就是理所应当，一点无理之处都没有了。法国为此而耿耿于怀，那就全都是无事生非，不知好歹。
陈文强继续吹捧道：“日耳曼民族在精神方面所创造和拥有的一切都具有世界意义，德意志的衰落意味着全部文明的不可弥补的损失。自路德、康德、席勒以来，没有一个民族如此认真致力于建设一个精神独立的有道德的世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