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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应该带着这么宝贵的资料到处跑，你应该把它锁起来，放在你的防火保险柜里面。”
“这以后，我会的。但是我想把它和地下室的手稿原文比较一下。我想知道原文是否真的更容易辨认些。换句话说，我想知道院长将检测出什么？”
“你想看一下原稿？当然可以，如果这令你高兴的话，没问题，让我给地下室的格罗特先生打个电话，让他取出原稿，准备好。然后我们去地下室，你就可亲眼看到了。不过，我告诉你，那东西实在没什么好看的，想试图辨别出一张古代纸草纸上的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自己像杰弗里斯或彼得罗波罗斯那样是个专家。但是，只是看看它，你仍会感到极大的快感——这是一张公元62年载有耶稣兄弟字体、确切字体的手稿。有一天，你将非常自豪地把这事告诉给你的孙辈们。好吧，让我们叫格罗特先生准备好，然后我们下楼去。”
这一切发生在早晨10点钟以前。
现在，在8点10分，兰德尔和惠勒乘坐电梯，下落到克拉斯纳波斯基酒店的地下室。那是一个经过特殊建造的地下室，安全地保存着使“第二次复活”和《国际新约》成为现实的宝贵资料。
自动电梯平稳地停下来，门自动地打开，然后兰德尔跟着惠勒走进了地下室。坐在折椅上的武装安全人员向他们敬礼问好。
他们谈笑着走过阴暗的地下室。他们的鞋子与混凝土地板的摩擦声在地下室的走廊里回荡着。转了个弯，走进第二个走廊时，远方一处耀眼的荧光灯光刺得他们睁不开眼。
“这就是地下室。”惠勒解释说。
在荧光灯附近的方地上，兰德尔可以发现巨大的防火地下室的门开着，可以看到它银色的门闩和黑白相间的保险箱拨号盘。
突然，在地下室的幽深处，闯出一个健壮的男子。他还猛地穿过门，向他们跑来。
兰德尔和惠勒吃了一惊，停下了脚步。兰德尔目瞪口呆，这个男子的遮秃假发歪了，浓密的胡须飞舞着，黑色上衣敞开着，露出了上下跳动的枪套。他就是地下室保管员格罗特先生。
他在他们面前突然停下，呼吸异常沉重。以至于连他想要说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惠勒抓住他的肩膀。“格罗特，到底出了什么事？”
“先生！”格罗特大声叫着，“快！它被偷了！快叫警察！”
惠勒猛烈地摇着他：“混蛋！说英语！快说英语！”
“快，我们需要帮助！”这个粗重的荷兰人喘息着，“我——我们被抢劫了！警察，我们必须快叫警察！”
“混蛋！格罗特，这儿到处都是我们的警察。”惠勒气急败坏地说，“发生了什么事？镇静些，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格罗特大声咳嗽了一阵，最后终于控制住了自己。“手稿，第九号手稿也没了，不见了！它被偷了！”
“你疯了！这绝对不可能！”惠勒大声吼叫着。
“我找遍了每个地方——每个地方。”格罗特低声说，“原来的抽屉里没有，甚至其他的抽屉里也没有，抽屉里没有，哪儿都没有。”
“我不信，”惠勒厉声说，“让我自己看看！”
惠勒急促地向前走去，后面跟着极度恐惧的保管员。
兰德尔慢慢地跟在后面，在头脑中把所有的一切联系起来思索着。
到达地下室的门口后，兰德尔扫一眼这个房子，它大约有20英尺长、10英尺宽，用钢筋混凝土建成。一排排书柜都安有防火防盗的装置。手稿放在这样的地方，再加上那扇厚重的保险铁门和通道上防守的武装警察，若说有文件失窃，几乎是不可能的。
兰德尔不禁被惠勒和地下室保管员的动作吸引住了。
格罗特推出一个个宽宽的、低低的、玻璃顶的抽屉，然后惠勒检查里面的东西。这两个人从一个抽屉移到另一个抽屉，而出版商看去越来越沮丧，越来越生气了。
兰德尔问这间屋子是否还有其他地方可以藏手稿，于是他们又检查了一遍地下室。除左边墙上高处有两个小的透气孔和一排拨号盘和开关外，其它再也没有可以值得探寻的地方了。
兰德尔转过身，看见出版商满脸阴沉，不知所措的粗壮的保管员向他走过去。
“绝不可能丢掉，但他说的又是事实。”惠勒喃喃地说，“第九号手稿不见了！”
“就缺那个？”兰德尔不相信地问。“其它的呢？其它的还在吗？”
“就缺那个，”惠勒说，由于愤怒和沮丧而颤抖着。“其它的都在原处。”他从兰德尔和格罗特中间穿过，去检验巨大的不锈钢门。但它上面没有任何痕迹，也没有油漆剥落，门不可能是被撬开的。
兰德尔对保管员说：“你最后一次看到第九号手稿是在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极度恐惧的格罗特说。“在我晚上关上地下室回家的时候。每天晚上离开前，我要检查一下每个装着手稿的抽屉，确保它仍在那儿，同时以便研究它的情况，这样就可以知道调湿器是否运用恰当。”
惠勒转过身。“自从昨天晚上以后，是否有人来过这里？”
“一个人也没有，没有。”格罗特说，“在您和兰德尔先生来之前。”
“赫尔德林的在这里的警卫怎么样？”兰德尔想知道。
“他们不可能。”保管员说，“他们根本无法破门进入。他们不知道复杂的保险箱的合成密码。”
“谁知道合成密码？”兰德尔问。
惠勒走到他们中间，“我可以告诉你谁有权进来。只有7个人。当然，有格罗特，另外有赫尔德林、五个出版商——戴克哈德、方丹、盖达、杨和我自己，就这些。”
“可能有人偷了合成密码吗？”兰德尔问道。
“不可能，”惠勒断然地说，“合成密码从未被写到纸上。我们每个人都背下了它。”他摇了摇头。“这不可能发生。这不能令人相信。我一辈子都没碰到过如此奇怪的事情，这一定有什么原因，我的意思是说这绝对不可能发生。”
“它已经发生了。”兰德尔说，“而且碰巧是那份手稿——我们所关心的那份，我们要来看的那份。”
“不管到底是哪份手稿，”惠勒叫道，“丢了一份碎片，我们也担当不起。它们是意大利政府所属的。它们是意大利的国宝。当我们的租限到期后，必须要还回他们。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我们需要原稿的每一部分来支持，来说明我们的《国际新约》的合法有效性。”
“特别是第九号手稿，”兰德尔静静地说，“那是有争议的一份。”
惠勒皱了皱眉。“倒是什么问题也不存在。”
“普卢默和弗鲁米牧师会向全世界这么宣传的，除非彼得罗波罗斯院长亲自检验它并证实它是真实的。”
惠勒用手拍了一下他的前额。“彼得罗波罗斯！我差点把他忘了，他什么时候来这儿？”
“明天早晨。”
“哼，见鬼，你得拖住他，叫他晚点来，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他的检查日期不得不推后，告诉他我们将在赫尔辛基与他联系。”
兰德尔的心不禁一沉。“乔治，我不能这样做。他已经在来阿姆斯特丹的路上了。”
“这怎么行呢，史蒂夫？你必须这样做！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出来给他看的。现在，咱们别浪费时间了。我必须马上通知赫尔德林和他的部属，还有戴克哈德及其他人。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找到纸草纸碎片的所在并使其复原。”
“还要通知阿姆斯特丹警察局吗？”格罗特问道，“我们必须给警察局打电话。”
惠勒转向他。“难道你疯了吗？如果我们让该死的警察插手此事，我们只有死路一条。我们的安全保密就完了。弗鲁米将知道一切真相。不，那行不通。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警察，我马上通知赫尔德林着手调查。‘第二次复活’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受到拷问，有的可能要被送回‘老家’——这当然要在内部秘密进行。每间办公室，每张桌子都要翻个遍。甚至连我们工作人员的住处也要搜个彻底，直到我们找回丢失的纸草纸文稿。格罗特，你就在这儿守着，准备好行动，还得叫个警卫来加强戒备。我马上到楼上去通知有关的人。你，史蒂夫，通知彼得罗波罗斯我们不能见他，最起码现在不能。”
10分钟后，当兰德尔仍然忧心忡忡地返回办公室时，他发现办公室里有一个信封靠在台历旁放着。
这是一封来自雅典的电报。
申报的签名是米特罗斯-彼得罗波罗斯院长。
他果然已踏上了来阿姆斯特丹的路，并且迫切地想检验纸草纸碎片。他将于明晨10点50分抵达。
兰德尔不由得暗自叫苦。这位专家中的专家，使世人信仰复原者，已经上路了。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而且没有什么博加德斯所说的致命的错误可出示给他看，没什么可给他看的，什么也没有。
兰德尔感到很不好受，不是来自验证失败，而是来自信念的丧失。
第二天早晨，史蒂夫-兰德尔提前半小时来到机场，他坐在咖啡店的小吃部等待着米特罗斯-彼得罗波罗斯院长的到来，他是在巴黎转乘法国航空公司的班机来的。
兰德尔一边呷着热咖啡——今天早晨这已是第三杯了，一边忧郁地看着柜台上升起一排排白吊灯，灯光或明或暗宛若一组欢快的重奏。
他感觉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压抑沮丧。他觉得除对彼得罗波罗斯院长实话实说外，还能跟他说些什么好呢？文稿失踪一事是出版商们不希望被人知道的。但兰德尔想不出能撒什么谎，因此他决定说出真相，向他道歉。他能想象得出听到这一文稿遗失的消息时这位修道院院长吃惊的神情。他又在思忖着院长是否会心有疑虑，而这相同的疑虑从昨天起就一直在吞噬着他的五脏六腑。
昨天为寻找遗失的纸草纸文稿搜觅了很长时间，结果却一点线索也没有。
赫尔德林和他的警卫人员已审问了工作在克拉斯纳波斯基大酒店两层的“第二次复活”的每一个人。他们也搜遍了所有办公室及会议室的每个角落，还列下了不在这片工作区工作的项目组的每位成员的名单，将他们挨个找来审问。从在拉契欧馆工作的奈特博士到已下班回到维多利亚旅馆的安杰拉-蒙蒂。他们甚至还搜查了格洛特的公寓，并且趁原图书管理员博加德斯不在时溜进他的房间进行了探索，结果一无所获。
赫尔德林队长及其部下一无所获，也丝毫未发现纸草纸九号文稿的蛛丝马迹。
出版商们既不惊慌，也不放弃，他们把赫尔德林和他们自己关起来一直开会到半夜。对每一位有关人员来说，这件事更加神秘了。对兰德尔来说，只是加深了他的怀疑。
昨晚，他独自回到他在阿姆斯特尔的居所，陷入了沉思。他接到了安杰拉打来的电话，安杰拉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她受到粗鲁的审问，他避免回答这些问题，假装他马上就要问问其他的工作人员。同时他答应第二天晚上，即今晚，去见安杰拉。今晚与安杰拉的见面是另一件伤感情的事情，但又是一件他无法再推迟的事了。
是的，昨晚他深思过了，并且现在他坐在机场的咖啡店里也仍然沉思。一张可疑的纸草纸文稿在对其进行最后验证的前夜突然失踪，这件事太蹊跷，其巧合性着实令人怀疑。这张纸草纸原稿的失落，不仅对5位出版商有难以补偿的损失，而对他的信仰来说也是无以补偿的。没有了这张纸草纸第九号原稿。就像没有了全部的纸草纸和羊皮纸原稿一样，这本《国际新约》是站不住脚的。他自己也不可能再有什么信仰。这个原稿的丢失简直不可能是出自内部工作人员之手，但又不可能是外人所为。
机场扬声器里又一次传来嘶嘶啦啦的声音，这一次是在喊他：“史蒂夫-兰德尔先生。史蒂夫-兰德尔先生请您到问询处。”
怎么会呢？
兰德尔匆匆付了帐单，出了咖啡店直奔机场大厅的问询处。
他向问询台后第一个服务员漂亮的荷兰姑娘报了姓名。
那姑娘找到一张便条，递给了他。
上面写着：“史蒂夫-兰德尔先生。马上打电话给在克拉斯纳波斯基酒店的乔治-L-惠勒先生，非常紧急。”
兰德尔很快拨通电话，等待惠勒的秘书将他与这位美国出版商接通。
兰德尔将听筒紧紧贴住耳朵，不知道能有什么可期待的事情，唯有一件事情他确知无疑，那就是，那架载有彼得罗波罗斯院长的来自巴黎的法国航空公司912号班机4分钟后将准时抵达。
听筒里传来了惠勒的声音，既不是嗡嗡蜂声，也不是咆哮犬吠，而似一串铃声，如铃儿般的兴高采烈的声音。
“史蒂夫，是你吗？好消息！最好的消息！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遗失的纸草纸文稿！”
他的心怦然而动，“你找到了？”... -->>
“你不应该带着这么宝贵的资料到处跑，你应该把它锁起来，放在你的防火保险柜里面。”
“这以后，我会的。但是我想把它和地下室的手稿原文比较一下。我想知道原文是否真的更容易辨认些。换句话说，我想知道院长将检测出什么？”
“你想看一下原稿？当然可以，如果这令你高兴的话，没问题，让我给地下室的格罗特先生打个电话，让他取出原稿，准备好。然后我们去地下室，你就可亲眼看到了。不过，我告诉你，那东西实在没什么好看的，想试图辨别出一张古代纸草纸上的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自己像杰弗里斯或彼得罗波罗斯那样是个专家。但是，只是看看它，你仍会感到极大的快感——这是一张公元62年载有耶稣兄弟字体、确切字体的手稿。有一天，你将非常自豪地把这事告诉给你的孙辈们。好吧，让我们叫格罗特先生准备好，然后我们下楼去。”
这一切发生在早晨10点钟以前。
现在，在8点10分，兰德尔和惠勒乘坐电梯，下落到克拉斯纳波斯基酒店的地下室。那是一个经过特殊建造的地下室，安全地保存着使“第二次复活”和《国际新约》成为现实的宝贵资料。
自动电梯平稳地停下来，门自动地打开，然后兰德尔跟着惠勒走进了地下室。坐在折椅上的武装安全人员向他们敬礼问好。
他们谈笑着走过阴暗的地下室。他们的鞋子与混凝土地板的摩擦声在地下室的走廊里回荡着。转了个弯，走进第二个走廊时，远方一处耀眼的荧光灯光刺得他们睁不开眼。
“这就是地下室。”惠勒解释说。
在荧光灯附近的方地上，兰德尔可以发现巨大的防火地下室的门开着，可以看到它银色的门闩和黑白相间的保险箱拨号盘。
突然，在地下室的幽深处，闯出一个健壮的男子。他还猛地穿过门，向他们跑来。
兰德尔和惠勒吃了一惊，停下了脚步。兰德尔目瞪口呆，这个男子的遮秃假发歪了，浓密的胡须飞舞着，黑色上衣敞开着，露出了上下跳动的枪套。他就是地下室保管员格罗特先生。
他在他们面前突然停下，呼吸异常沉重。以至于连他想要说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惠勒抓住他的肩膀。“格罗特，到底出了什么事？”
“先生！”格罗特大声叫着，“快！它被偷了！快叫警察！”
惠勒猛烈地摇着他：“混蛋！说英语！快说英语！”
“快，我们需要帮助！”这个粗重的荷兰人喘息着，“我——我们被抢劫了！警察，我们必须快叫警察！”
“混蛋！格罗特，这儿到处都是我们的警察。”惠勒气急败坏地说，“发生了什么事？镇静些，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格罗特大声咳嗽了一阵，最后终于控制住了自己。“手稿，第九号手稿也没了，不见了！它被偷了！”
“你疯了！这绝对不可能！”惠勒大声吼叫着。
“我找遍了每个地方——每个地方。”格罗特低声说，“原来的抽屉里没有，甚至其他的抽屉里也没有，抽屉里没有，哪儿都没有。”
“我不信，”惠勒厉声说，“让我自己看看！”
惠勒急促地向前走去，后面跟着极度恐惧的保管员。
兰德尔慢慢地跟在后面，在头脑中把所有的一切联系起来思索着。
到达地下室的门口后，兰德尔扫一眼这个房子，它大约有20英尺长、10英尺宽，用钢筋混凝土建成。一排排书柜都安有防火防盗的装置。手稿放在这样的地方，再加上那扇厚重的保险铁门和通道上防守的武装警察，若说有文件失窃，几乎是不可能的。
兰德尔不禁被惠勒和地下室保管员的动作吸引住了。
格罗特推出一个个宽宽的、低低的、玻璃顶的抽屉，然后惠勒检查里面的东西。这两个人从一个抽屉移到另一个抽屉，而出版商看去越来越沮丧，越来越生气了。
兰德尔问这间屋子是否还有其他地方可以藏手稿，于是他们又检查了一遍地下室。除左边墙上高处有两个小的透气孔和一排拨号盘和开关外，其它再也没有可以值得探寻的地方了。
兰德尔转过身，看见出版商满脸阴沉，不知所措的粗壮的保管员向他走过去。
“绝不可能丢掉，但他说的又是事实。”惠勒喃喃地说，“第九号手稿不见了！”
“就缺那个？”兰德尔不相信地问。“其它的呢？其它的还在吗？”
“就缺那个，”惠勒说，由于愤怒和沮丧而颤抖着。“其它的都在原处。”他从兰德尔和格罗特中间穿过，去检验巨大的不锈钢门。但它上面没有任何痕迹，也没有油漆剥落，门不可能是被撬开的。
兰德尔对保管员说：“你最后一次看到第九号手稿是在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极度恐惧的格罗特说。“在我晚上关上地下室回家的时候。每天晚上离开前，我要检查一下每个装着手稿的抽屉，确保它仍在那儿，同时以便研究它的情况，这样就可以知道调湿器是否运用恰当。”
惠勒转过身。“自从昨天晚上以后，是否有人来过这里？”
“一个人也没有，没有。”格罗特说，“在您和兰德尔先生来之前。”
“赫尔德林的在这里的警卫怎么样？”兰德尔想知道。
“他们不可能。”保管员说，“他们根本无法破门进入。他们不知道复杂的保险箱的合成密码。”
“谁知道合成密码？”兰德尔问。
惠勒走到他们中间，“我可以告诉你谁有权进来。只有7个人。当然，有格罗特，另外有赫尔德林、五个出版商——戴克哈德、方丹、盖达、杨和我自己，就这些。”
“可能有人偷了合成密码吗？”兰德尔问道。
“不可能，”惠勒断然地说，“合成密码从未被写到纸上。我们每个人都背下了它。”他摇了摇头。“这不可能发生。这不能令人相信。我一辈子都没碰到过如此奇怪的事情，这一定有什么原因，我的意思是说这绝对不可能发生。”
“它已经发生了。”兰德尔说，“而且碰巧是那份手稿——我们所关心的那份，我们要来看的那份。”
“不管到底是哪份手稿，”惠勒叫道，“丢了一份碎片，我们也担当不起。它们是意大利政府所属的。它们是意大利的国宝。当我们的租限到期后，必须要还回他们。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我们需要原稿的每一部分来支持，来说明我们的《国际新约》的合法有效性。”
“特别是第九号手稿，”兰德尔静静地说，“那是有争议的一份。”
惠勒皱了皱眉。“倒是什么问题也不存在。”
“普卢默和弗鲁米牧师会向全世界这么宣传的，除非彼得罗波罗斯院长亲自检验它并证实它是真实的。”
惠勒用手拍了一下他的前额。“彼得罗波罗斯！我差点把他忘了，他什么时候来这儿？”
“明天早晨。”
“哼，见鬼，你得拖住他，叫他晚点来，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他的检查日期不得不推后，告诉他我们将在赫尔辛基与他联系。”
兰德尔的心不禁一沉。“乔治，我不能这样做。他已经在来阿姆斯特丹的路上了。”
“这怎么行呢，史蒂夫？你必须这样做！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出来给他看的。现在，咱们别浪费时间了。我必须马上通知赫尔德林和他的部属，还有戴克哈德及其他人。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找到纸草纸碎片的所在并使其复原。”
“还要通知阿姆斯特丹警察局吗？”格罗特问道，“我们必须给警察局打电话。”
惠勒转向他。“难道你疯了吗？如果我们让该死的警察插手此事，我们只有死路一条。我们的安全保密就完了。弗鲁米将知道一切真相。不，那行不通。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警察，我马上通知赫尔德林着手调查。‘第二次复活’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受到拷问，有的可能要被送回‘老家’——这当然要在内部秘密进行。每间办公室，每张桌子都要翻个遍。甚至连我们工作人员的住处也要搜个彻底，直到我们找回丢失的纸草纸文稿。格罗特，你就在这儿守着，准备好行动，还得叫个警卫来加强戒备。我马上到楼上去通知有关的人。你，史蒂夫，通知彼得罗波罗斯我们不能见他，最起码现在不能。”
10分钟后，当兰德尔仍然忧心忡忡地返回办公室时，他发现办公室里有一个信封靠在台历旁放着。
这是一封来自雅典的电报。
申报的签名是米特罗斯-彼得罗波罗斯院长。
他果然已踏上了来阿姆斯特丹的路，并且迫切地想检验纸草纸碎片。他将于明晨10点50分抵达。
兰德尔不由得暗自叫苦。这位专家中的专家，使世人信仰复原者，已经上路了。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而且没有什么博加德斯所说的致命的错误可出示给他看，没什么可给他看的，什么也没有。
兰德尔感到很不好受，不是来自验证失败，而是来自信念的丧失。
第二天早晨，史蒂夫-兰德尔提前半小时来到机场，他坐在咖啡店的小吃部等待着米特罗斯-彼得罗波罗斯院长的到来，他是在巴黎转乘法国航空公司的班机来的。
兰德尔一边呷着热咖啡——今天早晨这已是第三杯了，一边忧郁地看着柜台上升起一排排白吊灯，灯光或明或暗宛若一组欢快的重奏。
他感觉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压抑沮丧。他觉得除对彼得罗波罗斯院长实话实说外，还能跟他说些什么好呢？文稿失踪一事是出版商们不希望被人知道的。但兰德尔想不出能撒什么谎，因此他决定说出真相，向他道歉。他能想象得出听到这一文稿遗失的消息时这位修道院院长吃惊的神情。他又在思忖着院长是否会心有疑虑，而这相同的疑虑从昨天起就一直在吞噬着他的五脏六腑。
昨天为寻找遗失的纸草纸文稿搜觅了很长时间，结果却一点线索也没有。
赫尔德林和他的警卫人员已审问了工作在克拉斯纳波斯基大酒店两层的“第二次复活”的每一个人。他们也搜遍了所有办公室及会议室的每个角落，还列下了不在这片工作区工作的项目组的每位成员的名单，将他们挨个找来审问。从在拉契欧馆工作的奈特博士到已下班回到维多利亚旅馆的安杰拉-蒙蒂。他们甚至还搜查了格洛特的公寓，并且趁原图书管理员博加德斯不在时溜进他的房间进行了探索，结果一无所获。
赫尔德林队长及其部下一无所获，也丝毫未发现纸草纸九号文稿的蛛丝马迹。
出版商们既不惊慌，也不放弃，他们把赫尔德林和他们自己关起来一直开会到半夜。对每一位有关人员来说，这件事更加神秘了。对兰德尔来说，只是加深了他的怀疑。
昨晚，他独自回到他在阿姆斯特尔的居所，陷入了沉思。他接到了安杰拉打来的电话，安杰拉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她受到粗鲁的审问，他避免回答这些问题，假装他马上就要问问其他的工作人员。同时他答应第二天晚上，即今晚，去见安杰拉。今晚与安杰拉的见面是另一件伤感情的事情，但又是一件他无法再推迟的事了。
是的，昨晚他深思过了，并且现在他坐在机场的咖啡店里也仍然沉思。一张可疑的纸草纸文稿在对其进行最后验证的前夜突然失踪，这件事太蹊跷，其巧合性着实令人怀疑。这张纸草纸原稿的失落，不仅对5位出版商有难以补偿的损失，而对他的信仰来说也是无以补偿的。没有了这张纸草纸第九号原稿。就像没有了全部的纸草纸和羊皮纸原稿一样，这本《国际新约》是站不住脚的。他自己也不可能再有什么信仰。这个原稿的丢失简直不可能是出自内部工作人员之手，但又不可能是外人所为。
机场扬声器里又一次传来嘶嘶啦啦的声音，这一次是在喊他：“史蒂夫-兰德尔先生。史蒂夫-兰德尔先生请您到问询处。”
怎么会呢？
兰德尔匆匆付了帐单，出了咖啡店直奔机场大厅的问询处。
他向问询台后第一个服务员漂亮的荷兰姑娘报了姓名。
那姑娘找到一张便条，递给了他。
上面写着：“史蒂夫-兰德尔先生。马上打电话给在克拉斯纳波斯基酒店的乔治-L-惠勒先生，非常紧急。”
兰德尔很快拨通电话，等待惠勒的秘书将他与这位美国出版商接通。
兰德尔将听筒紧紧贴住耳朵，不知道能有什么可期待的事情，唯有一件事情他确知无疑，那就是，那架载有彼得罗波罗斯院长的来自巴黎的法国航空公司912号班机4分钟后将准时抵达。
听筒里传来了惠勒的声音，既不是嗡嗡蜂声，也不是咆哮犬吠，而似一串铃声，如铃儿般的兴高采烈的声音。
“史蒂夫，是你吗？好消息！最好的消息！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遗失的纸草纸文稿！”
他的心怦然而动，“你找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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