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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人指点，阿切尔沿着圣奥古斯丁的沙面大路走到韦兰先生的住所，他看见梅-韦兰正站在一棵木兰树下，头发上洒满了阳光。这时，他真奇怪自己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来。
这儿才是真的，这儿才是现实，这儿才是属于他的生活。而他这个自以为藐视专制羁绊的人，竟然因为害怕别人会以为他偷闲而不敢离开办公桌！
她的第一声呼喊是：“纽兰——出什么事了吗？”他想，假如她立即就从他的眼色中看出他来的原因，那就更像“女人”了。然而，当他回答“是的——我觉得必须见见你”时，她脸上幸福的红晕驱走了惊讶的冷峻。他看出，他会多么轻易地得到家人宽容的谅解；即使莱特布赖先生对他稍有不满，也会很快被他们用微笑加以化解。
因为天色尚早，大街上又只容许礼节性的问候，阿切尔渴望能与梅单独在一起，向她倾吐他的柔情蜜意、他的急不可耐。距韦兰家较晚的早餐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她没让他进家，而是提议到市区远处一个古老的桔园去走一走。她刚刚在河中划了一会船，给细浪罩上一层金网的太阳似乎也把她罩在网中了。她那被吹乱了的头发披散在微黑发暖的面颊上，像银丝般熠熠闪光。她的眼睛也显得更亮了，几乎变成灰白色，清澈中透着青春的气息。她迈开大步，走在阿切尔身旁，脸上平静、安详的表情酷似一尊年轻运动员的大理石雕像。
对阿切尔紧张的神经来说，这一形象就像蓝天及缓缓的流水那样令人安慰。他们坐在桔树下的凳子上，他用胳膊搂住她并亲吻她，那滋味就像在烈日下喝冰冷的泉水一般甘甜。不过他拥抱的力量比他预想的大了些，她脸上一红，急忙抽回身来，仿佛被他吓了一跳。
“怎么了？”他笑着问；她惊讶地看着他，说：“没什么。”
他们两人之间多少有点儿尴尬，她把手从他手中抽了出来。除了在博福特家暖房里那次短暂的拥抱之外，这是他惟一一次亲吻她的唇，他看出她有些不安，失去了她那男孩般的镇静。
“告诉我你整天干些什么，”他说，一面把两臂交叉在后翘的头下面，并把帽子向前推了推，挡住日射。让她谈论熟悉、简单的事情是他进行独立思考的最简单的办法，他坐在那儿听她报告简单的流水账：游泳、划船、骑马，偶尔有军舰开来时，到那个老式旅馆参加一场舞会，算是一点变化。从费城和巴尔的摩来的几个有趣的人在客栈举行野餐；因为凯特-梅里得了支气管炎，塞尔弗里奇-梅里一家来这里打算住三个星期。他们计划在沙滩上设一个网球场，但除了凯特和梅，别人谁都没有球拍，多数人甚至都没听说过这项运动。
这些事使她非常繁忙，没有更多的时间，阿切尔上周寄给她的那本羊皮纸小书（《葡萄牙十四行诗》）她只能翻一翻，不过她正在背诵“他们何以把好消息从格恩特传到艾克斯”，因为那是他第一次读给她听的东西；她很高兴能够告诉他，凯特-梅里甚至从未听说过有个叫罗伯特-布朗宁的诗人。
不一会儿她跳了起来，嚷着他们要耽误早饭了。两人急忙赶回那所破旧的房子。门廊没有粉刷，茉莉与粉色天竺葵的树篱也没有修剪。韦兰一家就住在这里过冬。韦兰先生对家务事十分敏感，他畏惧这个邋遢的南方旅馆里种种的不舒服，韦兰太太面对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不得不付出极大的代价，年复一年地拼凑仆从人员——一部分由心怀不满的纽约的仆人组成，一部分从当地非洲人供应站吸收。
“医生们要求我丈夫要感觉跟在自己家中一样，否则他会很难过，气候对他也无益了，”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她向那些富有同情心的费城人和巴尔的摩人解释说。韦兰先生正眉开眼笑地看着餐桌上奇迹般摆上的最丰盛的菜肴，见到阿切尔马上说：“你瞧，亲爱的，我们是在野营——真正的野营。我告诉妻子和梅我要教教她们怎样受苦。”
对于年轻人的突然来临，韦兰先生与太太原本与女儿一样感到意外，不过，他事先想好了理由，说他感觉就要得一场重感冒，而在韦兰先生看来，有了这个理由，放弃任何职责都是理所当然。
“你怎样小心都不过分，尤其在临近冬天的时候，”他说，一面往他的盘子里堆烤饼，并把它们泡在金色的糖浆里。“假如我在你这个年纪就知道节俭的话，梅现在就会去州议会的舞场上跳舞，而用不着在这个荒凉的地方陪着一个老病号过冬了。”
“哎，可我喜欢这里的生活，爸爸，你知道我喜欢。如果纽兰能留下来，那我喜欢这儿胜过纽约一千倍。”
“纽兰必须呆在这儿，直到彻底治好感冒，”韦兰太太疼爱地说。年轻人笑了，并说他认为一个人的职业还是要考虑的。
然而，与事务所交换几封电报之后，他设法使他的“感冒”延续了一周时间。莱特布赖先生之所以表现得宽容大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这位聪明的年轻合伙人圆满解决了奥兰斯基棘手的离婚问题，阿切尔对此不由感到一点儿讽刺的意味。莱特布赖先生已经通知韦兰太太，阿切尔先生为整个家族“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曼森-明戈特老太太特别高兴。有一天，梅与父亲坐着当地惟一一辆马车外出时，韦兰太太趁机提起了她一向在女儿面前回避的话题。
“我看埃伦的想法跟我们根本不同，梅多拉-曼森带她回欧洲的时候，她还不满18岁。你还记得她身穿黑衣服，初进社交界时在舞会上那个兴奋劲儿吗？又是梅多拉的一个怪念头——这一次真像是预言的一样！那至少是12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埃伦从未到过美国。难怪她完全欧化了呢。”
“但欧洲上流社会也不喜欢离婚的：奥兰斯卡伯爵夫人认为要求个人自由符合美国的思想。”自从离开斯库特克利夫后，年轻人这是第一次提她的名字，他感觉脸上泛起一阵红晕。
韦兰太太露出同情的笑容。“这正像外国人对我们那些离奇的杜撰一样。他们以为我们两点钟吃晚饭，并且纵容离婚！所以说，他们来纽约的时候，我还招待他们，真有点傻。他们接受我们的款待，然后回到家再重复同样的蠢话。”
阿切尔对此未加评论，韦兰太太接下去说：“不过，你说服埃伦放弃了那个念头，我们的确非常赞赏。她祖母和她叔叔拉弗尔对她毫无办法。两人都写信说她的转变完全是由于你的影响——实际上她对祖母也是这样说的。她对你无限崇拜。可怜的埃伦——她过去一直是个任性的孩子。不知她的命运会怎样呢？”
“会是我们大家刻意制造的那种结果，”他在心里回答她说。“假如你们愿意让她做博福特的情妇，而不是某个正派人的妻子，那么，你们肯定是做对了。”
假如他真的说出了这些话，而不仅仅是在心里叨咕，不知韦兰太太会说什么。他能够想象她那沉静的面孔会因为惊慌而突然失色——终生掌管琐碎事务使得她脸上带有一种装腔作势的神态。她的脸上还残存着女儿脸上那种姣好的痕迹；他心想，梅的脸庞是否注定也会渐渐变化，不可避免地成为这样愚钝的中年妇女形象呢？
啊——不，他不愿让梅变得那样愚钝，那会封杀头脑的想像力，封杀心灵的感受力！
“我确实相信，”韦兰太太继续说，“假如那桩讨厌的事在报纸上公布出来，会给我丈夫带来致命的打击。详情我一点也不了解，我只是要求她别那样干。埃伦想对我谈时，我就是这样对她说的。我有个病人要照顾，必须保持心情愉快。但韦兰先生还是被弄得心烦意乱，我们等着听有什么结果时，他每天上午总要发低烧。他怕女儿知道还会有这种事情——亲爱的纽兰，你当然也有同感。我们都知道你心里想的是梅。”
“我永远都想着梅，”年轻人回答说，他站起来准备中断这场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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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人指点，阿切尔沿着圣奥古斯丁的沙面大路走到韦兰先生的住所，他看见梅-韦兰正站在一棵木兰树下，头发上洒满了阳光。这时，他真奇怪自己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来。
这儿才是真的，这儿才是现实，这儿才是属于他的生活。而他这个自以为藐视专制羁绊的人，竟然因为害怕别人会以为他偷闲而不敢离开办公桌！
她的第一声呼喊是：“纽兰——出什么事了吗？”他想，假如她立即就从他的眼色中看出他来的原因，那就更像“女人”了。然而，当他回答“是的——我觉得必须见见你”时，她脸上幸福的红晕驱走了惊讶的冷峻。他看出，他会多么轻易地得到家人宽容的谅解；即使莱特布赖先生对他稍有不满，也会很快被他们用微笑加以化解。
因为天色尚早，大街上又只容许礼节性的问候，阿切尔渴望能与梅单独在一起，向她倾吐他的柔情蜜意、他的急不可耐。距韦兰家较晚的早餐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她没让他进家，而是提议到市区远处一个古老的桔园去走一走。她刚刚在河中划了一会船，给细浪罩上一层金网的太阳似乎也把她罩在网中了。她那被吹乱了的头发披散在微黑发暖的面颊上，像银丝般熠熠闪光。她的眼睛也显得更亮了，几乎变成灰白色，清澈中透着青春的气息。她迈开大步，走在阿切尔身旁，脸上平静、安详的表情酷似一尊年轻运动员的大理石雕像。
对阿切尔紧张的神经来说，这一形象就像蓝天及缓缓的流水那样令人安慰。他们坐在桔树下的凳子上，他用胳膊搂住她并亲吻她，那滋味就像在烈日下喝冰冷的泉水一般甘甜。不过他拥抱的力量比他预想的大了些，她脸上一红，急忙抽回身来，仿佛被他吓了一跳。
“怎么了？”他笑着问；她惊讶地看着他，说：“没什么。”
他们两人之间多少有点儿尴尬，她把手从他手中抽了出来。除了在博福特家暖房里那次短暂的拥抱之外，这是他惟一一次亲吻她的唇，他看出她有些不安，失去了她那男孩般的镇静。
“告诉我你整天干些什么，”他说，一面把两臂交叉在后翘的头下面，并把帽子向前推了推，挡住日射。让她谈论熟悉、简单的事情是他进行独立思考的最简单的办法，他坐在那儿听她报告简单的流水账：游泳、划船、骑马，偶尔有军舰开来时，到那个老式旅馆参加一场舞会，算是一点变化。从费城和巴尔的摩来的几个有趣的人在客栈举行野餐；因为凯特-梅里得了支气管炎，塞尔弗里奇-梅里一家来这里打算住三个星期。他们计划在沙滩上设一个网球场，但除了凯特和梅，别人谁都没有球拍，多数人甚至都没听说过这项运动。
这些事使她非常繁忙，没有更多的时间，阿切尔上周寄给她的那本羊皮纸小书（《葡萄牙十四行诗》）她只能翻一翻，不过她正在背诵“他们何以把好消息从格恩特传到艾克斯”，因为那是他第一次读给她听的东西；她很高兴能够告诉他，凯特-梅里甚至从未听说过有个叫罗伯特-布朗宁的诗人。
不一会儿她跳了起来，嚷着他们要耽误早饭了。两人急忙赶回那所破旧的房子。门廊没有粉刷，茉莉与粉色天竺葵的树篱也没有修剪。韦兰一家就住在这里过冬。韦兰先生对家务事十分敏感，他畏惧这个邋遢的南方旅馆里种种的不舒服，韦兰太太面对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不得不付出极大的代价，年复一年地拼凑仆从人员——一部分由心怀不满的纽约的仆人组成，一部分从当地非洲人供应站吸收。
“医生们要求我丈夫要感觉跟在自己家中一样，否则他会很难过，气候对他也无益了，”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她向那些富有同情心的费城人和巴尔的摩人解释说。韦兰先生正眉开眼笑地看着餐桌上奇迹般摆上的最丰盛的菜肴，见到阿切尔马上说：“你瞧，亲爱的，我们是在野营——真正的野营。我告诉妻子和梅我要教教她们怎样受苦。”
对于年轻人的突然来临，韦兰先生与太太原本与女儿一样感到意外，不过，他事先想好了理由，说他感觉就要得一场重感冒，而在韦兰先生看来，有了这个理由，放弃任何职责都是理所当然。
“你怎样小心都不过分，尤其在临近冬天的时候，”他说，一面往他的盘子里堆烤饼，并把它们泡在金色的糖浆里。“假如我在你这个年纪就知道节俭的话，梅现在就会去州议会的舞场上跳舞，而用不着在这个荒凉的地方陪着一个老病号过冬了。”
“哎，可我喜欢这里的生活，爸爸，你知道我喜欢。如果纽兰能留下来，那我喜欢这儿胜过纽约一千倍。”
“纽兰必须呆在这儿，直到彻底治好感冒，”韦兰太太疼爱地说。年轻人笑了，并说他认为一个人的职业还是要考虑的。
然而，与事务所交换几封电报之后，他设法使他的“感冒”延续了一周时间。莱特布赖先生之所以表现得宽容大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这位聪明的年轻合伙人圆满解决了奥兰斯基棘手的离婚问题，阿切尔对此不由感到一点儿讽刺的意味。莱特布赖先生已经通知韦兰太太，阿切尔先生为整个家族“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曼森-明戈特老太太特别高兴。有一天，梅与父亲坐着当地惟一一辆马车外出时，韦兰太太趁机提起了她一向在女儿面前回避的话题。
“我看埃伦的想法跟我们根本不同，梅多拉-曼森带她回欧洲的时候，她还不满18岁。你还记得她身穿黑衣服，初进社交界时在舞会上那个兴奋劲儿吗？又是梅多拉的一个怪念头——这一次真像是预言的一样！那至少是12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埃伦从未到过美国。难怪她完全欧化了呢。”
“但欧洲上流社会也不喜欢离婚的：奥兰斯卡伯爵夫人认为要求个人自由符合美国的思想。”自从离开斯库特克利夫后，年轻人这是第一次提她的名字，他感觉脸上泛起一阵红晕。
韦兰太太露出同情的笑容。“这正像外国人对我们那些离奇的杜撰一样。他们以为我们两点钟吃晚饭，并且纵容离婚！所以说，他们来纽约的时候，我还招待他们，真有点傻。他们接受我们的款待，然后回到家再重复同样的蠢话。”
阿切尔对此未加评论，韦兰太太接下去说：“不过，你说服埃伦放弃了那个念头，我们的确非常赞赏。她祖母和她叔叔拉弗尔对她毫无办法。两人都写信说她的转变完全是由于你的影响——实际上她对祖母也是这样说的。她对你无限崇拜。可怜的埃伦——她过去一直是个任性的孩子。不知她的命运会怎样呢？”
“会是我们大家刻意制造的那种结果，”他在心里回答她说。“假如你们愿意让她做博福特的情妇，而不是某个正派人的妻子，那么，你们肯定是做对了。”
假如他真的说出了这些话，而不仅仅是在心里叨咕，不知韦兰太太会说什么。他能够想象她那沉静的面孔会因为惊慌而突然失色——终生掌管琐碎事务使得她脸上带有一种装腔作势的神态。她的脸上还残存着女儿脸上那种姣好的痕迹；他心想，梅的脸庞是否注定也会渐渐变化，不可避免地成为这样愚钝的中年妇女形象呢？
啊——不，他不愿让梅变得那样愚钝，那会封杀头脑的想像力，封杀心灵的感受力！
“我确实相信，”韦兰太太继续说，“假如那桩讨厌的事在报纸上公布出来，会给我丈夫带来致命的打击。详情我一点也不了解，我只是要求她别那样干。埃伦想对我谈时，我就是这样对她说的。我有个病人要照顾，必须保持心情愉快。但韦兰先生还是被弄得心烦意乱，我们等着听有什么结果时，他每天上午总要发低烧。他怕女儿知道还会有这种事情——亲爱的纽兰，你当然也有同感。我们都知道你心里想的是梅。”
“我永远都想着梅，”年轻人回答说，他站起来准备中断这场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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