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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讲,与三村农民的对话,要比与下岗职工的对话复杂和艰难的多。
为了响应上面建设度假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柳树乡三个村的农民忍痛让出了祖祖辈辈憩息的耕地、山林、水面,由昇龙房地产公司租用了七十年。
昇龙公司在平整了部分场地,砍伐了部分树木,建了几栋别墅,在平地建了围墙,在山林安了铁丝网后,就撒了手,把一个烂摊子摔给当地政府和三村农民。
但这些地租了出去,三村农民和地方政府没有使用权,如果要使用,就要交费,昇龙公司就可以坐地收租;如果不使用,就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如果工程进度顺利,游客多,说不定问题可以掩盖得住。可因为昇龙房地产公司撒手,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据我初步了解,昇龙公司并不是想独建度假村,因为费用太大,投资回收期太长,风险太大,而是先搭个架子,摆个姿式,引各路诸侯前来投资。
由于资金吃紧,这个事就拖了下来。
看来,度假村的问题不少。首先,公司实际圈用的面积,超过了租用的面积;其次,按合同应给农民的青苗补偿费、土地租用费等大部分不知去向。
农民多次找乡里、县里未果,分别组织了三个上访团,由每户摊钱,到中央、省、市上访告状,到省、市的两个上访团已被信访部门劝回,劝回的理由是,省里对农民反映的问题非常非常重视,专门派了一个县委书记来处理此事。
与此同时,省、市领导也严令我亲自接待,要求我站在“三农问题”这个政治高度上,务必给农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听说到北京上访的农民连中央信访局的门都没摸清楚,如今正萎缩在火车站候车室里过夜,打算静坐新华门。
如此事弄得中央领导“震怒”,月光县的影响就大了,省市必定更加恼火,所有的怒火必定往我这个县委书记头上浇,他们才不管我是不是新来的呢。
这样以来,我的压力就更大了,处理不好,有可能重蹈前几任书记的覆辙,卷铺盖回家。
客观地讲,这个问题我是难以处理好的。我相信,就是换了其他的书记,恐怕也难以处理好。这个问题之所以久拖不决,不是有关领导不敢拍板,不是有关领导自身不过硬,而是背后的瓜葛太多,也不知里面的水有多深多浑,牵一发而动全身,弄不好就翻船。
事情到了这一步,无疑与昇龙公司董事长古汉科有关,古汉科是本地柳树乡人,据说精明过人,很早就拉出一个建筑队,靠这个建筑队起家,到省、市、县揽了不少的项目,工程越做越大,现在可以一次做十几栋住宅楼。
他现在的政治身份是省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市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县政协副主席,跟省市县方方面面的领导都打得火热(不知道还有没有更上面的关系),关系盘根错节。
唤一个副县长就像唤一条狗,惹恼了他,县里的副书记、副县长他一句话就可以撤,市县组织部就像是他家开的。
不说上面,只说月光县,县里发生的几起影响大的事件,如柳树乡党委书记柳顺平吃喝嫖赌、三村农民组团上访、下岗职工围堵县委、县政府、凌河大桥垮塌等都与他有关,矿业公司转卖也可能与他有关。
他可以说是打开月光县这么多年如一团迷雾、始终乱糟糟的局面的一把钥匙。我相信,只要找到他,设法让他开口,月光县许多问题就会得到解决,月光县肯定就能摆脱历史包袱,轻装上阵。
可要做到这一步,比登天还难,省、市、县相关领导、相关部门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找他,他却杳无音讯。有的说跑到国外去了,有的说被大官保护起来了,有的说整容后躲起来了,有的说被人暗杀后,毁尸灭迹了等等。
我这个县委书记,还没到月光县,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想明哲保身都难。说好听的,叫受命于危难之中,说不好听的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环境担任了不该担任的职务,整天穷忙,疲于应付,有时甚至连消炎换药的时间都没有,弄得伤口还在化脓……。
跟农民对话的地点就在所谓度假村的一个草坪上,我就坐在草坪上,和大约一百多名农民谈心。这一百多名农民大都是成年男人,皮肤黝黑。妇女和小孩都在草坪外面站着,听我们对话。
一个代表说:“常书记,您刚来,我们不怨您。我们只给您提五条要求:一、昇龙公司究竟按什么标准给的钱?给了我们三村多少钱?这些钱都用在什么地方?”
代表说:“二、昇龙公司究竟租用了我们三村多少地?协议上是多少?实际圈的地是多少?我们听说公司圈的地超过了协议上的地,究竟超过了多少?超过的部分为什么没人管?”
代表说:“三、我们听说我们三个村的书记都在城里买了房子,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他们哪来这么多钱买房子?他们买的房子与租用土地有关吗?”
代表说:“四、租地时答复我们说,建好度假村后,每户安排一人做事,这算不算数?五、您刚来,我们也不催您,您给个时间,什么时间答复我们?”
我笑着对陪着我来的乡党委书记柳顺平说:“柳书记,这三个村的农民都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你是他们的父母官,租地的事你最清楚,你说一下吧。”
我一到任,柳顺平听说我负了伤,连夜拎着礼品和慰问金来看我,我坚决不要,柳硬要送给我,我只好收下。因为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礼金礼品登记处理制度,凡是我收到的礼金礼品一律交纪委、监察委登记,礼金设专户储存。
礼品能保管的先保管,以后择机拍卖。不能保管的,如水果之类,就送给福利院。所以,我就将柳顺平送的东西交给纪委、监察委登记保管去了。
这柳顺平很有些“钻天打洞”的本事,前几任县委书记几次要免他的职,就是免不了。他的问题查来查去也都不了了之,他总能“逢凶化吉”。
如果不是我上任当天负伤,跳车后在六峰山镇派出所给县委打电话,搅黄了任免干部紧急常委会,恐怕柳顺... -->>
实事求是地讲,与三村农民的对话,要比与下岗职工的对话复杂和艰难的多。
为了响应上面建设度假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柳树乡三个村的农民忍痛让出了祖祖辈辈憩息的耕地、山林、水面,由昇龙房地产公司租用了七十年。
昇龙公司在平整了部分场地,砍伐了部分树木,建了几栋别墅,在平地建了围墙,在山林安了铁丝网后,就撒了手,把一个烂摊子摔给当地政府和三村农民。
但这些地租了出去,三村农民和地方政府没有使用权,如果要使用,就要交费,昇龙公司就可以坐地收租;如果不使用,就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如果工程进度顺利,游客多,说不定问题可以掩盖得住。可因为昇龙房地产公司撒手,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据我初步了解,昇龙公司并不是想独建度假村,因为费用太大,投资回收期太长,风险太大,而是先搭个架子,摆个姿式,引各路诸侯前来投资。
由于资金吃紧,这个事就拖了下来。
看来,度假村的问题不少。首先,公司实际圈用的面积,超过了租用的面积;其次,按合同应给农民的青苗补偿费、土地租用费等大部分不知去向。
农民多次找乡里、县里未果,分别组织了三个上访团,由每户摊钱,到中央、省、市上访告状,到省、市的两个上访团已被信访部门劝回,劝回的理由是,省里对农民反映的问题非常非常重视,专门派了一个县委书记来处理此事。
与此同时,省、市领导也严令我亲自接待,要求我站在“三农问题”这个政治高度上,务必给农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听说到北京上访的农民连中央信访局的门都没摸清楚,如今正萎缩在火车站候车室里过夜,打算静坐新华门。
如此事弄得中央领导“震怒”,月光县的影响就大了,省市必定更加恼火,所有的怒火必定往我这个县委书记头上浇,他们才不管我是不是新来的呢。
这样以来,我的压力就更大了,处理不好,有可能重蹈前几任书记的覆辙,卷铺盖回家。
客观地讲,这个问题我是难以处理好的。我相信,就是换了其他的书记,恐怕也难以处理好。这个问题之所以久拖不决,不是有关领导不敢拍板,不是有关领导自身不过硬,而是背后的瓜葛太多,也不知里面的水有多深多浑,牵一发而动全身,弄不好就翻船。
事情到了这一步,无疑与昇龙公司董事长古汉科有关,古汉科是本地柳树乡人,据说精明过人,很早就拉出一个建筑队,靠这个建筑队起家,到省、市、县揽了不少的项目,工程越做越大,现在可以一次做十几栋住宅楼。
他现在的政治身份是省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市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县政协副主席,跟省市县方方面面的领导都打得火热(不知道还有没有更上面的关系),关系盘根错节。
唤一个副县长就像唤一条狗,惹恼了他,县里的副书记、副县长他一句话就可以撤,市县组织部就像是他家开的。
不说上面,只说月光县,县里发生的几起影响大的事件,如柳树乡党委书记柳顺平吃喝嫖赌、三村农民组团上访、下岗职工围堵县委、县政府、凌河大桥垮塌等都与他有关,矿业公司转卖也可能与他有关。
他可以说是打开月光县这么多年如一团迷雾、始终乱糟糟的局面的一把钥匙。我相信,只要找到他,设法让他开口,月光县许多问题就会得到解决,月光县肯定就能摆脱历史包袱,轻装上阵。
可要做到这一步,比登天还难,省、市、县相关领导、相关部门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找他,他却杳无音讯。有的说跑到国外去了,有的说被大官保护起来了,有的说整容后躲起来了,有的说被人暗杀后,毁尸灭迹了等等。
我这个县委书记,还没到月光县,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想明哲保身都难。说好听的,叫受命于危难之中,说不好听的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环境担任了不该担任的职务,整天穷忙,疲于应付,有时甚至连消炎换药的时间都没有,弄得伤口还在化脓……。
跟农民对话的地点就在所谓度假村的一个草坪上,我就坐在草坪上,和大约一百多名农民谈心。这一百多名农民大都是成年男人,皮肤黝黑。妇女和小孩都在草坪外面站着,听我们对话。
一个代表说:“常书记,您刚来,我们不怨您。我们只给您提五条要求:一、昇龙公司究竟按什么标准给的钱?给了我们三村多少钱?这些钱都用在什么地方?”
代表说:“二、昇龙公司究竟租用了我们三村多少地?协议上是多少?实际圈的地是多少?我们听说公司圈的地超过了协议上的地,究竟超过了多少?超过的部分为什么没人管?”
代表说:“三、我们听说我们三个村的书记都在城里买了房子,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他们哪来这么多钱买房子?他们买的房子与租用土地有关吗?”
代表说:“四、租地时答复我们说,建好度假村后,每户安排一人做事,这算不算数?五、您刚来,我们也不催您,您给个时间,什么时间答复我们?”
我笑着对陪着我来的乡党委书记柳顺平说:“柳书记,这三个村的农民都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你是他们的父母官,租地的事你最清楚,你说一下吧。”
我一到任,柳顺平听说我负了伤,连夜拎着礼品和慰问金来看我,我坚决不要,柳硬要送给我,我只好收下。因为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礼金礼品登记处理制度,凡是我收到的礼金礼品一律交纪委、监察委登记,礼金设专户储存。
礼品能保管的先保管,以后择机拍卖。不能保管的,如水果之类,就送给福利院。所以,我就将柳顺平送的东西交给纪委、监察委登记保管去了。
这柳顺平很有些“钻天打洞”的本事,前几任县委书记几次要免他的职,就是免不了。他的问题查来查去也都不了了之,他总能“逢凶化吉”。
如果不是我上任当天负伤,跳车后在六峰山镇派出所给县委打电话,搅黄了任免干部紧急常委会,恐怕柳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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