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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帝有些想不通，沈莫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通情达理了，他的脑袋没磕到的话，难道是他良心发现，突然间懂得为君分忧了？
这事景帝琢磨了片刻，就没有再去多想，反正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其他的，都是不需要放在心头的小事了。
就这样，卫衍从此开始了每日上午去文书库与纸墨文档亲热，下午回到宫里被景帝当作猪一样圈养的，两极对比非常严重的生活。
至于景帝自己，就没有卫衍这么好命，他每日的行程永远单调如下：上午有朝会的时候上朝会，无朝会的时候召集众臣在昭仁殿或者御书房议事，下午基本上用来批改奏折，间或召见召见诸如来谢恩，来辞行，来哭诉，来找麻烦要求单独觐见的臣子，晚上的安排要看情况，忙的时候，他就继续与奏折为伴几个时辰，闲的时候，他就找些娱乐来消遣消遣，或者去后宫散散心。当然，有了卫衍后，他连去后宫散心的时间也没了。
而且景帝闲的时候实际上很少，这时候的朝臣，书写奏折废话很多，除了军国大事民生要务之外，很多臣子连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上奏，而且常常引经据典洋洋洒洒离题万里不知所云，有些朝臣还动不动就要显摆显摆文笔，秀一秀书法，来个万言书，直接导致了景帝每日要批改的奏折数量着实巨大。
景帝四岁登基，十八岁亲政，目前也就十九岁过半多一点。
多年的帝王教育、帝王生涯早就让他明白，一个帝王想要坐稳江山号令天下，有没有能力其实并不重要，是不是真的礼贤下士勤政爱民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凡事要占据大义的名分，然后该做的姿态绝对要做到位。
大义这东西很玄妙。力量对比悬殊的时候很需要，大义的名分可以让力量薄弱的一方瞬间变强。力量占了绝对优势的时候依旧少不了，有了大义这块遮羞布，事成善后史书记载都可以少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就好比当年他能登基，就是因为他本身就代表了正统，占据了大义，“逆王案”之所以能这么快被平定，就是因为幽王不是正统，没有大义的名分。
景帝这次要清洗内务府，换上自己信得过的人，一怒之下砍了那些他看不顺眼的人的脑袋，固然可行，但是他这么做，难免会留下暴虐的恶名，而同样是清洗换人，肃清吏治无疑就是这么一个极为好用的大义借口。
无论是在朝中还是将来在史书上，这都是一个让人不敢辩驳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至于这场清洗本来的缘由，又有谁敢来深究？
至于姿态，礼贤下士的姿态景帝一向做得很到位，唯一的例外大概就是面对卫衍时。
在卫衍面前，他就是懒得装，要把自己最恶劣的一面表现给他看，卫衍再乖顺再服从也没用，反正他就是忍不住要去欺负他，而且欺负的时候从不手软，当然一旦欺负过头了，他又要忍不住去哄卫衍，给他种种补偿，这种莫名其妙的心态，他自己都弄不明白。
最后说到勤政爱民，勤勉之君的称号，景帝自觉受之无愧，反正该做的事他一件都没偷懒过，而且就算是偷懒开溜的时候，对外的说法依然是他在忙于政事，这个姿态绝对是一等一的勤政。
至于爱民嘛，这个并不是由景帝一个人说了算，通常勤政就已经算是爱民的一部分，但是作为君王，景帝在为国为民发生冲突的时候，肯定会选择为国，所以这爱民只能是顺便的，是与其他事情不矛盾的时候，才能首要考虑的，因此厚着脸皮自己给自己冠上爱民的称号，景帝免不了有几分心虚。
不过只要了结了此次的采选事件，景帝觉得自己还是当得起爱民这两个字的，事态发展至此，其实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反正结果最重要。
景帝有些想不通，沈莫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通情达理了，他的脑袋没磕到的话，难道是他良心发现，突然间懂得为君分忧了？
这事景帝琢磨了片刻，就没有再去多想，反正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其他的，都是不需要放在心头的小事了。
就这样，卫衍从此开始了每日上午去文书库与纸墨文档亲热，下午回到宫里被景帝当作猪一样圈养的，两极对比非常严重的生活。
至于景帝自己，就没有卫衍这么好命，他每日的行程永远单调如下：上午有朝会的时候上朝会，无朝会的时候召集众臣在昭仁殿或者御书房议事，下午基本上用来批改奏折，间或召见召见诸如来谢恩，来辞行，来哭诉，来找麻烦要求单独觐见的臣子，晚上的安排要看情况，忙的时候，他就继续与奏折为伴几个时辰，闲的时候，他就找些娱乐来消遣消遣，或者去后宫散散心。当然，有了卫衍后，他连去后宫散心的时间也没了。
而且景帝闲的时候实际上很少，这时候的朝臣，书写奏折废话很多，除了军国大事民生要务之外，很多臣子连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上奏，而且常常引经据典洋洋洒洒离题万里不知所云，有些朝臣还动不动就要显摆显摆文笔，秀一秀书法，来个万言书，直接导致了景帝每日要批改的奏折数量着实巨大。
景帝四岁登基，十八岁亲政，目前也就十九岁过半多一点。
多年的帝王教育、帝王生涯早就让他明白，一个帝王想要坐稳江山号令天下，有没有能力其实并不重要，是不是真的礼贤下士勤政爱民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凡事要占据大义的名分，然后该做的姿态绝对要做到位。
大义这东西很玄妙。力量对比悬殊的时候很需要，大义的名分可以让力量薄弱的一方瞬间变强。力量占了绝对优势的时候依旧少不了，有了大义这块遮羞布，事成善后史书记载都可以少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就好比当年他能登基，就是因为他本身就代表了正统，占据了大义，“逆王案”之所以能这么快被平定，就是因为幽王不是正统，没有大义的名分。
景帝这次要清洗内务府，换上自己信得过的人，一怒之下砍了那些他看不顺眼的人的脑袋，固然可行，但是他这么做，难免会留下暴虐的恶名，而同样是清洗换人，肃清吏治无疑就是这么一个极为好用的大义借口。
无论是在朝中还是将来在史书上，这都是一个让人不敢辩驳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至于这场清洗本来的缘由，又有谁敢来深究？
至于姿态，礼贤下士的姿态景帝一向做得很到位，唯一的例外大概就是面对卫衍时。
在卫衍面前，他就是懒得装，要把自己最恶劣的一面表现给他看，卫衍再乖顺再服从也没用，反正他就是忍不住要去欺负他，而且欺负的时候从不手软，当然一旦欺负过头了，他又要忍不住去哄卫衍，给他种种补偿，这种莫名其妙的心态，他自己都弄不明白。
最后说到勤政爱民，勤勉之君的称号，景帝自觉受之无愧，反正该做的事他一件都没偷懒过，而且就算是偷懒开溜的时候，对外的说法依然是他在忙于政事，这个姿态绝对是一等一的勤政。
至于爱民嘛，这个并不是由景帝一个人说了算，通常勤政就已经算是爱民的一部分，但是作为君王，景帝在为国为民发生冲突的时候，肯定会选择为国，所以这爱民只能是顺便的，是与其他事情不矛盾的时候，才能首要考虑的，因此厚着脸皮自己给自己冠上爱民的称号，景帝免不了有几分心虚。
不过只要了结了此次的采选事件，景帝觉得自己还是当得起爱民这两个字的，事态发展至此，其实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反正结果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