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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在大街上，如果你骑的是雌马，或者是幼马，那你就太掉价了。肯定逛一趟街回来，就再也没人瞧得起你了。
如果一个时代牛到连老百姓都争相拿宝马来攀比，我想，这个时代肯定是真的富了。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于上层建筑。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关心的上层建筑，无非就是社会福利及养老医疗等制度。更奢想的想法就是，哪天突然心情不爽，站在大街上骂皇帝不被抓，那幸福指数恐怕神仙都要嫉恨了。
事实上，讲民主，爱骂谁就是谁，这不仅仅是汉朝人的奢想，更是两千多年以来，古代中国人最浪漫的遐想。古代中国，特别是文景之治这么美丽的时代里，为何都不能冒出一点气息。我想，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探究的问题。但是这个宏大历史社会问题，还是留给象牙塔里的老学究去弄吧。现在，我只关心的是，文景之治的魅力和良心。
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皇帝或时代，要想在历中上光耀千古，不仅是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之父管仲曾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通俗地讲，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那么，对于汉朝人来说，何为礼节，相信礼学大师叔孙通及其弟子已经给他们解释得相当清楚了。不过，汉朝人的荣辱观，与今天我们讲的八荣八耻是两码事。在我看来，汉朝人所谓荣辱，无非就是少受点皮肉之罪。
曾忆否，秦始皇焚书坑儒，天下刑罚，犹如枷锁脚镣，天下无不呼吸艰难，寸步难行。我想，秦朝诸种苛政，不叫良心，而叫黑心。到了赢胡亥当皇帝时，甚至可以把他骂做狼心狗肺。然而与之相反，自高祖以来，几任皇帝，包括吕雉在内，都在做一个民心工程：减少刑罚。
但是，能够真正的将汉朝人从苛刑彻底解放出来的人，正是刘启。刘启登基初始，曾经认为刘恒对相关刑罚减得不够。于是他规定，罪犯应该打五百鞭的，改打三百鞭；应打三百鞭的，改打二百鞭。可是，十二年之后，刘启发现，他改得还不够，必须继续改。因为，这些该打三百鞭和两百鞭的，不是被打死，就是打成残废。这跟活活杀人有何区别？
于是，公元前144年，刘启再下诏：凡是罪该打三百鞭的，减为二百；该打二百鞭的，改为一百。别以为各少一百，如果刘启只改到此步的话，汉朝真还不知有多少残废。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问题就出在鞭棍和打法上。
之前，汉朝的对罪犯都是大棍侍候，而且是直打后背，不打折扣。如此打法，不要说人，就是拉来一头大象，恐怕也要被打成残废。于是乎，刘启重新颁布了一条新法：鞭棍执行法。
该法是这样规定的：鞭打只能用竹棍（竹棍比木棍实力弱）；竹棍的标准是，一端直径一寸，末梢则薄半寸（直径大，压力肯定大）；鞭打时，只打屁股（打背部伤内脏），一口气打到底，中途不准换人（傻瓜都知道换人力气足，打死人更快）。
什么叫良心？这就是良心。
如果那时的一个汉朝人站在你面前，你要问他：你幸福吗？他或许这样回答：幸福。如果再你问：你幸福在哪里？他会这样说：有饭吃，有钱花，有房住，失业率低，还有宝马开。犯罪了，还少挨打，忍忍就可以回家了。手痒了，还可以跑去雁门郡参军，保家卫国打匈奴。
我想，仅以上汉朝人一席关于幸福指数的话，足可地道地诠释文景之治的魅力和良心。事实上，文景之治，哺出来的不是一只花翅膀的蝴蝶。而是一只高翅展飞，傲视天下小的雄鹰。
这只雄鹰的名字就叫：汉武大帝！
只要在大街上，如果你骑的是雌马，或者是幼马，那你就太掉价了。肯定逛一趟街回来，就再也没人瞧得起你了。
如果一个时代牛到连老百姓都争相拿宝马来攀比，我想，这个时代肯定是真的富了。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于上层建筑。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关心的上层建筑，无非就是社会福利及养老医疗等制度。更奢想的想法就是，哪天突然心情不爽，站在大街上骂皇帝不被抓，那幸福指数恐怕神仙都要嫉恨了。
事实上，讲民主，爱骂谁就是谁，这不仅仅是汉朝人的奢想，更是两千多年以来，古代中国人最浪漫的遐想。古代中国，特别是文景之治这么美丽的时代里，为何都不能冒出一点气息。我想，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探究的问题。但是这个宏大历史社会问题，还是留给象牙塔里的老学究去弄吧。现在，我只关心的是，文景之治的魅力和良心。
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皇帝或时代，要想在历中上光耀千古，不仅是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之父管仲曾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通俗地讲，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那么，对于汉朝人来说，何为礼节，相信礼学大师叔孙通及其弟子已经给他们解释得相当清楚了。不过，汉朝人的荣辱观，与今天我们讲的八荣八耻是两码事。在我看来，汉朝人所谓荣辱，无非就是少受点皮肉之罪。
曾忆否，秦始皇焚书坑儒，天下刑罚，犹如枷锁脚镣，天下无不呼吸艰难，寸步难行。我想，秦朝诸种苛政，不叫良心，而叫黑心。到了赢胡亥当皇帝时，甚至可以把他骂做狼心狗肺。然而与之相反，自高祖以来，几任皇帝，包括吕雉在内，都在做一个民心工程：减少刑罚。
但是，能够真正的将汉朝人从苛刑彻底解放出来的人，正是刘启。刘启登基初始，曾经认为刘恒对相关刑罚减得不够。于是他规定，罪犯应该打五百鞭的，改打三百鞭；应打三百鞭的，改打二百鞭。可是，十二年之后，刘启发现，他改得还不够，必须继续改。因为，这些该打三百鞭和两百鞭的，不是被打死，就是打成残废。这跟活活杀人有何区别？
于是，公元前144年，刘启再下诏：凡是罪该打三百鞭的，减为二百；该打二百鞭的，改为一百。别以为各少一百，如果刘启只改到此步的话，汉朝真还不知有多少残废。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问题就出在鞭棍和打法上。
之前，汉朝的对罪犯都是大棍侍候，而且是直打后背，不打折扣。如此打法，不要说人，就是拉来一头大象，恐怕也要被打成残废。于是乎，刘启重新颁布了一条新法：鞭棍执行法。
该法是这样规定的：鞭打只能用竹棍（竹棍比木棍实力弱）；竹棍的标准是，一端直径一寸，末梢则薄半寸（直径大，压力肯定大）；鞭打时，只打屁股（打背部伤内脏），一口气打到底，中途不准换人（傻瓜都知道换人力气足，打死人更快）。
什么叫良心？这就是良心。
如果那时的一个汉朝人站在你面前，你要问他：你幸福吗？他或许这样回答：幸福。如果再你问：你幸福在哪里？他会这样说：有饭吃，有钱花，有房住，失业率低，还有宝马开。犯罪了，还少挨打，忍忍就可以回家了。手痒了，还可以跑去雁门郡参军，保家卫国打匈奴。
我想，仅以上汉朝人一席关于幸福指数的话，足可地道地诠释文景之治的魅力和良心。事实上，文景之治，哺出来的不是一只花翅膀的蝴蝶。而是一只高翅展飞，傲视天下小的雄鹰。
这只雄鹰的名字就叫：汉武大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