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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不暇,何至会给他呢?我们提倡厚黑救国,这是用厚黑以保卫四万万人之私利,当然得四万万人之赞助,当然成功。
昔人云“文章报国”文章非我所知,我所知者,厚黑而已。自今以往,请以厚黑报国。厚黑经曰:“我非厚黑之道,不敢陈于国人之前,故众人莫如我爱国也。”叫我不讲厚黑,等于叫孔孟不讲仁义,试问:能乎不能?我自问:生平有功于世道人心者,全在明厚黑学,抱此绝学而不公之于世,是为怀宝迷邦,岂非不仁之甚乎!李宗吾曰:“鄙人圣之厚黑者也。夫天未欲中国复兴也,如欲中国复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吾何为不讲厚黑哉?”
昔人诗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众人都说饭好吃,哪个知道种田人的艰难?众人都说厚黑学适用,哪个知道明人的艰难?我那部厚黑学,可说字字皆辛苦。
我这门学问,将来一定要成为专科,或许还要设专门大学来研究。我打算把明之经过和我同研究的人写出来,后人如仿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做一部厚黑学案,才寻得出材料,抑或与我建厚黑庙,才有配享人物。
旧友黄敬临,在成都街上遇着我,说道:“多年不见了,听说你要建厚黑庙,我是十多年以前就拜了门的,请把我写一段上去,将来也好配享。”我说:“不必再写,你看论语上的林放,见着孔子,只问了‘礼之本’,三个字,直到而今,还高坐孔庙中吃冷猪肉。你既有志斯道,即此一度谈话,已足配享而有余。”敬临又说:“我今年已经62岁了,因为钦佩你的学问,不惜拜在门下。我说:“难道我的岁数比你小,就够不上与你当先生吗?我把你收列门墙,就是你莫大之幸,将来在你的自撰年谱上,写一笔‘吾师李宗吾先生’,也就比‘前清诰封某某大夫’,光荣多了。”
往年同县罗伯康致我信说道:“许多人说你讲厚黑学,我逢人辩白,说你不厚不黑。”我复信道:“我明厚黑学,私淑弟子遍天下,我曰‘厚黑先生’,与我书者以作上款,我复书以作下款,自觉此等称谓,较之文成公、文正公光荣多矣。俯仰千古,常以自豪。不谓足下乃逢人说我不厚不黑,我果何处开罪足下,而足下乃以此报我耶?呜呼伯康,相知有年,何竟自甘原壤,尚其留意尊胫,免遭尼山之杖!”近日许多人劝我不必再讲厚黑学。嗟乎!滔滔天下,何原壤之多也!
从前表的厚黑传习录,是记载我与众人的谈话,此次的丛话,是把传习录扩大之。我从前各种文字,许多人都未看过,今把他全行拆散来,与现在的新感想混合写之。此次的丛话,是随笔体裁,内容包含五种:(1)厚黑史观;(2)厚黑哲理;(3)厚黑学之应用;(4)厚黑学辩证法;(5)厚黑学明史。我只随意写去,不过未分门类罢了。
人问:“既是如此,你何不分类写之,何必这样杂乱无章的写?我说:著书的体裁分两种,一是教科书体,一是语录体。凡一种专门学问生,最初是语录体,如孔子之论语,释迦之佛经,六祖之坛经,朱明诸儒之语录,都是门人就本师口中所说者笔记下来。老子手著之道德经,可说是自写的语录。后人研究他们的学问,才整理出来,分出门类,成为教科书方式。厚黑学是新明的专门学问,当然用语录体写出。
宋儒自称:“满腔子是恻隐。”而我则:“满腔子是厚黑。”要我讲,不知从何处讲起,只好随缘说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口中如何说,笔下就如何写。或谈古事,或谈时局,或谈学术,或追述生平琐事,高兴时就写,不高兴就不写。或长长地写一篇,或短短地写几句,或概括地说,或具体地说,总是随其兴之所至,不受任何拘束,才能把我整个思想写得出来。
我们用厚黑史观去看社会,社会就成为透明体,既把社会真相看出,就可想出改良社会的办法。我对于经济、政治、外交,与夫学制等等,都有一种主张,而此种主张,皆基于我所谓厚黑哲理。我这个丛话,可说是拉杂极了,仿佛是一个大山,满山的昆虫鸟兽、草木土石等等,是极不规则的。惟其不规则,才是天然的状态。如果把他整理得厘然秩序,极有规则,就成为公园的形式,好固然是好,然而参加了人工,非复此山的本来面目。我把我胸中的见解,好好歹歹,和盘托出,使山的全体表现,有志斯道者,加以整理,不足者补充之,冗芜者删削之,错误者改正之。开辟成公园也好,在山上采取木石,另建一个房子也好,抑或捉几个雀儿,采些花草,拿回家中赏玩也好。如能大规模的开采矿物则更好。再不然,在山上挖点药去医病,检点牛犬粪去肥田,也未尝不好。我明厚黑学,犹如瓦特明蒸汽,后人拿去纺纱织布也好,行驶轮船、火车也好,开办任何工业都好。我讲的厚黑哲理,无施不可,深者见深,浅者见浅。有能得我之一体,引而伸之,就可独成一派。孔教分许多派,佛教分许多派,将来我这厚黑教,也要分许多派。
写文字,全是兴趣,兴趣来了,如兔起鹃落,稍纵即逝。我写文字的时候,引用某事或某种学说,而案头适无此书,就用苏东城“想当然耳”的办法,依稀恍惚的写去,以免打断兴趣。写此类文字与讲考据不同,乃是心中有一种见解,平空白地,无从说起,只好借点事物来说,引用某事某说,犹如使用家伙一般,把别人的偶尔借来用用,若无典故可用,就杜撰一个来用,也无不可。
庄子寓言,是他胸中有一种见解,特借鲲鹏野马、渔父盗跖以写之,只求将胸中所见达出。至鲲鹏野马,果否有此物,渔父盗跖,是否有此人,皆非所问。胸中所见者,主人也。鲲鹏野马,渔父盗跖,皆寓舍也。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读诗当如是,读庄子当如是,读厚黑学也当如是。
昔人谓:“文王周公,繁易,彖辞爻辞,取其象,亦偶触其机,假令易,而为之,其机之所触少变,则其辞之取象亦少异矣。”达哉所言!战国策士,如苏秦诸人,平日把人情世故揣摹纯熟,其游说人主也,随便引一故事或设一个比喻,机趣横生,头头是道,其途径与庄之寓言,易之取象无异。宋儒初读儒书,继则出入佛老,精研有得,自己的思想已经成了一个系统,然后退而注孔子之书,借以明其胸中之理,于是孔门诸书,皆成为宋儒之鲲鹏野马,渔父盗跖。而清代考据家,乃据训诂本义,字字讥弹之,其解释字义固是,而宋儒所说之道理,也未尝不是。九方皋相马,在牝牡骊黄之外。知此义者,始可以读朱子之四书集注。无如毛西河诸人不悟,刺刺不休。嗟乎!厚黑界中,九方皋何其少,而毛西河诸人何其多也!
研究宋学者,离不得宋儒语录。然语录出自门人所记,有许多靠不住,前人已言之。明朝王学,号称极盛,然阳明手著之书无多,欲求王氏之学,只有求之传习录及龙溪诸子所记,而天泉证道一夕话,为王门极大争点。我尝说“四有四无”之语,假使阳明能够亲手写出,岂不少去许多纠葛。大学“格物致知”四字,解释者有几十种说法。假使曾子当日记孔子之言,于此四字下加一二句解释,不但这几十种说法不会有,而且朱学与王学争执也无自而起。我在重庆有个姓王的朋友,对我说道:“你先生谈话很有妙趣,我改天邀几个朋友来谈谈,把你的谈话笔记下来。”我听了,大骇,这样一来,岂不成了宋明诸儒的语录吗!万一我门下出了一个曾子,摹仿大学那种笔法,简简单单的写出,将来厚黑学案中,岂不又要生许多争执吗?于是我赶急仿照我家“聃大公”的办法,手写语录,名曰厚黑丛话,谢绝私人谈话,以示大道无私之意。将来如有人说“我亲闻厚黑教主如何说”你们万不可听信。经我这样的声明,绝不会再有天泉证道这种疑案了。我每谈一理,总是反反复复的解说,宁肯重复,不肯简略,后人再不会像“格物致和”四字,生出许多奇异的解释。鄙人之于厚黑学也,可谓尽心焉耳矣。噫!一衣一钵,传之者谁乎!
持之不暇,何至会给他呢?我们提倡厚黑救国,这是用厚黑以保卫四万万人之私利,当然得四万万人之赞助,当然成功。
昔人云“文章报国”文章非我所知,我所知者,厚黑而已。自今以往,请以厚黑报国。厚黑经曰:“我非厚黑之道,不敢陈于国人之前,故众人莫如我爱国也。”叫我不讲厚黑,等于叫孔孟不讲仁义,试问:能乎不能?我自问:生平有功于世道人心者,全在明厚黑学,抱此绝学而不公之于世,是为怀宝迷邦,岂非不仁之甚乎!李宗吾曰:“鄙人圣之厚黑者也。夫天未欲中国复兴也,如欲中国复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吾何为不讲厚黑哉?”
昔人诗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众人都说饭好吃,哪个知道种田人的艰难?众人都说厚黑学适用,哪个知道明人的艰难?我那部厚黑学,可说字字皆辛苦。
我这门学问,将来一定要成为专科,或许还要设专门大学来研究。我打算把明之经过和我同研究的人写出来,后人如仿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做一部厚黑学案,才寻得出材料,抑或与我建厚黑庙,才有配享人物。
旧友黄敬临,在成都街上遇着我,说道:“多年不见了,听说你要建厚黑庙,我是十多年以前就拜了门的,请把我写一段上去,将来也好配享。”我说:“不必再写,你看论语上的林放,见着孔子,只问了‘礼之本’,三个字,直到而今,还高坐孔庙中吃冷猪肉。你既有志斯道,即此一度谈话,已足配享而有余。”敬临又说:“我今年已经62岁了,因为钦佩你的学问,不惜拜在门下。我说:“难道我的岁数比你小,就够不上与你当先生吗?我把你收列门墙,就是你莫大之幸,将来在你的自撰年谱上,写一笔‘吾师李宗吾先生’,也就比‘前清诰封某某大夫’,光荣多了。”
往年同县罗伯康致我信说道:“许多人说你讲厚黑学,我逢人辩白,说你不厚不黑。”我复信道:“我明厚黑学,私淑弟子遍天下,我曰‘厚黑先生’,与我书者以作上款,我复书以作下款,自觉此等称谓,较之文成公、文正公光荣多矣。俯仰千古,常以自豪。不谓足下乃逢人说我不厚不黑,我果何处开罪足下,而足下乃以此报我耶?呜呼伯康,相知有年,何竟自甘原壤,尚其留意尊胫,免遭尼山之杖!”近日许多人劝我不必再讲厚黑学。嗟乎!滔滔天下,何原壤之多也!
从前表的厚黑传习录,是记载我与众人的谈话,此次的丛话,是把传习录扩大之。我从前各种文字,许多人都未看过,今把他全行拆散来,与现在的新感想混合写之。此次的丛话,是随笔体裁,内容包含五种:(1)厚黑史观;(2)厚黑哲理;(3)厚黑学之应用;(4)厚黑学辩证法;(5)厚黑学明史。我只随意写去,不过未分门类罢了。
人问:“既是如此,你何不分类写之,何必这样杂乱无章的写?我说:著书的体裁分两种,一是教科书体,一是语录体。凡一种专门学问生,最初是语录体,如孔子之论语,释迦之佛经,六祖之坛经,朱明诸儒之语录,都是门人就本师口中所说者笔记下来。老子手著之道德经,可说是自写的语录。后人研究他们的学问,才整理出来,分出门类,成为教科书方式。厚黑学是新明的专门学问,当然用语录体写出。
宋儒自称:“满腔子是恻隐。”而我则:“满腔子是厚黑。”要我讲,不知从何处讲起,只好随缘说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口中如何说,笔下就如何写。或谈古事,或谈时局,或谈学术,或追述生平琐事,高兴时就写,不高兴就不写。或长长地写一篇,或短短地写几句,或概括地说,或具体地说,总是随其兴之所至,不受任何拘束,才能把我整个思想写得出来。
我们用厚黑史观去看社会,社会就成为透明体,既把社会真相看出,就可想出改良社会的办法。我对于经济、政治、外交,与夫学制等等,都有一种主张,而此种主张,皆基于我所谓厚黑哲理。我这个丛话,可说是拉杂极了,仿佛是一个大山,满山的昆虫鸟兽、草木土石等等,是极不规则的。惟其不规则,才是天然的状态。如果把他整理得厘然秩序,极有规则,就成为公园的形式,好固然是好,然而参加了人工,非复此山的本来面目。我把我胸中的见解,好好歹歹,和盘托出,使山的全体表现,有志斯道者,加以整理,不足者补充之,冗芜者删削之,错误者改正之。开辟成公园也好,在山上采取木石,另建一个房子也好,抑或捉几个雀儿,采些花草,拿回家中赏玩也好。如能大规模的开采矿物则更好。再不然,在山上挖点药去医病,检点牛犬粪去肥田,也未尝不好。我明厚黑学,犹如瓦特明蒸汽,后人拿去纺纱织布也好,行驶轮船、火车也好,开办任何工业都好。我讲的厚黑哲理,无施不可,深者见深,浅者见浅。有能得我之一体,引而伸之,就可独成一派。孔教分许多派,佛教分许多派,将来我这厚黑教,也要分许多派。
写文字,全是兴趣,兴趣来了,如兔起鹃落,稍纵即逝。我写文字的时候,引用某事或某种学说,而案头适无此书,就用苏东城“想当然耳”的办法,依稀恍惚的写去,以免打断兴趣。写此类文字与讲考据不同,乃是心中有一种见解,平空白地,无从说起,只好借点事物来说,引用某事某说,犹如使用家伙一般,把别人的偶尔借来用用,若无典故可用,就杜撰一个来用,也无不可。
庄子寓言,是他胸中有一种见解,特借鲲鹏野马、渔父盗跖以写之,只求将胸中所见达出。至鲲鹏野马,果否有此物,渔父盗跖,是否有此人,皆非所问。胸中所见者,主人也。鲲鹏野马,渔父盗跖,皆寓舍也。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读诗当如是,读庄子当如是,读厚黑学也当如是。
昔人谓:“文王周公,繁易,彖辞爻辞,取其象,亦偶触其机,假令易,而为之,其机之所触少变,则其辞之取象亦少异矣。”达哉所言!战国策士,如苏秦诸人,平日把人情世故揣摹纯熟,其游说人主也,随便引一故事或设一个比喻,机趣横生,头头是道,其途径与庄之寓言,易之取象无异。宋儒初读儒书,继则出入佛老,精研有得,自己的思想已经成了一个系统,然后退而注孔子之书,借以明其胸中之理,于是孔门诸书,皆成为宋儒之鲲鹏野马,渔父盗跖。而清代考据家,乃据训诂本义,字字讥弹之,其解释字义固是,而宋儒所说之道理,也未尝不是。九方皋相马,在牝牡骊黄之外。知此义者,始可以读朱子之四书集注。无如毛西河诸人不悟,刺刺不休。嗟乎!厚黑界中,九方皋何其少,而毛西河诸人何其多也!
研究宋学者,离不得宋儒语录。然语录出自门人所记,有许多靠不住,前人已言之。明朝王学,号称极盛,然阳明手著之书无多,欲求王氏之学,只有求之传习录及龙溪诸子所记,而天泉证道一夕话,为王门极大争点。我尝说“四有四无”之语,假使阳明能够亲手写出,岂不少去许多纠葛。大学“格物致知”四字,解释者有几十种说法。假使曾子当日记孔子之言,于此四字下加一二句解释,不但这几十种说法不会有,而且朱学与王学争执也无自而起。我在重庆有个姓王的朋友,对我说道:“你先生谈话很有妙趣,我改天邀几个朋友来谈谈,把你的谈话笔记下来。”我听了,大骇,这样一来,岂不成了宋明诸儒的语录吗!万一我门下出了一个曾子,摹仿大学那种笔法,简简单单的写出,将来厚黑学案中,岂不又要生许多争执吗?于是我赶急仿照我家“聃大公”的办法,手写语录,名曰厚黑丛话,谢绝私人谈话,以示大道无私之意。将来如有人说“我亲闻厚黑教主如何说”你们万不可听信。经我这样的声明,绝不会再有天泉证道这种疑案了。我每谈一理,总是反反复复的解说,宁肯重复,不肯简略,后人再不会像“格物致和”四字,生出许多奇异的解释。鄙人之于厚黑学也,可谓尽心焉耳矣。噫!一衣一钵,传之者谁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