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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蒙胧胧地进入青春期时，我遭遇到了批斗，但那时的批斗已经不太残酷，而多数是为了完成任务走走形式而已。
但对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今天的人们来说，仍然是可怕并让人难以置信的。
我的第一次挨批斗全没有任何原因，就是上边公社有指示了，说我们学校阶级斗争的火焰明显落后于其他地方，要赶上去，要扩大要深入要揪出新生的阶级敌人，于是，全校所有的六年级以上的四类家庭出身的子女们，一个不拉地被批斗了一回。
我们那个地方，文革时实行的是义务九年教育，也就是所谓的高中普及教育，从一年级读到九年级，算是高中毕业。
其中一至五年级算小学，六七年级算初中，八九年级算高中。
这只是那时这么个叫法，如果按今天的教育程度说，什么也算不上。
我这一年，正在读八年级。
这天上午，班主任将几个红卫兵骨干和我们班全部共五个四类子女叫到了办公室，然后义正辞严地宣布：根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攻势，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狗崽子们必须进行批斗，以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并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深度与广度进军。
召开批斗会也是要有一定的准备时间的，不是说开就开的。
批斗会的准备阶段内，这天下午劳动结束后，我正在院子里用自家的压水机压水，帮助妈妈洗白薯。
蓠芭墙外，蹑手蹑脚地走来一老一少两个女人，走近了，才知道一个是我们班的四类女同学仝玉兰，一个是她的妈妈。
来到我家门前，那女人看了一眼左右前后，做贼一般地对我妈妈说：“你们小北跟你说了吧？”
说着话又是缩头缩脑地左顾右盼一番。
这不怪她，那年头两个同样出身不好的人在一起嘀咕是很危险的。
妈妈不解地看着她，又看了看我，仍然不解地，“什么事呀？”
那女人又是一番左看看右瞧瞧，才小声地贴近妈妈说：“孩子要挨斗了，你们家小北也要挨斗，六年级以上的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要挨斗。”
妈妈回过头，并不太吃惊地又看了我一眼。
又听那女人继续说。
“你说我们大人挨斗也就算了，这么大点的孩子也挨斗，我们家玉兰多老实呀……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在那噘着，让孩子怎么受呀！”
“那您这是……”
妈妈问她。
“找找他们班上的赵小凤说说，就别斗了呗。她是干部，在班上吃的开，在学校都吃的开，说话管用。”
妈妈大概不相信，但也不好驳她，就怀疑地支吾着：“那……能管用吗？”
那女人似乎很骄傲地，“我娘家二嫂她表舅妈，跟赵小凤她姑父是一个村的，还沾点老表亲……”
妈妈仍然只是支吾：“噢……那……那您就……试试。”
“咱们一块去说，你和她们家住邻居，你又是老师，教过她……”
正说着，赵小凤从外面回家，到了她家门口，她先是略带羞涩地叫了妈妈一声，“郑老师”，又爽快地问仝玉兰，“仝玉兰，你在这干吗呀？”
我家和赵小凤家紧挨着，只隔一道不到一人高的什么也挡不住的土墙，但仝玉兰家距我们很远，在村子的西北角，所以在这里碰到她，赵小凤感觉有点意外。
“我……”
仝玉兰本来胆小，这时就更是又羞又怕的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地看她妈妈。
“哟！小凤，嗯……你看你和玉兰还是表姐妹呢，平时你就照顾她，你看这次批斗会能不能……”
赵小凤听到这里，脸上一下子笼罩了阴云，将好看的小脸侧歪着扭低了下去，小嘴也努了起来。
“小凤，你看，我们家本来也就是富农，跟地主不一样，要是定成分时再划低一点，也就是上中农了……你是干部，你给说说……”
我不愿意再听她们的，便端起已经洗好的一盆白薯，回到了屋子里。
就如我妈妈认定的，仝玉兰妈妈的活动一点没用，包括仝玉兰在内，挨斗的我们五个人一个也没少。
批斗将在周六的下午进行。
周三这天上午第三节课时，我们班的班长－－－－那时叫连长－－－－汪海龙奉了不知谁的指示，将我们五个准备挨斗的四类子弟召集到大会议室，进行了严厉的全无任何理由的训斥，无非是要我们在挨斗时必须老老实实，如何地低头认罪等等。
和我们年龄一样大的汪海龙神气地坐在本来是老师才能坐的椅子上，上身微微向后靠着，冷冷地盯着我们，审视着我们的脸。
我们五个则面对着他站成一排，全都低垂着脑袋，听着他满嘴的革命宣言。
三个女生先后开始了啜泣。
这让汪班长更加地光火，他用教鞭打了一下办公桌，大声喝斥：“不许哭！四类狗崽子，要你们向人民认罪，还委曲你们了吗？知道你们是吃什么长大的吗？是吃劳苦人民的血汗长大的，现在贫下中农翻身了，你们难道不该向人民群众低头认罪吗。”
“汪连长，我们也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上哪去吃人民的血汗呀？”
我向来不服汪海龙，也就回了他一句。
这一来，他更气了，站起身走到我面前，“鲁小北，你放老实点，不然批斗时他们可以不捆，单独把你捆起来。”
我一脸鄙薄地迎着他的眼睛直直地看着他，房间里的空气变的紧张。
正对峙间，我们班的班主任侯老师进来了，她走到我身边，对着我说道：“鲁小北，你老实点！”
因为距离近，她说话时的吐气，全部地被我吸收，一种只有女人才有的味道，我的脑袋里竟然有了某种激动。
侯老师叫侯茹，是因出身好又敢于斗争而被推荐到省里读大学，毕业后仍回到农村任教师的。
说是大学，只是那时的叫法，用今天的标准，其实也就是两年制的中专。
但在当时，能推荐到省城读中专的，那可比今天读剑桥博士还牛逼，所以可知当时侯茹的身价。
本来读过中专就能够成为国家干部，由国家分配在城里工作了，但他们这批偏偏不巧，正赶上一个政策，“社来社去”（公社社员入学的仍然回到公社做社员），她便又回到了村子里。
对了，她还是我们学校“从头越”
造反战斗队的第二号首领。
侯茹还是个美女，不论用当时的标准还是今天的标准，她都称得上美女。
但她不是那种娇媚型的美女，不是，一点不是。
那细细的长长的眉毛，单眼皮下面的大而黑的眼睛，那有点上翘的秀气的鼻子，让她有着某种令人不敢对视的冷艳与霸气。
我也一样，我喜欢偷看她，但却怕她。
她见我低下头不动了，又说道，“鲁小北！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知道吗？”
“是，知道了。”
我低头垂立着，小声地回答。
说真话，我特怕她，尽管她比我也不过年长三四岁。
这怕，起缘于一次见不得人的事。
有一次劳动课，我被责令回家取手推车。
当我一个人走到一处女知青住的集体宿舍前边，我被窗台上的一双小巧的女式球鞋强烈地吸引了，那年头农村人是穿不起也买不到这样的鞋子的。
鬼使神差般，我在那窗台前停住了脚步，偷偷拿起一只鞋，这才发现那鞋里还塞着穿过而没洗的袜子。
我的心咚咚跳着，将那臭袜子从鞋内取出，放到鼻子下面，啊！好大的味道，我将那鞋那袜子使劲地紧紧贴到我的口鼻之处，贪婪地狂吸……“味道很好吗？”
正在我进入到仙境般的状态时，一个好听的女声从我的背后传来，正是“从头越”
战斗队的二号头目侯茹、侯老师。
我的眼前一下子全黑了，手里拿着那鞋袜，整个的人全木在了那里。
好半天，才终于反应过来，慌忙地将鞋袜放回原处，使劲地低下头，小声地，“侯老师，我错了……”
“你个流氓，你知道你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吗？”
正在这时，几个女知青从外面走进了小院，看到我垂首受训，远远的就和侯茹打招呼，又问我又犯什么罪而受训。
“他想偷吃转莲，正好被我看到。”
她回应那几个城里的女知青说道。
听她这样说，我几乎没反应过来，呆呆地抬头看了看她，又转头，这才发现那放鞋的窗台上，真的有几个收割下来的象脸盆大小的转莲（向日葵）正摆在窗台上。
偷吃生产队的转莲和偷闻女知青的鞋袜，那对于我的声名可是大不相同的。
那一刻，我象是正在向着无底的深渊坠落而注定要死的人，突然被一只无形的大树挡住又活了过来似的，向着侯老师，感恩地低下头。
那几个知青哄笑了我几句，侯老师又训斥了我几句，就让我走了。
自从那件事后，我就特怕她，而且一直持续到日后多年。
晚饭后，刮起了六级大风，天也阴的伸手不见五指，我和妈妈吃过了晚饭，因为停电（我们村那时有电灯，但有电的日子反而不如没电的日子多），妈妈便在煤油灯下用粉笔无聊地画画，我则戴上了一个旧的矿石耳机，听着里面时断时续的广播。
突然，呼啸的北风中，敲门声响起来，是和我家一墙之隔的我的女同学赵小凤，她没进门，只是拍打着窗户通知我，到大队部接受审查。
我和妈妈对视了一眼，列位，你们绝对猜不到，妈妈俏丽的脸上现出的却并不是痛苦，而是俏皮，她向我挤了挤眼儿，轻松地对我说：“没什么，当玩就是了。”
多年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搞不懂，这是妈妈故意对我表现的轻松呢？还是她真的就没把这挨批斗当成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我出了门，赵小凤还在门口等我，夜风中，她背着小巧的美式卡宾枪，瑟瑟地卷着娇小的身子，竟然让人生出一股怜爱。
“走。”
她冲我说了一个字。
我说，“走哇。”
她用对待阶级敌人的口气，用枪冲我指了指，“前边走。”
于是，她持枪在后面，我在她的前边，顶着怒号的北风到了大队部。
吃惊的是，我以为全校的所有四类子弟都要来的，至少不会只有我一个人的，可这时的大队部除了我和赵小凤，一个人也没有。
见到没有别的人，我稍稍放松了一路紧张着的心，问她，“赵富春（也是准备挨批斗的四类子弟）他们怎么都没来呀？”
她是播音员，这个大队部，同时也还是全村的广播站。
此时的她正在摆弄着扩音器，见我问话，便头也不回地回答我，“就你一个，人家表现都比你好，用不着来。”
我突然感到害怕，又想再问她，她却回头冲我示意了一下，要我不要出声，我知道，她的话筒已经打开了。
“社员同志们，现在播诵最新指示，现在播诵最新指示……”
通过她的朗读，通过设置在全村各个路口的高音喇叭，将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传达到每户社员家中。
我不再出声，因为屋子里只有她一个人，便静悄悄地坐到一个椅子上，无聊地拿起一本红宝书翻看着，听着她、也看着她铿镪抑扬地广播。
赵小凤中等个头，不苗条，胖呼呼的，长着一副北方人不多见的小圆脸，薄薄的异样的嘴唇。
那脸蛋，那神态，都象极了台湾歌坛美少女组合SHE中那个短发少女。
她说不上泼辣，也不象一般的女孩子那么胆小怕事，尤其不象一般的女孩子那样非要做出女孩子应有的害羞，而是十分自然地表露着她那象个男孩子一般的天真与顽皮。
其实我们关系不错。
因为她喜欢和男孩子疯闹，我们又同班而且邻居，平时在一起玩的还是多的。
但阶级斗争是不能讲这些的，他的父亲是个老八路，现在还在公社当干部，而我的出身是地主反革命，这就注定了我与她便只能分居两个阵线，一个挨斗，一个主持并进行批斗。
她念完了，关掉了扩音器，转过身，这才发现我正悠闲地坐在椅子上，于是十分吃惊地对着我，“四类崽子，谁让你坐着的！”
我慢慢地站了起来，尽管我也知道，这个专用于对我们这类人实行专政的地方，是万万没有我们坐着的道理的，但……我想毕竟我们是同学又是邻居，而且此时的大队部里并没有第三个人，我才认为没必要弄的那么正规的，谁承想……唉！我不是很情愿地站起来，极不自然地垂手立正。
她对我的喝斥，与我被其他革命闯将的喝斥、与她喝斥其他的四类分子相比，并没有两样，但在这样的只有两个人的房间里，作为天天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同学，作为只有一墙之隔的邻居与幼年玩伴，一下转变成专政与被专政的角色，真的感到有点那个。
大概她也有着同样的感觉，半天不做声后，她又对我说：“算了，你还是坐一会吧，一会还得噘着呢”，说完，又补充道，“一会他们来了你要老实点啊。”
我重新坐到椅子上，但已经感到事态的严重。
又过了一会，大门外传来脚步声，我正犹豫着，赵小凤却小声而急促地冲着我说道：“站起来噘着！”
我加速地站了起来，自己低下头弯下腰噘着，双臂也自动地背到背后。
进来的是三男一女，全是八九年级的学生，也全都是“从头越”
战斗队的成员，“哎！赵小凤，卫老师他们又揪出一个隐藏的反革命，一会还要抄他们的家呢。”
赵小凤并不十分感兴趣地应了一句什么，那几个人却仍然兴致勃勃，“哎呀你没去你不知道，那地主婆吓得尿裤子了，跪着跟我我们叫爷爷叫姑奶奶，怕我们捆她游街……”
他们好象这才终于发现了我噘在屋子中央的我，问道：“鲁小北怎么在这？”
赵小凤说，“他不老实，让他噘着好好反省反省。”
那几个人大概有什么很急的事，说了一会到那地主婆家的情况后，又急急地走了。
待那几个人走后，半天，待确信那几个人已走远，我才试探着慢慢地将上半身直起一个角度，偷看了一下，却发现她也正抿着薄薄的好看的小嘴，不出声地微微笑着，象是观察一件不明的飞行物那样观察着我，见我看她，才象是自言自语地说道：“谁发明的这种斗人的姿势，咯咯！难受不难受？”
我一下子变得又羞又怒，但也不敢发作，我到不是怕她赵小凤，我是怕这个环境，是这间屋子给了我巨大的恐惧。
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被她播诵了三遍，赵小凤已经完成了她今晚的任务，而我却等不来卫小光他们的到来，而且从刚才那几人的说话中，我也已经知道他们今晚要揪另外的反革命，是不会来开我的批斗会的，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我疑惑着，忍受着赵小凤的调戏，敢怒而不敢言，也不敢动地仍然低头弯腰地噘着。
赵小凤走到我身边，“你不老实，得把你捆上。”
她真的取出一团麻绳，走到我身后，“鲁小北，给我老实点。”
我是丝毫不怕她的，又知道卫小光他们今天有别的事儿，便不解地问：“谁批斗我？”
“谁批斗你，当然是革命小将批斗你了。”
说完又补充一句，“卫老师说了，今天把你弄到赵老疙瘩家一起陪斗。”
我仍然疑惑着，甚至产生怀疑，虽然那时时兴陪斗，但我和赵老疙瘩风马牛不相干呀。
我想说出我的疑问，但我没说出口，也不敢反抗，任由她用麻绳将我的双臂反绑。
绑的不是很紧，也不是日常所见到的批斗会上那种五花大绑，而只是将我的手腕在背后捆到了一起，不过我的手是不能动弹了。
赵小凤捆完了我，然后关灯，关门，背着卡宾枪押着我，离开了大队部。
天仍然黑的什么也看不见，风继续刮着，赵小凤押着我向南走，走了一阵子，我又感觉不对劲，赵老疙瘩家住在村西，可我们走的却是回家的路。
我更加重了怀疑，回头问道：“去哪儿呀？”
“不许说话，老实点。”
我们继续走，不一会，已经到了我和她家共同的小南半街（我和她家住在最村南，我们的家对面已经没有人家，故称南半街），我更不解，便想再说什么，她却不等我说完，便哧哧笑着对我说：“鲁小北，谢谢你陪我走一趟呀，天这么黑，又刮这么大风，我一个不敢走的。”
啊！原来她是因天黑风大不敢走夜路，让我来陪她的。
我要气炸了，但双臂被反绑着，却又奈何她不得。
这时已经到了家门口，我愤怒地：“给我解开。”
“我不，解开你要打我呀，哼！回家让郑老师给你解吧。”
说完竟自跑进了她家的院门，从矮墙上又探出头来说了一句：“绳子明天还给我呀。”
我只好反绑着双臂回到家中。
妈妈仍然在等我，见我双臂反绑，便急急问道：“孩儿，他们怎么批斗你的？一直噘着吗？打你没有？”
我说了实情，妈妈一边为我松绑，一边念道：“这个调皮丫头。”
到了正式召开批斗会的前一天的下午，我比往常提前半个小时到校，侯茹老师说还要在正式开批斗会前再走几遍台。
那时有好多同学是没有午休的习惯的，我们到校时，教室里已经有好多的人。
侯老师还没到，但红卫兵的连长指导员却全到齐了。
我进教室时，赵小凤在看她主持用的稿子，汪海龙则在组织几个红卫兵骨干，积极地一遍又一遍地将已经早我到校的另外四个地富狗崽子押着走上走下。
“鲁小北，快点！就你妈屄的来的最晚。”
汪海龙大声地冲着我叫唤。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想还嘴，但嘴角动了一下，没有出声。
我走过去，便被汪海龙等二人揪住。
我想表现出一点不服气的样子，以保留点面子，但看看其他的四人正象个布娃娃般任人摆弄着，又嗅到今天的气氛，便没敢怎么，而也和他们一样，任汪海龙等人对我揪过来揪过去。
“你们几个，朝墙立正站好”，汪海龙大声叫唤着，命令那四人朝着墙壁罚站，然后又对着其他几个斗争骨干说，“鲁小北迟到，现在专门给他一个人开开小灶。”
赵小凤显的有点不耐烦地又重复了一遍，“把反革命地主崽子鲁小北带上来！”
两个我同班的革命小将，一左一右扭住我的胳膊，在讲台旁边大喝一声：“走！”
于是，我便被这两个个头都比我矮半个头的小子押着走上讲台。
到了讲台中间，二人又共同用力，将我的头使劲往下面按去，按到我的头几乎与膝盖同高了，才特别用力地将我的双臂用力向上抬起来。
于是二人下去了，我便保持了这标准的喷气式姿势噘在那不动了。
“不行”，一个红卫兵女将开口了，“你们两个比鲁小北矮，从带他出场时，就要把他的头按到很低才行，至少不能高于你们，这样不好看，显着革命者还不如反革命者高大呢。”
汪海龙拍手叫起好来，“哎，有道理，有道理，说的就是有道理，你们应该这样”，汪海龙说着，冲着我喊道，“鲁小北，给我滚过来。”
全班的同学都在围观着我，我本来想给汪海龙点颜色看，但一想到他们是以革命的名义对我我实行专政，便没敢怎么样，只是极不情愿地慢吞吞走到汪海龙身边。
汪海龙根本不管不顾我的态度，拉了一个红卫兵，二人一起，重新扭着我的手臂，按着我的脖子，汪海龙一边做还一边讲解，“你，象我这样，按他这，哎，对对，就这样”，我的头被用力地向下压去，压到几乎与腰等高了。
我只能看到我自己的脚和其他同学的脚，不敢抬头，因为真的很羞辱。
将我押到了讲台中间，汪海龙仍然在调整... -->>
在蒙蒙胧胧地进入青春期时，我遭遇到了批斗，但那时的批斗已经不太残酷，而多数是为了完成任务走走形式而已。
但对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今天的人们来说，仍然是可怕并让人难以置信的。
我的第一次挨批斗全没有任何原因，就是上边公社有指示了，说我们学校阶级斗争的火焰明显落后于其他地方，要赶上去，要扩大要深入要揪出新生的阶级敌人，于是，全校所有的六年级以上的四类家庭出身的子女们，一个不拉地被批斗了一回。
我们那个地方，文革时实行的是义务九年教育，也就是所谓的高中普及教育，从一年级读到九年级，算是高中毕业。
其中一至五年级算小学，六七年级算初中，八九年级算高中。
这只是那时这么个叫法，如果按今天的教育程度说，什么也算不上。
我这一年，正在读八年级。
这天上午，班主任将几个红卫兵骨干和我们班全部共五个四类子女叫到了办公室，然后义正辞严地宣布：根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攻势，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狗崽子们必须进行批斗，以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并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深度与广度进军。
召开批斗会也是要有一定的准备时间的，不是说开就开的。
批斗会的准备阶段内，这天下午劳动结束后，我正在院子里用自家的压水机压水，帮助妈妈洗白薯。
蓠芭墙外，蹑手蹑脚地走来一老一少两个女人，走近了，才知道一个是我们班的四类女同学仝玉兰，一个是她的妈妈。
来到我家门前，那女人看了一眼左右前后，做贼一般地对我妈妈说：“你们小北跟你说了吧？”
说着话又是缩头缩脑地左顾右盼一番。
这不怪她，那年头两个同样出身不好的人在一起嘀咕是很危险的。
妈妈不解地看着她，又看了看我，仍然不解地，“什么事呀？”
那女人又是一番左看看右瞧瞧，才小声地贴近妈妈说：“孩子要挨斗了，你们家小北也要挨斗，六年级以上的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要挨斗。”
妈妈回过头，并不太吃惊地又看了我一眼。
又听那女人继续说。
“你说我们大人挨斗也就算了，这么大点的孩子也挨斗，我们家玉兰多老实呀……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在那噘着，让孩子怎么受呀！”
“那您这是……”
妈妈问她。
“找找他们班上的赵小凤说说，就别斗了呗。她是干部，在班上吃的开，在学校都吃的开，说话管用。”
妈妈大概不相信，但也不好驳她，就怀疑地支吾着：“那……能管用吗？”
那女人似乎很骄傲地，“我娘家二嫂她表舅妈，跟赵小凤她姑父是一个村的，还沾点老表亲……”
妈妈仍然只是支吾：“噢……那……那您就……试试。”
“咱们一块去说，你和她们家住邻居，你又是老师，教过她……”
正说着，赵小凤从外面回家，到了她家门口，她先是略带羞涩地叫了妈妈一声，“郑老师”，又爽快地问仝玉兰，“仝玉兰，你在这干吗呀？”
我家和赵小凤家紧挨着，只隔一道不到一人高的什么也挡不住的土墙，但仝玉兰家距我们很远，在村子的西北角，所以在这里碰到她，赵小凤感觉有点意外。
“我……”
仝玉兰本来胆小，这时就更是又羞又怕的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地看她妈妈。
“哟！小凤，嗯……你看你和玉兰还是表姐妹呢，平时你就照顾她，你看这次批斗会能不能……”
赵小凤听到这里，脸上一下子笼罩了阴云，将好看的小脸侧歪着扭低了下去，小嘴也努了起来。
“小凤，你看，我们家本来也就是富农，跟地主不一样，要是定成分时再划低一点，也就是上中农了……你是干部，你给说说……”
我不愿意再听她们的，便端起已经洗好的一盆白薯，回到了屋子里。
就如我妈妈认定的，仝玉兰妈妈的活动一点没用，包括仝玉兰在内，挨斗的我们五个人一个也没少。
批斗将在周六的下午进行。
周三这天上午第三节课时，我们班的班长－－－－那时叫连长－－－－汪海龙奉了不知谁的指示，将我们五个准备挨斗的四类子弟召集到大会议室，进行了严厉的全无任何理由的训斥，无非是要我们在挨斗时必须老老实实，如何地低头认罪等等。
和我们年龄一样大的汪海龙神气地坐在本来是老师才能坐的椅子上，上身微微向后靠着，冷冷地盯着我们，审视着我们的脸。
我们五个则面对着他站成一排，全都低垂着脑袋，听着他满嘴的革命宣言。
三个女生先后开始了啜泣。
这让汪班长更加地光火，他用教鞭打了一下办公桌，大声喝斥：“不许哭！四类狗崽子，要你们向人民认罪，还委曲你们了吗？知道你们是吃什么长大的吗？是吃劳苦人民的血汗长大的，现在贫下中农翻身了，你们难道不该向人民群众低头认罪吗。”
“汪连长，我们也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上哪去吃人民的血汗呀？”
我向来不服汪海龙，也就回了他一句。
这一来，他更气了，站起身走到我面前，“鲁小北，你放老实点，不然批斗时他们可以不捆，单独把你捆起来。”
我一脸鄙薄地迎着他的眼睛直直地看着他，房间里的空气变的紧张。
正对峙间，我们班的班主任侯老师进来了，她走到我身边，对着我说道：“鲁小北，你老实点！”
因为距离近，她说话时的吐气，全部地被我吸收，一种只有女人才有的味道，我的脑袋里竟然有了某种激动。
侯老师叫侯茹，是因出身好又敢于斗争而被推荐到省里读大学，毕业后仍回到农村任教师的。
说是大学，只是那时的叫法，用今天的标准，其实也就是两年制的中专。
但在当时，能推荐到省城读中专的，那可比今天读剑桥博士还牛逼，所以可知当时侯茹的身价。
本来读过中专就能够成为国家干部，由国家分配在城里工作了，但他们这批偏偏不巧，正赶上一个政策，“社来社去”（公社社员入学的仍然回到公社做社员），她便又回到了村子里。
对了，她还是我们学校“从头越”
造反战斗队的第二号首领。
侯茹还是个美女，不论用当时的标准还是今天的标准，她都称得上美女。
但她不是那种娇媚型的美女，不是，一点不是。
那细细的长长的眉毛，单眼皮下面的大而黑的眼睛，那有点上翘的秀气的鼻子，让她有着某种令人不敢对视的冷艳与霸气。
我也一样，我喜欢偷看她，但却怕她。
她见我低下头不动了，又说道，“鲁小北！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知道吗？”
“是，知道了。”
我低头垂立着，小声地回答。
说真话，我特怕她，尽管她比我也不过年长三四岁。
这怕，起缘于一次见不得人的事。
有一次劳动课，我被责令回家取手推车。
当我一个人走到一处女知青住的集体宿舍前边，我被窗台上的一双小巧的女式球鞋强烈地吸引了，那年头农村人是穿不起也买不到这样的鞋子的。
鬼使神差般，我在那窗台前停住了脚步，偷偷拿起一只鞋，这才发现那鞋里还塞着穿过而没洗的袜子。
我的心咚咚跳着，将那臭袜子从鞋内取出，放到鼻子下面，啊！好大的味道，我将那鞋那袜子使劲地紧紧贴到我的口鼻之处，贪婪地狂吸……“味道很好吗？”
正在我进入到仙境般的状态时，一个好听的女声从我的背后传来，正是“从头越”
战斗队的二号头目侯茹、侯老师。
我的眼前一下子全黑了，手里拿着那鞋袜，整个的人全木在了那里。
好半天，才终于反应过来，慌忙地将鞋袜放回原处，使劲地低下头，小声地，“侯老师，我错了……”
“你个流氓，你知道你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吗？”
正在这时，几个女知青从外面走进了小院，看到我垂首受训，远远的就和侯茹打招呼，又问我又犯什么罪而受训。
“他想偷吃转莲，正好被我看到。”
她回应那几个城里的女知青说道。
听她这样说，我几乎没反应过来，呆呆地抬头看了看她，又转头，这才发现那放鞋的窗台上，真的有几个收割下来的象脸盆大小的转莲（向日葵）正摆在窗台上。
偷吃生产队的转莲和偷闻女知青的鞋袜，那对于我的声名可是大不相同的。
那一刻，我象是正在向着无底的深渊坠落而注定要死的人，突然被一只无形的大树挡住又活了过来似的，向着侯老师，感恩地低下头。
那几个知青哄笑了我几句，侯老师又训斥了我几句，就让我走了。
自从那件事后，我就特怕她，而且一直持续到日后多年。
晚饭后，刮起了六级大风，天也阴的伸手不见五指，我和妈妈吃过了晚饭，因为停电（我们村那时有电灯，但有电的日子反而不如没电的日子多），妈妈便在煤油灯下用粉笔无聊地画画，我则戴上了一个旧的矿石耳机，听着里面时断时续的广播。
突然，呼啸的北风中，敲门声响起来，是和我家一墙之隔的我的女同学赵小凤，她没进门，只是拍打着窗户通知我，到大队部接受审查。
我和妈妈对视了一眼，列位，你们绝对猜不到，妈妈俏丽的脸上现出的却并不是痛苦，而是俏皮，她向我挤了挤眼儿，轻松地对我说：“没什么，当玩就是了。”
多年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搞不懂，这是妈妈故意对我表现的轻松呢？还是她真的就没把这挨批斗当成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我出了门，赵小凤还在门口等我，夜风中，她背着小巧的美式卡宾枪，瑟瑟地卷着娇小的身子，竟然让人生出一股怜爱。
“走。”
她冲我说了一个字。
我说，“走哇。”
她用对待阶级敌人的口气，用枪冲我指了指，“前边走。”
于是，她持枪在后面，我在她的前边，顶着怒号的北风到了大队部。
吃惊的是，我以为全校的所有四类子弟都要来的，至少不会只有我一个人的，可这时的大队部除了我和赵小凤，一个人也没有。
见到没有别的人，我稍稍放松了一路紧张着的心，问她，“赵富春（也是准备挨批斗的四类子弟）他们怎么都没来呀？”
她是播音员，这个大队部，同时也还是全村的广播站。
此时的她正在摆弄着扩音器，见我问话，便头也不回地回答我，“就你一个，人家表现都比你好，用不着来。”
我突然感到害怕，又想再问她，她却回头冲我示意了一下，要我不要出声，我知道，她的话筒已经打开了。
“社员同志们，现在播诵最新指示，现在播诵最新指示……”
通过她的朗读，通过设置在全村各个路口的高音喇叭，将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传达到每户社员家中。
我不再出声，因为屋子里只有她一个人，便静悄悄地坐到一个椅子上，无聊地拿起一本红宝书翻看着，听着她、也看着她铿镪抑扬地广播。
赵小凤中等个头，不苗条，胖呼呼的，长着一副北方人不多见的小圆脸，薄薄的异样的嘴唇。
那脸蛋，那神态，都象极了台湾歌坛美少女组合SHE中那个短发少女。
她说不上泼辣，也不象一般的女孩子那么胆小怕事，尤其不象一般的女孩子那样非要做出女孩子应有的害羞，而是十分自然地表露着她那象个男孩子一般的天真与顽皮。
其实我们关系不错。
因为她喜欢和男孩子疯闹，我们又同班而且邻居，平时在一起玩的还是多的。
但阶级斗争是不能讲这些的，他的父亲是个老八路，现在还在公社当干部，而我的出身是地主反革命，这就注定了我与她便只能分居两个阵线，一个挨斗，一个主持并进行批斗。
她念完了，关掉了扩音器，转过身，这才发现我正悠闲地坐在椅子上，于是十分吃惊地对着我，“四类崽子，谁让你坐着的！”
我慢慢地站了起来，尽管我也知道，这个专用于对我们这类人实行专政的地方，是万万没有我们坐着的道理的，但……我想毕竟我们是同学又是邻居，而且此时的大队部里并没有第三个人，我才认为没必要弄的那么正规的，谁承想……唉！我不是很情愿地站起来，极不自然地垂手立正。
她对我的喝斥，与我被其他革命闯将的喝斥、与她喝斥其他的四类分子相比，并没有两样，但在这样的只有两个人的房间里，作为天天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同学，作为只有一墙之隔的邻居与幼年玩伴，一下转变成专政与被专政的角色，真的感到有点那个。
大概她也有着同样的感觉，半天不做声后，她又对我说：“算了，你还是坐一会吧，一会还得噘着呢”，说完，又补充道，“一会他们来了你要老实点啊。”
我重新坐到椅子上，但已经感到事态的严重。
又过了一会，大门外传来脚步声，我正犹豫着，赵小凤却小声而急促地冲着我说道：“站起来噘着！”
我加速地站了起来，自己低下头弯下腰噘着，双臂也自动地背到背后。
进来的是三男一女，全是八九年级的学生，也全都是“从头越”
战斗队的成员，“哎！赵小凤，卫老师他们又揪出一个隐藏的反革命，一会还要抄他们的家呢。”
赵小凤并不十分感兴趣地应了一句什么，那几个人却仍然兴致勃勃，“哎呀你没去你不知道，那地主婆吓得尿裤子了，跪着跟我我们叫爷爷叫姑奶奶，怕我们捆她游街……”
他们好象这才终于发现了我噘在屋子中央的我，问道：“鲁小北怎么在这？”
赵小凤说，“他不老实，让他噘着好好反省反省。”
那几个人大概有什么很急的事，说了一会到那地主婆家的情况后，又急急地走了。
待那几个人走后，半天，待确信那几个人已走远，我才试探着慢慢地将上半身直起一个角度，偷看了一下，却发现她也正抿着薄薄的好看的小嘴，不出声地微微笑着，象是观察一件不明的飞行物那样观察着我，见我看她，才象是自言自语地说道：“谁发明的这种斗人的姿势，咯咯！难受不难受？”
我一下子变得又羞又怒，但也不敢发作，我到不是怕她赵小凤，我是怕这个环境，是这间屋子给了我巨大的恐惧。
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被她播诵了三遍，赵小凤已经完成了她今晚的任务，而我却等不来卫小光他们的到来，而且从刚才那几人的说话中，我也已经知道他们今晚要揪另外的反革命，是不会来开我的批斗会的，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我疑惑着，忍受着赵小凤的调戏，敢怒而不敢言，也不敢动地仍然低头弯腰地噘着。
赵小凤走到我身边，“你不老实，得把你捆上。”
她真的取出一团麻绳，走到我身后，“鲁小北，给我老实点。”
我是丝毫不怕她的，又知道卫小光他们今天有别的事儿，便不解地问：“谁批斗我？”
“谁批斗你，当然是革命小将批斗你了。”
说完又补充一句，“卫老师说了，今天把你弄到赵老疙瘩家一起陪斗。”
我仍然疑惑着，甚至产生怀疑，虽然那时时兴陪斗，但我和赵老疙瘩风马牛不相干呀。
我想说出我的疑问，但我没说出口，也不敢反抗，任由她用麻绳将我的双臂反绑。
绑的不是很紧，也不是日常所见到的批斗会上那种五花大绑，而只是将我的手腕在背后捆到了一起，不过我的手是不能动弹了。
赵小凤捆完了我，然后关灯，关门，背着卡宾枪押着我，离开了大队部。
天仍然黑的什么也看不见，风继续刮着，赵小凤押着我向南走，走了一阵子，我又感觉不对劲，赵老疙瘩家住在村西，可我们走的却是回家的路。
我更加重了怀疑，回头问道：“去哪儿呀？”
“不许说话，老实点。”
我们继续走，不一会，已经到了我和她家共同的小南半街（我和她家住在最村南，我们的家对面已经没有人家，故称南半街），我更不解，便想再说什么，她却不等我说完，便哧哧笑着对我说：“鲁小北，谢谢你陪我走一趟呀，天这么黑，又刮这么大风，我一个不敢走的。”
啊！原来她是因天黑风大不敢走夜路，让我来陪她的。
我要气炸了，但双臂被反绑着，却又奈何她不得。
这时已经到了家门口，我愤怒地：“给我解开。”
“我不，解开你要打我呀，哼！回家让郑老师给你解吧。”
说完竟自跑进了她家的院门，从矮墙上又探出头来说了一句：“绳子明天还给我呀。”
我只好反绑着双臂回到家中。
妈妈仍然在等我，见我双臂反绑，便急急问道：“孩儿，他们怎么批斗你的？一直噘着吗？打你没有？”
我说了实情，妈妈一边为我松绑，一边念道：“这个调皮丫头。”
到了正式召开批斗会的前一天的下午，我比往常提前半个小时到校，侯茹老师说还要在正式开批斗会前再走几遍台。
那时有好多同学是没有午休的习惯的，我们到校时，教室里已经有好多的人。
侯老师还没到，但红卫兵的连长指导员却全到齐了。
我进教室时，赵小凤在看她主持用的稿子，汪海龙则在组织几个红卫兵骨干，积极地一遍又一遍地将已经早我到校的另外四个地富狗崽子押着走上走下。
“鲁小北，快点！就你妈屄的来的最晚。”
汪海龙大声地冲着我叫唤。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想还嘴，但嘴角动了一下，没有出声。
我走过去，便被汪海龙等二人揪住。
我想表现出一点不服气的样子，以保留点面子，但看看其他的四人正象个布娃娃般任人摆弄着，又嗅到今天的气氛，便没敢怎么，而也和他们一样，任汪海龙等人对我揪过来揪过去。
“你们几个，朝墙立正站好”，汪海龙大声叫唤着，命令那四人朝着墙壁罚站，然后又对着其他几个斗争骨干说，“鲁小北迟到，现在专门给他一个人开开小灶。”
赵小凤显的有点不耐烦地又重复了一遍，“把反革命地主崽子鲁小北带上来！”
两个我同班的革命小将，一左一右扭住我的胳膊，在讲台旁边大喝一声：“走！”
于是，我便被这两个个头都比我矮半个头的小子押着走上讲台。
到了讲台中间，二人又共同用力，将我的头使劲往下面按去，按到我的头几乎与膝盖同高了，才特别用力地将我的双臂用力向上抬起来。
于是二人下去了，我便保持了这标准的喷气式姿势噘在那不动了。
“不行”，一个红卫兵女将开口了，“你们两个比鲁小北矮，从带他出场时，就要把他的头按到很低才行，至少不能高于你们，这样不好看，显着革命者还不如反革命者高大呢。”
汪海龙拍手叫起好来，“哎，有道理，有道理，说的就是有道理，你们应该这样”，汪海龙说着，冲着我喊道，“鲁小北，给我滚过来。”
全班的同学都在围观着我，我本来想给汪海龙点颜色看，但一想到他们是以革命的名义对我我实行专政，便没敢怎么样，只是极不情愿地慢吞吞走到汪海龙身边。
汪海龙根本不管不顾我的态度，拉了一个红卫兵，二人一起，重新扭着我的手臂，按着我的脖子，汪海龙一边做还一边讲解，“你，象我这样，按他这，哎，对对，就这样”，我的头被用力地向下压去，压到几乎与腰等高了。
我只能看到我自己的脚和其他同学的脚，不敢抬头，因为真的很羞辱。
将我押到了讲台中间，汪海龙仍然在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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