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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已经在青岛港内占据了相当的份额，而他本人也在青岛市中华商务公局里兼任了董事的职务。但在私底下，劳格林似乎也涉足了某些神秘的活动。有些当时留下的书信显示，劳格林似乎经常委托自己的生意伙伴在国外搜罗特别罕见的神秘著作，或是购买一些神秘的物件。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发生在1902年。那年秋天，劳格林买下了自家小院周围的地产，并且找来了一群外地工人对院子进行了扩建。这项工程持续了将近三年半的时间，等到1906年开春的时候，那几间平房已经变成了一座高墙大院。院子里总共有三座欧式风格的小楼，但整体的布局却是按照传统的三合院形式修建的——从院门进去就是宽敞的庭院，庭院的北面是一座两层高的主楼，两侧则是两座单层的厢房，组合成一个“凹”字形的结构。三座建筑都是用的都是崂山采的花岗岩，而且据说还得到了德国设计师的参考。但很多人都觉得那座院子的院墙修建得太高大了，将整座宅子围得密不透风，就好像要提防外人窥视一样。另外，还有少数几个与劳格林熟识的人在书信里提到了一个很难引起外人注意但却非常奇怪的现象——劳格林为了新建大院而开挖的土方似乎太多了一点。根据他们的观察，劳格林肯定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很大的地窖，因为工人们运走的泥土似乎远远超过了修建三座小楼所需要开挖的地基土方。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证实，一来，那些院墙太过高大，因而在施工期间没有人能窥见院子里发生了什么事请；二来，劳格林在大院完工后就立刻遣走了那些从外地雇来的工人，所以其他人根本无从打探。
然而新居的落成似乎标志着劳家内部出现了新的转变。一方面，劳家成员夜间出海的鬼祟活动突然停止了。虽然坊间仍然流传着过去的故事，但1906年往后的租界政府档案里却再也看不到任何巡防队截获劳家渔船的记录了。另一方面，“长生道”在这段时间里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甚至将劳家的新居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活动场所，而且吸引了不少青岛地区的居民也投身进了他们的活动中。许多附近居民和晚上打更的人都声称自己在夜深的时候看到有形迹可疑的人出入劳家的院子，或是听到那些刻意加高的院墙后面传来奇怪的声音——那像是一大群人发出的、没有内容的狂野呼喊，还有一些杂乱的、带有旋律的哨声和其他乐器的声音，让人不祥地联想到某些流传在沿海地区偏僻村庄里的古老请神仪式。即便在白天的时候，人们也经常会在劳家大院的周围闻到奇怪的臭味，或者看到工人抬着密封的箱子出入大院——至于箱子里是什么，就连搬运的工人也不知道。
而在这种情势下，作为劳家的一家之主，劳格林似乎也丧失了控制事态的能力。许多与劳格林有来往的德国商人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公开或含蓄地提醒自己的生意伙伴应当制止那些发生劳家大院里，令人不安的古怪活动。虽然劳格林也全都答应了下来，但那些午夜里的古怪声响并没有就此消失，那些徘徊在院子周围，形迹鬼祟的外地人也不见减少。随后，在1907年年底到1909年年初的那段时间里，几个青岛本地的“长生道”信徒神秘失踪的案子又给劳格林的生意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即便租界政府与巡捕局并没有发现失踪案与劳家——或者“长生道”——有什么明显联系，但许多没什么见识的居民都相信这是劳家与“长生道”的信徒正在举行某些神秘的祭祀；而另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则将民间的流言与劳家大院里发生的事情斥为愚昧无知的迷信。1908年的时候，更有几个知识分子还在《胶州报》的《论说》专栏里发表文章指责劳格林等人“夜聚晓散，妄求长生之术，实则诳诱愚民，谋财害命也。”
多方影响之下，劳格林的行栈生意自然一落千丈。许多原来的友人也刻意地与他疏远了关系，而那些迷信的居民们更对整个劳家怒目相向。然而，在仅存的几个还与劳格林保持来往的朋友看来，这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商人似乎不再关注公众们的看法了。在那段时间里，他变得越来越焦躁和恐惧，但却绝口不提与劳家或是他自己有关的任何事情。越来越多的钱被花在了一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像是从国内和海外搜罗神秘的古籍，或是会见某些奇人异士，而那些真正应该关注的生意则全都被抛到了一边。
1909年年初，刚过春节，劳格林又做了一件令所有人都困惑的事情。他将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也就是劳铭昌的祖父——年仅五岁的劳斯惟送去了东北，托付给了奉天府的药材商人王志承。虽然劳格林对外宣称这是为了让劳斯惟从小跟随王志承长大，学习药材经营的门道，但这个借口即便在今日看来也站不住脚。因为不论是开始学习接管生意的长子劳斯明，还是已经年满十六岁的次子劳斯德，都比一个五岁大的孩子更适合学习经营药材生意。对于这种毫无道理的安排，喜欢议论的闲人们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多数人觉得这和劳斯惟的身份有关——因为劳斯惟是小妾的儿子，而他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所以正妻一直想将他送走；也有人觉得劳格林只是找个借口让他出去避一避而已。可是没有人料到，这件事只是一桩更大变故的序曲。
对于劳家在1909年之后的历史，劳铭昌起初了解得并不多。他只是注意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青岛档案馆里收藏的1909年之后的历史材料里几乎找不到任何与劳格林，乃至整个劳家，直接有关的记录。就好像这家人突然凭空消失了一般。而经过进一步的发掘后，他又在收养了祖父劳斯惟的药材商人王志承1910年写给另一个生意伙伴的书信里找到了这样一句带有不祥蕴意的话：
“兴长之事，君必有所耳闻。那日兴长将斯惟托付于我，怕是料到有此一劫。”
这里提到的“兴长”就是劳格林的字，但信里并没有就劳家发生的事情做详细说明。再后来他又在别的地方看到了一些隐约提及1909年变故的内容，但都非常简略，一笔带过，仿佛知情者全都有所忌讳一般。这让整件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虽然劳铭昌对这个谜团很感兴趣，并且认为祖父肯定因为1909年发生的事情而失去了与家族的联系，然而由于缺乏详细的材料，相关的研究一直在死胡同里打转。直到2010年，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给他带来了全新的线索。
由于有着专业的文史研究背景，而且经常在档案馆里协助工作人员整理修裱文书，劳铭昌以及他的研究工作在青岛地区的历史爱好者圈子里一直小有名气。2010年春天，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举办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还特意邀请劳铭昌做了一个有关德占时期青岛地区商业文化发展的报告。在这次会议上，劳铭昌认识了来自青岛海洋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罗广胜。这个年轻人的广博学识给劳铭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让他们很快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好友。
当时罗广胜正在从事有关民间宗教信仰的研究，因此他们谈论的话题主要围绕着秘密教派“长生道”展开。在研读过罗广胜收集的材料后，劳铭昌意识到“长生道”的历史可能比他想象的要久远得多。这很是一个在中国沿海地区流传了数百乃至上千年的密教团体，并且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命力。在两晋时期候，它被称做“服食教”；在唐朝的时候，它又变成了“金丹教”；甚至当蒙古南下灭宋，建立元朝后，它不仅化身为萨满崇拜的分支存活了下来，而且远播到了朝鲜半岛。所谓的“长生道”只是它最近的名字而已。虽然咋看之下，这些密教团体似乎没有太多的联系，但它们在解释长生不死这件事情上却出奇的一致。它们相信世间的一切活物都是神明用泥和水做成的，因此万物在诞生之初也如同泥土一般没有固定的形状，直到怀胎发育，才渐渐有了各种的形状；一朝分娩临盆，活物就好像出窑的瓷胎，再没有了变化的余地；然而，瓷器虽然坚硬，却禁不起磕碰，终有一天会粉身碎骨，所以人和其他活物也免不了一死。只有追本溯源，回复到最初的模样，像是泥土一样容易改变，才能修复破损，获得真正的长生。而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它们都提到一种在古书中被称为“太岁”的东西，并且也都隐晦地暗示“太岁”才是长生不死的关键所在。
虽然这些故事非常离奇有趣，但在所有材料里真正引起劳铭昌注意的还是罗广胜手中一本叫做《驳伪详辩》的小册子。这本书是清末民初的胶州知州王育楩编写的，此人为了查禁邪教，曾亲自研究了当时流传在山东半岛地区大大小小数十种邪教，并它们的各种“妖言”一一摘出，并加以辩驳，以期能够警醒世人，而这当中自然也包括了一直在胶州湾地区发展的“长生道”。但让劳铭昌感兴趣的并不是书中对于“长生道”的记载，而是王育楩在驳斥“长生道”妖言惑众时曾写进了这样一句话。
“吾闻己酉年八月，青岛劳府二十余人暴毙而亡，岂长生邪？”
这也是劳铭昌第一次见到有关劳家变故的直接记载。虽然王育楩也在文章中表示劳家的事情只听说众**传，没有详细考究，但考虑到《驳伪详辩》的成书时间，以及王育楩在胶州湾地区生活了三十余年的事实，这一说法仍然有着相当可信度。后来，劳铭昌将这个发现告诉了罗广胜，而后者又提出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想法：“劳府二十余人暴毙”这样重大的事情不可能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文字记录——即使民间可能会因为某种忌讳而刻意掩盖下去，但德国殖民政府的档案里必然也会提及——如果青岛市存留的历史文件里没有相关的记载，那么很可能是那部分文件在德国撤离青岛时一并带走了。也正是这个意见让劳铭昌看到了全新的可能。由于2010年恰好是青岛与德国曼海姆市正式缔结友好合作关系的第十五个年头，两座城市举办了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因此劳铭昌通过青岛档案馆里的朋友向几个来访的曼海姆市历史协会成员介绍了自己的家族历史，并且希望他们能够提供适当的帮助。这一举动引起了几个德国学者的浓厚兴趣，其中来自曼海姆大学历史系的哈勃格教授当即表示愿意协助劳铭昌的工作，在德国搜寻相关的历史文件。
这一合作直到2011年春天终于有了结果。那年4月份曼海姆市历史协会向劳铭昌寄来了一份1909年的青岛巡捕局出警记录及相关案卷的影印件以及对应的英文译稿。记录上登记的日期是8月19日，负责填写记录的是德国人马克西米利安?阿登纳警官。根据案卷的叙述，那天早晨天刚亮的时候，几户住在劳家附近的居民全都惊恐万分地聚集到了巡捕局的门前要求巡捕局派人干预劳家的活动。当时还在值班的阿登纳警官和巡捕兼翻译宋鸿绪花了不少时间才从结结巴巴的居民那里弄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原来在前一天晚上子时的时候，劳家的大院里突然传出了许多响亮的声音，那当中有很多人发出的疯狂呼喊与痛苦嚎叫，还有一些非常尖锐而且带有某些旋律的哨音。从声音的杂乱程度来判断，整座院子里肯定挤满了人，但院墙上却没有透出一点点光亮，远远望去只有黑糊糊的一片，完全不像是有人在活动的模样。这种匪夷所思的情景自然引发了许多非常可怕的联想。居民们纷纷死死地锁住了门窗，连出门的胆子都没有了，更别提靠近偷偷院门看看里面的情况。那些令人恐惧的吵闹在黑暗里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而大院里也一直都没有光亮。一直等到天快亮的时候，吵闹才逐渐平息下来。几个居民壮着胆子出了门，并且闻到空气里有一种非常奇怪的臭味，但仍然没有人敢靠近劳家的院子。在确定安全后，所有人全都跑到巡捕房的门前。
阿登纳警官早前就听说过与劳格林有关的传闻。因此，他立刻带着宋鸿绪以及几个还没被吓破胆的人赶到了劳家大院。在院门前，他闻到了附近居民口中提到的那种奇怪而又恶心的臭味，这给了他一种非常不祥的心理暗示。随后他开始敲门，但没有人应答。于是他示意随行人员将院门撞开。由于人手很多，所以他们没有耽误太长时间。但在大门被撞开的瞬间，那种无处不在恶心臭味骤然浓烈了起来，甚至有些让人觉得反胃了。冲在最前面的两个人几乎立刻就吓瘫在了地上，而其他几个人——连同阿登纳警官在内——纷纷觉得两腿发软，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去。有几个人连滚带爬地跑走了，剩下的人坚决拒绝踏入院子半步，而且也劝说阿登纳警官不要这样做。直到最后，在完全适应了院子里的景象和浓烈到让人窒息的恶臭后，阿登纳警官只身一人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劳家的院子。根据他的回忆，在那座宽敞庭院里散乱地分布着共计十五具尸体。但真正令人恐惧的不是死者的数量，而是尸体的状态——所有的尸体全都腐烂得非常厉害，只留下骨骼和一些黑色的黏液。那种无处不在的古怪恶臭就是从这些黑色黏液里散发出来的。在清点过院子里的十五具尸体后，他又壮着胆子走进了院子里的三座楼房，并且在那里面又发现了共计十三具尸体。楼房里发现的尸体与院子里的情况基本一致，也都腐烂得只剩下骨头与黑色的黏液。
另一份报告表示，由于尸体高度腐烂，警官们只能根据尸体的衣物与其他随身物件来辨认死者——奇怪的是，这些东西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租界政府统计的死者包括了劳格林在内的二十二为劳家成员以及六个下人——这意味着，除开一年前被送去东北的劳世惟外，劳家的所有人都死在这次变故中。大多数尸体，或者尸体剩下的部分，都没有挣扎的迹象。德军的医官也化验了采集到的黑色黏液，但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结果。
生意已经在青岛港内占据了相当的份额，而他本人也在青岛市中华商务公局里兼任了董事的职务。但在私底下，劳格林似乎也涉足了某些神秘的活动。有些当时留下的书信显示，劳格林似乎经常委托自己的生意伙伴在国外搜罗特别罕见的神秘著作，或是购买一些神秘的物件。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发生在1902年。那年秋天，劳格林买下了自家小院周围的地产，并且找来了一群外地工人对院子进行了扩建。这项工程持续了将近三年半的时间，等到1906年开春的时候，那几间平房已经变成了一座高墙大院。院子里总共有三座欧式风格的小楼，但整体的布局却是按照传统的三合院形式修建的——从院门进去就是宽敞的庭院，庭院的北面是一座两层高的主楼，两侧则是两座单层的厢房，组合成一个“凹”字形的结构。三座建筑都是用的都是崂山采的花岗岩，而且据说还得到了德国设计师的参考。但很多人都觉得那座院子的院墙修建得太高大了，将整座宅子围得密不透风，就好像要提防外人窥视一样。另外，还有少数几个与劳格林熟识的人在书信里提到了一个很难引起外人注意但却非常奇怪的现象——劳格林为了新建大院而开挖的土方似乎太多了一点。根据他们的观察，劳格林肯定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很大的地窖，因为工人们运走的泥土似乎远远超过了修建三座小楼所需要开挖的地基土方。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证实，一来，那些院墙太过高大，因而在施工期间没有人能窥见院子里发生了什么事请；二来，劳格林在大院完工后就立刻遣走了那些从外地雇来的工人，所以其他人根本无从打探。
然而新居的落成似乎标志着劳家内部出现了新的转变。一方面，劳家成员夜间出海的鬼祟活动突然停止了。虽然坊间仍然流传着过去的故事，但1906年往后的租界政府档案里却再也看不到任何巡防队截获劳家渔船的记录了。另一方面，“长生道”在这段时间里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甚至将劳家的新居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活动场所，而且吸引了不少青岛地区的居民也投身进了他们的活动中。许多附近居民和晚上打更的人都声称自己在夜深的时候看到有形迹可疑的人出入劳家的院子，或是听到那些刻意加高的院墙后面传来奇怪的声音——那像是一大群人发出的、没有内容的狂野呼喊，还有一些杂乱的、带有旋律的哨声和其他乐器的声音，让人不祥地联想到某些流传在沿海地区偏僻村庄里的古老请神仪式。即便在白天的时候，人们也经常会在劳家大院的周围闻到奇怪的臭味，或者看到工人抬着密封的箱子出入大院——至于箱子里是什么，就连搬运的工人也不知道。
而在这种情势下，作为劳家的一家之主，劳格林似乎也丧失了控制事态的能力。许多与劳格林有来往的德国商人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公开或含蓄地提醒自己的生意伙伴应当制止那些发生劳家大院里，令人不安的古怪活动。虽然劳格林也全都答应了下来，但那些午夜里的古怪声响并没有就此消失，那些徘徊在院子周围，形迹鬼祟的外地人也不见减少。随后，在1907年年底到1909年年初的那段时间里，几个青岛本地的“长生道”信徒神秘失踪的案子又给劳格林的生意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即便租界政府与巡捕局并没有发现失踪案与劳家——或者“长生道”——有什么明显联系，但许多没什么见识的居民都相信这是劳家与“长生道”的信徒正在举行某些神秘的祭祀；而另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则将民间的流言与劳家大院里发生的事情斥为愚昧无知的迷信。1908年的时候，更有几个知识分子还在《胶州报》的《论说》专栏里发表文章指责劳格林等人“夜聚晓散，妄求长生之术，实则诳诱愚民，谋财害命也。”
多方影响之下，劳格林的行栈生意自然一落千丈。许多原来的友人也刻意地与他疏远了关系，而那些迷信的居民们更对整个劳家怒目相向。然而，在仅存的几个还与劳格林保持来往的朋友看来，这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商人似乎不再关注公众们的看法了。在那段时间里，他变得越来越焦躁和恐惧，但却绝口不提与劳家或是他自己有关的任何事情。越来越多的钱被花在了一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像是从国内和海外搜罗神秘的古籍，或是会见某些奇人异士，而那些真正应该关注的生意则全都被抛到了一边。
1909年年初，刚过春节，劳格林又做了一件令所有人都困惑的事情。他将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也就是劳铭昌的祖父——年仅五岁的劳斯惟送去了东北，托付给了奉天府的药材商人王志承。虽然劳格林对外宣称这是为了让劳斯惟从小跟随王志承长大，学习药材经营的门道，但这个借口即便在今日看来也站不住脚。因为不论是开始学习接管生意的长子劳斯明，还是已经年满十六岁的次子劳斯德，都比一个五岁大的孩子更适合学习经营药材生意。对于这种毫无道理的安排，喜欢议论的闲人们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多数人觉得这和劳斯惟的身份有关——因为劳斯惟是小妾的儿子，而他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所以正妻一直想将他送走；也有人觉得劳格林只是找个借口让他出去避一避而已。可是没有人料到，这件事只是一桩更大变故的序曲。
对于劳家在1909年之后的历史，劳铭昌起初了解得并不多。他只是注意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青岛档案馆里收藏的1909年之后的历史材料里几乎找不到任何与劳格林，乃至整个劳家，直接有关的记录。就好像这家人突然凭空消失了一般。而经过进一步的发掘后，他又在收养了祖父劳斯惟的药材商人王志承1910年写给另一个生意伙伴的书信里找到了这样一句带有不祥蕴意的话：
“兴长之事，君必有所耳闻。那日兴长将斯惟托付于我，怕是料到有此一劫。”
这里提到的“兴长”就是劳格林的字，但信里并没有就劳家发生的事情做详细说明。再后来他又在别的地方看到了一些隐约提及1909年变故的内容，但都非常简略，一笔带过，仿佛知情者全都有所忌讳一般。这让整件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虽然劳铭昌对这个谜团很感兴趣，并且认为祖父肯定因为1909年发生的事情而失去了与家族的联系，然而由于缺乏详细的材料，相关的研究一直在死胡同里打转。直到2010年，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给他带来了全新的线索。
由于有着专业的文史研究背景，而且经常在档案馆里协助工作人员整理修裱文书，劳铭昌以及他的研究工作在青岛地区的历史爱好者圈子里一直小有名气。2010年春天，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举办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还特意邀请劳铭昌做了一个有关德占时期青岛地区商业文化发展的报告。在这次会议上，劳铭昌认识了来自青岛海洋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罗广胜。这个年轻人的广博学识给劳铭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让他们很快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好友。
当时罗广胜正在从事有关民间宗教信仰的研究，因此他们谈论的话题主要围绕着秘密教派“长生道”展开。在研读过罗广胜收集的材料后，劳铭昌意识到“长生道”的历史可能比他想象的要久远得多。这很是一个在中国沿海地区流传了数百乃至上千年的密教团体，并且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命力。在两晋时期候，它被称做“服食教”；在唐朝的时候，它又变成了“金丹教”；甚至当蒙古南下灭宋，建立元朝后，它不仅化身为萨满崇拜的分支存活了下来，而且远播到了朝鲜半岛。所谓的“长生道”只是它最近的名字而已。虽然咋看之下，这些密教团体似乎没有太多的联系，但它们在解释长生不死这件事情上却出奇的一致。它们相信世间的一切活物都是神明用泥和水做成的，因此万物在诞生之初也如同泥土一般没有固定的形状，直到怀胎发育，才渐渐有了各种的形状；一朝分娩临盆，活物就好像出窑的瓷胎，再没有了变化的余地；然而，瓷器虽然坚硬，却禁不起磕碰，终有一天会粉身碎骨，所以人和其他活物也免不了一死。只有追本溯源，回复到最初的模样，像是泥土一样容易改变，才能修复破损，获得真正的长生。而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它们都提到一种在古书中被称为“太岁”的东西，并且也都隐晦地暗示“太岁”才是长生不死的关键所在。
虽然这些故事非常离奇有趣，但在所有材料里真正引起劳铭昌注意的还是罗广胜手中一本叫做《驳伪详辩》的小册子。这本书是清末民初的胶州知州王育楩编写的，此人为了查禁邪教，曾亲自研究了当时流传在山东半岛地区大大小小数十种邪教，并它们的各种“妖言”一一摘出，并加以辩驳，以期能够警醒世人，而这当中自然也包括了一直在胶州湾地区发展的“长生道”。但让劳铭昌感兴趣的并不是书中对于“长生道”的记载，而是王育楩在驳斥“长生道”妖言惑众时曾写进了这样一句话。
“吾闻己酉年八月，青岛劳府二十余人暴毙而亡，岂长生邪？”
这也是劳铭昌第一次见到有关劳家变故的直接记载。虽然王育楩也在文章中表示劳家的事情只听说众**传，没有详细考究，但考虑到《驳伪详辩》的成书时间，以及王育楩在胶州湾地区生活了三十余年的事实，这一说法仍然有着相当可信度。后来，劳铭昌将这个发现告诉了罗广胜，而后者又提出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想法：“劳府二十余人暴毙”这样重大的事情不可能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文字记录——即使民间可能会因为某种忌讳而刻意掩盖下去，但德国殖民政府的档案里必然也会提及——如果青岛市存留的历史文件里没有相关的记载，那么很可能是那部分文件在德国撤离青岛时一并带走了。也正是这个意见让劳铭昌看到了全新的可能。由于2010年恰好是青岛与德国曼海姆市正式缔结友好合作关系的第十五个年头，两座城市举办了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因此劳铭昌通过青岛档案馆里的朋友向几个来访的曼海姆市历史协会成员介绍了自己的家族历史，并且希望他们能够提供适当的帮助。这一举动引起了几个德国学者的浓厚兴趣，其中来自曼海姆大学历史系的哈勃格教授当即表示愿意协助劳铭昌的工作，在德国搜寻相关的历史文件。
这一合作直到2011年春天终于有了结果。那年4月份曼海姆市历史协会向劳铭昌寄来了一份1909年的青岛巡捕局出警记录及相关案卷的影印件以及对应的英文译稿。记录上登记的日期是8月19日，负责填写记录的是德国人马克西米利安?阿登纳警官。根据案卷的叙述，那天早晨天刚亮的时候，几户住在劳家附近的居民全都惊恐万分地聚集到了巡捕局的门前要求巡捕局派人干预劳家的活动。当时还在值班的阿登纳警官和巡捕兼翻译宋鸿绪花了不少时间才从结结巴巴的居民那里弄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原来在前一天晚上子时的时候，劳家的大院里突然传出了许多响亮的声音，那当中有很多人发出的疯狂呼喊与痛苦嚎叫，还有一些非常尖锐而且带有某些旋律的哨音。从声音的杂乱程度来判断，整座院子里肯定挤满了人，但院墙上却没有透出一点点光亮，远远望去只有黑糊糊的一片，完全不像是有人在活动的模样。这种匪夷所思的情景自然引发了许多非常可怕的联想。居民们纷纷死死地锁住了门窗，连出门的胆子都没有了，更别提靠近偷偷院门看看里面的情况。那些令人恐惧的吵闹在黑暗里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而大院里也一直都没有光亮。一直等到天快亮的时候，吵闹才逐渐平息下来。几个居民壮着胆子出了门，并且闻到空气里有一种非常奇怪的臭味，但仍然没有人敢靠近劳家的院子。在确定安全后，所有人全都跑到巡捕房的门前。
阿登纳警官早前就听说过与劳格林有关的传闻。因此，他立刻带着宋鸿绪以及几个还没被吓破胆的人赶到了劳家大院。在院门前，他闻到了附近居民口中提到的那种奇怪而又恶心的臭味，这给了他一种非常不祥的心理暗示。随后他开始敲门，但没有人应答。于是他示意随行人员将院门撞开。由于人手很多，所以他们没有耽误太长时间。但在大门被撞开的瞬间，那种无处不在恶心臭味骤然浓烈了起来，甚至有些让人觉得反胃了。冲在最前面的两个人几乎立刻就吓瘫在了地上，而其他几个人——连同阿登纳警官在内——纷纷觉得两腿发软，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去。有几个人连滚带爬地跑走了，剩下的人坚决拒绝踏入院子半步，而且也劝说阿登纳警官不要这样做。直到最后，在完全适应了院子里的景象和浓烈到让人窒息的恶臭后，阿登纳警官只身一人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劳家的院子。根据他的回忆，在那座宽敞庭院里散乱地分布着共计十五具尸体。但真正令人恐惧的不是死者的数量，而是尸体的状态——所有的尸体全都腐烂得非常厉害，只留下骨骼和一些黑色的黏液。那种无处不在的古怪恶臭就是从这些黑色黏液里散发出来的。在清点过院子里的十五具尸体后，他又壮着胆子走进了院子里的三座楼房，并且在那里面又发现了共计十三具尸体。楼房里发现的尸体与院子里的情况基本一致，也都腐烂得只剩下骨头与黑色的黏液。
另一份报告表示，由于尸体高度腐烂，警官们只能根据尸体的衣物与其他随身物件来辨认死者——奇怪的是，这些东西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租界政府统计的死者包括了劳格林在内的二十二为劳家成员以及六个下人——这意味着，除开一年前被送去东北的劳世惟外，劳家的所有人都死在这次变故中。大多数尸体，或者尸体剩下的部分，都没有挣扎的迹象。德军的医官也化验了采集到的黑色黏液，但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