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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原始人类，浑浑噩噩，无有组织，成为无政府状态，文明人则有组织，有政府，克鲁泡特金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
我们生在文明社会中，要考察人类心理真相，有两个方法：（1）一部二十五史，是人类心理留下的影像，我们熟察历史事迹，既可见人类心理真相，这是本书前面业已说明了的；（2）凡物体，每一分子的性质，与全物体的性质是相同的，社会是积人而成的，人身是社会之一分子，我们把身体之组织法运用到社会上，一定成为一个很好的社会。
治国采用互竞主义有流弊，采用互助主义，也有流弊，必须采用合力主义。人身之组织，既是合力主义，身体是许多细胞构成，每一细胞都有知觉，等于国中之人民，大脑等于中央政府，全身神经，都可直达于脑，等于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人的力线，都可直达中央，成为合力之政府。目不与耳竞争，口不与鼻竞争，手不与足竞争，双方之间非常调协，故达尔文之互竞主义用不着；目不须耳之帮助而能视，口不须鼻之帮助而能言，手不须足之帮助而能执持，个个独立，自由表现其能力，克鲁泡特金之互助主义，也用不着。目尽其视之能力，耳尽其听之能力，口鼻手足，亦各尽各之能力，把各种能力，集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健全之身体，是之谓合力主义。我国古人有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已经见了这个原则。
国有中央政府，有地方政府，人身亦然。我们的脚被蚊子咬了，脚政府报告脑政府，立派右手来，把蚊子打死。万一右手被蚊子咬，自己无法办理，报告脑政府，立派左手来，把蚊子打死。有时睡着了，脑政府失其作用，额上被蚊子咬，延髓脊髓政府代行职务，电知手政府把蚊子打死，脑政府还不知道。耳鼻为寒气所侵，温度降低，各处本救灾恤邻之道，输送血液来救济，于是耳鼻就呈红色。万一天气太寒，输送了许多血液，寒气仍进逼不已，各地方政府协商道：“我们再输送血液去，仍无济于事，只好各守防地，把输送到耳的血液，与他截留了。”于是耳鼻就呈青白色。
我说至此处，一定有人起而质问道：“你说的救灾恤邻之道，正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他的学说，何尝会错？”我说道：他讲的互助不错，错在无政府主义，必须有了政府，才能谈互助，无政府是不能互助的。举例来说：前清时，我们四川对于云贵各省有协饷，这可说是互助了，满清政府一倒，协饷即停止，这即是无政府即不能互助之明证。并且满清政府一倒，川滇黔即互相战争起来，由此知：在无政府之下，只能生互竞的现象，断不会生互助的现象。
人身有中央政府，有省县市区各种政府，脑中记忆的事，都由各政府转报而来，各政府仍有档案可查，施催眠术的人，是蒙蔽了中央政府，在省县市区政府调阅旧卷，所以人在催眠中，能将平素所做之事说出，而醒来时又全不知道。疯人胡言乱语，这是脑政府受病，中央政府失了作用，省县市区政府，乱号令。所以疯人说的话，都是他平日的事，不过莫得中央政府统一指挥，故话不连贯；夜间做梦，是中央政府休职，各处政府的人，跳上中央舞台来了，人一醒，中央政府复职，他们立即躲藏。有时中央政府也能察觉，故梦中的事，也能略记一二。我们可以说：疯狂和做梦，都是讲无政府主义的。
古来亡国之时，许多人说要死节，及到临头，忽然战栗退缩。因为想死节，是出于理智，从脑中出，是中央政府的命令；战栗退缩，是肌肉收缩，是全国人民不愿意。文天祥一流人，从容就死，是平日厉行军国民教育，人民与中央政府，业已行动一致了。许多人平日讲不好色，及至美色当前，又情不自禁，因为不好色是脑政府的主张，情不自禁，是身体他部分的主张。我们走路，心中想朝某方走，最初一二步注意，以后即无须注意，自然会向前走去，这回是中央政府布号令后，人民依着命令做去，如果步步注意，等于地方上事事要劳中央政府，那就不胜其烦了。我们每日有许多无意识的动作，都是这个原因。古人作诗，无意中得佳句，疑有神助。大醉后写出之字，比醒时更好，这是由于中央政府平日把人民训练好了，遇有事来，不需中央指挥，人民自动作出之事，比中央指挥办理还要好些。心理学书上，有所谓“下意识”者，盖指除政府以外其他政府而言。
理智从脑而出，能辨别事理，**从五官百骸而出，是盲目的，故目好色，耳好声，身体肌肤好愉快，往往与脑之主张相违反。古代哲学家，如希腊的柏拉图等，和中国的程朱等，都是崇奉理智，抑制**。例如程子说：“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又把韩昌黎“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二语，极力称赞，只要脑中自认为真理，就可把五官百骸置之死地，与暴君之**是一样。所以这样学说昌明时代，也即是君权极盛时代。后来君主打倒了，民主主义出现，同时学说上也盛行**主义，纵肆耳目之欲，任意盲动，无所谓理智，等于政治上之暴民**。我们读历史，看出一种通例：君主时代，政府压制人民，同时哲学家即崇理智而抑**，民主时代，人民敌视政府，同时哲学家即重**而轻理智。
据上面之研究，可知身体之组织，与国家之组织是很相同的，我们返观吾身，知道脑与五官百骸是很调协的，即知道：我们创设一种学说，必使理智与**相调协，不能凭着脑之空想，以虐苦五官百骸，亦不能放纵五官百骸，而不受理智之裁判。建设一个国家，必使政府与人民调协，不能凭着脑政府之威力压制人民；而为人民者，亦不能对政府取敌视行为。吾身之组织，每一神经俱可直达于脑，故脑为神经之总汇处，与五官百骸，不言调协而自然调协。因此每一人民之力线，必使之可以径达中央，中央为全国力线之总汇处，政府与人民，不用调协而自然调协。能这样的办理，即是合力主义，才可以救达尔文和克鲁泡特金两说之弊，而与天然之理相合。
达尔文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原始人类，浑浑噩噩，无有组织，成为无政府状态，文明人则有组织，有政府，克鲁泡特金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
我们生在文明社会中，要考察人类心理真相，有两个方法：（1）一部二十五史，是人类心理留下的影像，我们熟察历史事迹，既可见人类心理真相，这是本书前面业已说明了的；（2）凡物体，每一分子的性质，与全物体的性质是相同的，社会是积人而成的，人身是社会之一分子，我们把身体之组织法运用到社会上，一定成为一个很好的社会。
治国采用互竞主义有流弊，采用互助主义，也有流弊，必须采用合力主义。人身之组织，既是合力主义，身体是许多细胞构成，每一细胞都有知觉，等于国中之人民，大脑等于中央政府，全身神经，都可直达于脑，等于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人的力线，都可直达中央，成为合力之政府。目不与耳竞争，口不与鼻竞争，手不与足竞争，双方之间非常调协，故达尔文之互竞主义用不着；目不须耳之帮助而能视，口不须鼻之帮助而能言，手不须足之帮助而能执持，个个独立，自由表现其能力，克鲁泡特金之互助主义，也用不着。目尽其视之能力，耳尽其听之能力，口鼻手足，亦各尽各之能力，把各种能力，集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健全之身体，是之谓合力主义。我国古人有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已经见了这个原则。
国有中央政府，有地方政府，人身亦然。我们的脚被蚊子咬了，脚政府报告脑政府，立派右手来，把蚊子打死。万一右手被蚊子咬，自己无法办理，报告脑政府，立派左手来，把蚊子打死。有时睡着了，脑政府失其作用，额上被蚊子咬，延髓脊髓政府代行职务，电知手政府把蚊子打死，脑政府还不知道。耳鼻为寒气所侵，温度降低，各处本救灾恤邻之道，输送血液来救济，于是耳鼻就呈红色。万一天气太寒，输送了许多血液，寒气仍进逼不已，各地方政府协商道：“我们再输送血液去，仍无济于事，只好各守防地，把输送到耳的血液，与他截留了。”于是耳鼻就呈青白色。
我说至此处，一定有人起而质问道：“你说的救灾恤邻之道，正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他的学说，何尝会错？”我说道：他讲的互助不错，错在无政府主义，必须有了政府，才能谈互助，无政府是不能互助的。举例来说：前清时，我们四川对于云贵各省有协饷，这可说是互助了，满清政府一倒，协饷即停止，这即是无政府即不能互助之明证。并且满清政府一倒，川滇黔即互相战争起来，由此知：在无政府之下，只能生互竞的现象，断不会生互助的现象。
人身有中央政府，有省县市区各种政府，脑中记忆的事，都由各政府转报而来，各政府仍有档案可查，施催眠术的人，是蒙蔽了中央政府，在省县市区政府调阅旧卷，所以人在催眠中，能将平素所做之事说出，而醒来时又全不知道。疯人胡言乱语，这是脑政府受病，中央政府失了作用，省县市区政府，乱号令。所以疯人说的话，都是他平日的事，不过莫得中央政府统一指挥，故话不连贯；夜间做梦，是中央政府休职，各处政府的人，跳上中央舞台来了，人一醒，中央政府复职，他们立即躲藏。有时中央政府也能察觉，故梦中的事，也能略记一二。我们可以说：疯狂和做梦，都是讲无政府主义的。
古来亡国之时，许多人说要死节，及到临头，忽然战栗退缩。因为想死节，是出于理智，从脑中出，是中央政府的命令；战栗退缩，是肌肉收缩，是全国人民不愿意。文天祥一流人，从容就死，是平日厉行军国民教育，人民与中央政府，业已行动一致了。许多人平日讲不好色，及至美色当前，又情不自禁，因为不好色是脑政府的主张，情不自禁，是身体他部分的主张。我们走路，心中想朝某方走，最初一二步注意，以后即无须注意，自然会向前走去，这回是中央政府布号令后，人民依着命令做去，如果步步注意，等于地方上事事要劳中央政府，那就不胜其烦了。我们每日有许多无意识的动作，都是这个原因。古人作诗，无意中得佳句，疑有神助。大醉后写出之字，比醒时更好，这是由于中央政府平日把人民训练好了，遇有事来，不需中央指挥，人民自动作出之事，比中央指挥办理还要好些。心理学书上，有所谓“下意识”者，盖指除政府以外其他政府而言。
理智从脑而出，能辨别事理，**从五官百骸而出，是盲目的，故目好色，耳好声，身体肌肤好愉快，往往与脑之主张相违反。古代哲学家，如希腊的柏拉图等，和中国的程朱等，都是崇奉理智，抑制**。例如程子说：“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又把韩昌黎“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二语，极力称赞，只要脑中自认为真理，就可把五官百骸置之死地，与暴君之**是一样。所以这样学说昌明时代，也即是君权极盛时代。后来君主打倒了，民主主义出现，同时学说上也盛行**主义，纵肆耳目之欲，任意盲动，无所谓理智，等于政治上之暴民**。我们读历史，看出一种通例：君主时代，政府压制人民，同时哲学家即崇理智而抑**，民主时代，人民敌视政府，同时哲学家即重**而轻理智。
据上面之研究，可知身体之组织，与国家之组织是很相同的，我们返观吾身，知道脑与五官百骸是很调协的，即知道：我们创设一种学说，必使理智与**相调协，不能凭着脑之空想，以虐苦五官百骸，亦不能放纵五官百骸，而不受理智之裁判。建设一个国家，必使政府与人民调协，不能凭着脑政府之威力压制人民；而为人民者，亦不能对政府取敌视行为。吾身之组织，每一神经俱可直达于脑，故脑为神经之总汇处，与五官百骸，不言调协而自然调协。因此每一人民之力线，必使之可以径达中央，中央为全国力线之总汇处，政府与人民，不用调协而自然调协。能这样的办理，即是合力主义，才可以救达尔文和克鲁泡特金两说之弊，而与天然之理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