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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做了个手势。“是的”，Ｋ说。他想道，以前自己通名报姓时是何等坦然，最近自己的姓名却成了一个莫大的负担，现在，那些素昧平生的人似乎都已经知道他的称谓。在被别人辨认出来之前先作自我介绍，该是多么愉快啊！“你是个被告，”教士说，他把嗓门压得很低。“是的，”Ｋ说，“别人是这样对我说的。”“那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教士说，“我是狱中神父。”“噢，”Ｋ说。“我把你叫到这儿来，”教士说，“是想跟你谈谈。”“我事先并不知道，”Ｋ说，“我上这儿来，为的是陪一个意大利人参观大教堂。”“这是离题话，”教士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祈祷书吗？”“不是，”Ｋ答道，“是介绍本市值得一看的那些风景点的画册。”“放下，”教士说。Ｋ使劲把画册扔出去，画册在空中打开，随即带着散乱的画页掉落在地上，还向前滑了一段。教士问道：“你知道你的案子情况很糟吗？”“我自己也这么想，”Ｋ说，“我能做的都做了，但至今毫无成效。当然，我的第一份申诉书还没有递上去。”“你认为结果将会怎么样？”教士问。“起初我想准会有个好结果，”Ｋ说，“但是，现在我常常充满疑虑。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你知道吗？”“不知道，”教士说，“不过我担心会很糟。人家认为你有罪。你的案子也许将永远只由低级法庭审理，不会往上转。你的犯罪事实据说已经核实，至少现在如此。”“但是我并没有罪，”Ｋ说，“这是一个误会。何况，事情真的到了那种地步，又怎么能说某人有罪呢？我们不过是普通人，彼此都一样。”“这话很对，”教士说，“可是，一切有罪的人都是这么说的。”“你也对我有偏见吗？”Ｋ问。“我对你没有偏见，”教士说。“谢谢你，”Ｋ说，“然而，所有与此案诉讼有关的人都对我怀有偏见。他们甚至影响了局外人。我的处境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你曲解了案情，”教士说，“判决是不会突然作出的，诉讼的进展会逐渐接近判决。”“原来是这样，”Ｋ说，他低下了头。“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办？”教士问。“我要争取更多的帮助，”Ｋ说，他重新抬起头，看看教士对这句话会有什么反应。“有几种可能性我还没有探索过。”“你过多地寻求外部帮助，”教士不以为然地说，“特别是从女人那儿。你不觉得这种帮助并不正当吗？”“在有些案子里，甚至有许多案子里，我可以同意你的看法，”Ｋ说，“但并非永远如此。女人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能动员我认识的几位女人，一齐为我出力，那我就肯定能打赢官司。特别是在这个法庭面前，它的成员几乎全是好色之徒。预审法官只要远远瞧见一个女人，就会把案桌和报告统统撞翻在地，迫不及待地跑到她跟前去。”教士把身子探出石栏外，显然他已经第一次感到位于头部上方的拱顶的压迫。外面的天气肯定糟糕透顶，现在教堂里连一点微弱的亮光也没有了，黑夜已经降临。大窗子上的彩色玻璃没有一块能透过一丝光线来照亮黑暗的墙壁。就在这时，堂守开始把神坛上的蜡烛一支支吹灭。“你生我的气吗？”Ｋ问教士，“你很可能不了解你为之服务的法庭的性质。”他没有得到回答。“这些只是我个人的体会，”Ｋ说。上面还是没有回答。“我并不想冒犯你，”Ｋ说。听到这儿，教士在讲坛上厉声嚷道：“你的目光难道不能放远一点吗？”这是忿怒的喊声，同时又像是一个人看到别人摔倒、吓得魂不附体时脱口而出的尖叫。
他们两人沉默了好久。在一片黑暗中，教士当然看不清Ｋ的模样，而Ｋ却能借着小灯的亮光把他看得很清楚。他为什么不走下讲坛？他没有布道，只告诉Ｋ几则消息；Ｋ考虑了一下，这些消息只会对自己有害，而不会有什么帮助。然而Ｋ觉得，教士的好意是毋庸置疑的。只要教士离开讲坛，他们就有可能达成一致的意见；Ｋ就有可能从他那儿得到决定性的、可以接受的忠告，比如说，他可能给Ｋ指出途径，当然并非让Ｋ去找有权有势的人物，为他的案子斡旋，而是避免Ｋ涉嫌，使他从这件案子中彻底脱身，完全游离于法庭管辖之外自由生活。这种可能性应该存在，近来Ｋ对此想了很多。如果教士知道这种可能性，那么只要Ｋ央求他，他可能便会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Ｋ，尽管他本身属于法庭，而且，一听到法庭受到指责，便会忘记自己温和的天性，对Ｋ大叫大嚷起来。
“你不想下来吗？”Ｋ说，“你不必布道了。下来吧，到我这儿来。”“现在我可以下来了，”教士说，他可能后悔自己刚才太感情用事了。他从灯架上取下圣灯，说道：“我首先得从远处对你说话。否则，我太容易受影响，会忘记我的职责。”
Ｋ在梯级底下等着他。教士还没有从梯级上走下来，就朝Ｋ伸出手。“你能抽点时间跟我谈谈吗？”Ｋ问道。“你愿谈多久，就谈多久，”教士说，他把小圣灯交给Ｋ提着。他俩虽然已经挨得很近，教士却仍旧保持着某种矜持的神情。“你对我很好，”Ｋ说。他们肩并肩地在昏暗的中堂里来回踱步。“在属于法庭的人当中，你是个例外。我对你要比对其他人信任得多，虽然我熟悉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你面前，我愿意畅所欲言。”“你可别受骗，”教士说。“我怎么会受骗呢？”Ｋ问道。“关于法庭这件事，你是自己骗自己，”教士说，“法律的序文中，是这样描绘这种特殊的欺骗的：一个守门人在法的门前站岗。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守门人跟前，求见法。但是守门人说，现在不能让他送去。乡下人略作思忖后问道，过一会儿是不是可以进去。‘这是可能的，’守门人回答说，‘但是现在不行。’由于通向法的大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守门人也走到一边去了，乡下人便探出身子，朝门里张望。守门人发现后，笑着说：‘你既然这么感兴趣，不妨试试在没有得到我许可的情况下进去。不过，你要注意，我是有权的，而我只不过是一个级别最低的守门人。里边的大厅一个连着一个，每个大厅门口都站着守门人，一个比一个更有权。就是那第三个守门人摆出的那副模样，连我也不敢看一眼。’这些是乡下人没有料到的困难。他本来以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法那儿去；但是，他仔细端详了一下这位穿着皮外套、长着一个又大又尖的鼻子、蓄着细长而稀疏的鞑靼胡子的守门人以后，决定最好还是等得到许可后才进去。守门人给他一张凳子，让他坐在门边。他就在那儿坐着，等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他反复尝试，希望能获准进去，用烦人的请求缠着守门人。守门人时常和他聊几句，问问他家里的情况和其他事情，但是提问题的口气甚为冷漠，大人物们提问题便是这个样子；而且说到最后总是那句话：现在还不能放他进去。乡下人出门时带了很多东西；他拿出手头的一切，再值钱的也在所不惜，希望能买通守门人。守门人照收不误，但是每次收礼时总要说上一句：‘这个我收下，只是为了使你不至于认为有什么该做的事没有做。’在那些漫长的岁月中，乡下人几乎在不停地观察着这个守门人。他忘了其他守门人，以为这个守门人是横亘在他和法之间的惟一障碍。开始几年，他大声诅咒自己的厄运；后来，由于他衰老了，只能喃喃自语而已。他变得稚气起来；由于长年累月的观察，他甚至和守门人皮领子上的跳蚤都搞熟了，便请求那些跳蚤帮帮忙，说服守门人改变主意。最后他的目光模糊了，他不知道周围的世界真的变暗了，还是仅仅眼睛在欺骗他。然而在黑暗中，他现在却能看见一束光线源源不断地从法的大门里射出来。眼下他的生命已接近尾声。离世之前，他一生中体验过的一切在他头脑中凝聚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还从来没有问过守门人。他招呼守门人到跟前来，因为他已经无力抬起自己那个日渐僵直的躯体了。守门人不得不低俯着身子听他讲话，因为他俩之间的高度差别已经大大增加，愈发不利于乡下人了。‘你现在还想打听什么？’守门人说。‘你没有满足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到达法的跟前，’乡下人回答道，‘可是，这么多年来，除了我以外，却没有一个人想求见法，这是怎么回事呢？’守门人看出，乡下人的精力已经衰竭，听力也越来越不行了，于是便在他耳边吼道：‘除了你以外，谁也不能得到允许走进这道门，因为这道门是专为你而开的。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
“就这样，守门人欺骗了乡下人，”Ｋ马上说。他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住了。“别忙，”教士说，“不能不假思索便接受一种看法。我按照文章里写的，一字一句地给你讲了这个故事。这里并没有提到欺骗不欺骗。”“可是，这是显而易见的，”Ｋ说，“你对它的第一个解释十分正确，守门人只是在拯救的消息已经对乡下人无济于事的时候，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乡下人在这以前并没有向守门人提这个问题，”教士说，“另外，你还应该注意到，他只不过是一个守门人而已，作为守门人，他已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使你认为，他已尽到了自己的责任？”Ｋ问，“他没有尽到责任。他的责任应该是把所有外人轰走，但应该放这个人进去，因为门就是为这个人开的。”“你不大尊重原文，在篡改故事情节了，”教士说，“这个故事中，关于是否可以走进法的大门，守门人讲了两句重要的话，一句在开头，一句在结尾。第一句话是：他现在不能放乡下人进去；另一句话是：门是专门为乡下人而开的。如果两者有矛盾，你就说对了，守门人是骗了乡下人。不过，这里并没有矛盾。相反，第一句话里甚至包含了第二句话。人们几乎可以说，守门人在暗示将来有可能放乡下人进去的时候，已越出了自己的职责范围。当时，他的职责显然是不让人进去；许多评论家见到这个暗示确实很惊讶，因为守门人看来是个严守职责、一丝不苟的人。那么些年来，他从来没有擅离岗位，直到最后一分钟，他才把门关上；他明白自己的职务的重要性，因为他说过：‘我是有权的。’他尊敬上级，因为他曾讲过：‘我只不过是一个级别最低的守门人。’他并不多嘴，因为那么些年来，他只提了几个不带感情色彩的问题；他不会被贿赂，因为他在收礼时声明：‘这个我收下，只是为了使你不至于认为有什么该做的事没有做。’只要是和他的职责有关，苦苦哀求也好，暴跳如雷也好，他都无动于衷，因为我们知道，乡下人曾经‘用烦人的请求缠着守门人’。最后，甚至他的外貌——那个又大又尖的鼻子，那把细长而稀疏的鞑靼胡子——也让人联想到，他的性格一定很迂腐守旧。谁还能想像出一个比他更忠于职守的守门人呢？然而，守门人的性格中也包含着其他方面，这些方面似乎对所有求见法的人都有利，这也使我们易于理解，他为什么会越出自己的职责范围，向乡下人暗示将来有可能获准走进法的大门。我们不能否认，正因为他头脑有点简单，他也就必然有点自负。例如，他提到自己是有权的，其他守门人更有权，那些人的模样连他也不敢看一眼时，说过几句话。这几句话我觉得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他讲这几句话的方式却表明，头脑简单和自负把他的理解力搞乱了。评论家们就此指出：‘对同一件事情的正确理解和错误理解并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承认，这种简单和自负尽管表现得不很突出，但很可能削弱了他守门的能力；它们是守门人性格中的缺陷。还得附带说明一件事实：守门人看上去是位天生和蔼可亲的人，并非一直摆出盛气凌人的官架子。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开玩笑似地建议那人不妨在严格禁止人内的情况下闯进去；后来他也没有把那人撵走，而是像我们所知道的，给他一张凳子，让他坐在门边。这么多年来他耐着性子听那人的苦苦哀求，和那人作些简短的交谈，接受那人的馈赠，客客气气地允许那人当着他的面大声责骂应由他自己负责的命运——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推断出，他具有同情心理。并非每个守门人都会这样做。最后，那人对他作了个手势后，他就低低俯下身去，让那人有机会最后提一个问题。守门人知道一切就此结束了，他讲的那句话‘你没有满足的时候’只是一种温和的嗔责。有人甚至把这种解释方式再向前推进一步，认为这句话表达的是一种由衷钦仰的心情，虽然其中并非没有某种恩赐的口气。总之，守门人的形象与你所可以想像的很不相同。”“对于这个故事，你比我研究得仔细，花了更多的时间，”Ｋ说。他俩沉默了一阵子。然后Ｋ讲话了：“这么说，你认为那人没有受骗？”“别误解我的意思，”教士说，“我只是向你介绍了关于那件事的各种不同看法。你不必予以过分重视。白纸黑字写着的东西是无法篡改的；评论则往往不过是反映了评论家的困惑而已。在这件事中，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真正受骗的是守门人。”“这种说法太牵强附会了，”Ｋ说，“它有什么根据？”“根据在于，”教士回答道，“守门人的头脑简单，理由是他不明了法的内部，他只知道通向法的道路，他在路上来回巡逻。他的关于法的内部的想法是幼稚的。而且他自己也害怕其他守门人，认为他们是拦住那人去路的妖怪。实际上他比那人更怕他们，因为那人听说里边的守门人模样可憎以后，还是准备进去，而守门人却不想进去了，至少据我们所知是这样。还有的人说，他一定已经到过里头，因为不管怎么说，他已受雇为法服务，这项任命只能来自里头。这种说法遭到了反驳，理由是，很可能是里头传出来的一个声音任命他当守门人；无论怎么说，他在里头不可能进得很深，因为第三个守门人的模样就已经使他不敢看一眼了。此外，这么多年来，除了有一次提到那些守门人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讲过什么话，能表明他了解里头的情况。也许禁止他这么做，但是关于这一点也没有提及。有鉴于上述种种，人们得出的结论是，他对里头的情况和重要性一无所知，因此他处于一种受骗状态。在看待他和乡下人的关系方面，他也是受骗的，因为他从属于乡下人，而自己却不知道他反把乡下人当作自己的下属来对待，许多细节可以说明这点，你一定还记得。根据对故事的这种解释，十分明显，他是从属于乡下人的。首先，奴隶总是从属于自由人的。乡下人确实是自由的，愿上哪儿就上哪儿，只有法的大门对他关着，只有一个人——守门人——禁止他走进法的大门。他接过凳子，坐在门边，待在那儿，一直到死，完全是自愿的；故事里从来没有讲起有谁强迫他。可是，守门人却被职责强制在岗位上，他不敢走到乡下去，显然也不能走进法的门里去，即使他想进去也不行。另外，虽然他为法服务，但他的岗位只是这一道门；换句话说，他只为这个乡下人服务，因为这道门是专为乡下人而开的。从这方面讲，他也从属于乡下人。我们可以设想得出，乡下人从小到大的那些年间，守门人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走过场，因为他必须等待一个人的到来，也就是说，要等一个人长大；因此，他必须长期等待，以便实现自己的工作目的；此外，他还得等那人高兴，因为那人只有当自己想来时才来。守门人职责的期限也取决于那人的寿命，所以，归根结底，他是从属于那人的。故事里始终强调，守门人对所有这些显然一无所知。这本身并不奇怪，因为根据这种解释，守门人在一件重要得多的、直接影响到他的职责本身的事情上，同样也是受骗的。例如在故事末尾，他提到法的大门时说：‘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但是，故事开头部分却说，通向法的大门一直敞开着；如果它一直是开着的，这就意味着不管乡下人是死是活，这门在任何时候都应敞开着；既然这样，守门人就不能把它关上。至于守门人说这话有什么动机，有几种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他说要去关门，只是为了回答乡下人而已；有人说这是他强调自己是忠于职守的；也有人断言，这是为了使那人在弥留之际感到懊丧不已。不过，人们还是同意这个观点：守门人没有能力去关门。很多人认为，在智力上他也不如乡下人，至少在故事结尾部分是如此，因为乡下人看见法的大门里射出了光线，而守门人站岗的位置却决定他要背对着门；何况他也没有讲任何话，证明他发现了这种变化。”“说得有理，”Ｋ低声向自己复述了教士讲的几个理由以后说道，“说得有理，我倾向于同意这种观点：受骗的是守门人。不过，这不能使我抛弃原先的看法，因为这两个结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并行不悖的。守门人精明也罢，受了骗也罢，无关大局。我说过，乡下人受骗了。如果守门人头脑精明，也许有人会对此起疑；但是，如果守门人自己受了骗，那他的受骗必然会影响到乡下人。这就使守门人实际上不可能成为骗子，而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真是这样的话，就必须立即解除他的职务。你不应该忘记，守门人的受骗对他自己固然无害，但会给乡下人带来无穷无尽的危害。”“对这种看法也有反对意见，”教士说，“许多人断言，故事本身不能使任何人有权来评论守门人。不管他会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他终究是法的仆人；这就是说他属于法，因此他完全超出人们所能评论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敢相信，他从属于乡下人。虽然他受职守的制约，必须守在法的门前，但是他却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伟大得多，别人无法和他相比。乡下人只能求见法，守门人却已经固定在法的身边。是法把他安置在守门人的位置上；怀疑他的尊严就等于怀疑法本身。”“我不同意这种看法，”Ｋ摇摇头说，“因为，我们如果接受这种看法，那就必须承认守门人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可是，你自己也已充分证明，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不，”教士说，“不必承认他讲的每句话都是真的，只需当作必然的东西而予以接受。”“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Ｋ说，“这会把谎言变成普遍准则。”
Ｋ用下断语的口气讲了这句话，但这不是他的最后论断。他太疲倦了，无力逐一分析从这个故事中引出的各个结论；由此产生的这一大堆思想对他来讲是陌生的，是不可捉摸的；对法官们来说，这是一个合宜的讨论题目，但对他来讲并非如此。这个简单的故事已经失去了它清晰的轮廓，他想把这个故事从头脑中驱赶出去；教士现在表现得情感细腻，他听凭Ｋ这样说，默默听取他的评论，虽然无疑地并不同意他的观点。
他们默默无言，来回踱了一阵；Ｋ紧挨着教士，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他手里提着的灯早就熄灭了。几位圣徒的银像由于银子本身的光泽在他前面很近的地方闪烁了一下，立即又消失在黑暗中。Ｋ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大依赖教士，便问道：“我们离大门口不远了吧？”“不对”，教士说，“我们离大门口还远着哩。你想走了吗？”虽然Ｋ当时没想到要走，但是他还是马上回答道：“当然，我该走了。我是一家银行的襄理，他们在等着我，我到这里来，只是为了陪一位从外国来的金融界朋友参观大教堂。”“好吧，”教士说，他朝Ｋ伸出手，“那你就走吧。”“可是，这么黑，我一个人找不到路，”Ｋ说。“向左拐，一直走到墙跟前，”教士说，“然后顺着墙走，别离开墙，你就会走到一道门前。”教士已经离开他一两步了，Ｋ又大声嚷道：“请等一等。”“我在等着呢，”教士说。“你对我还有别的要求吗？”Ｋ问道。“没有，”教士说。“你一度对我很好，”Ｋ说，“给我讲了这么多道理，可是现在你却让我走开，好像你对我一点也不关心似的。”“但你现在必须离开了，”教士说。“好吧，这就走，”Ｋ说，“你应该知道，我这是出于无奈。”“你应该先知道，我是谁，”教士说。“你是狱中神父嘛，”Ｋ说。他摸索着又走到教士跟前；他并不像刚才说的那样，必须立即赶回银行，而是完全可以再待一会儿。“这意味着我属于法院，”教士说，“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要向你提各种要求呢？法院不向你提要求。你来，它就接待你；你去，它就让你走。”——
地做了个手势。“是的”，Ｋ说。他想道，以前自己通名报姓时是何等坦然，最近自己的姓名却成了一个莫大的负担，现在，那些素昧平生的人似乎都已经知道他的称谓。在被别人辨认出来之前先作自我介绍，该是多么愉快啊！“你是个被告，”教士说，他把嗓门压得很低。“是的，”Ｋ说，“别人是这样对我说的。”“那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教士说，“我是狱中神父。”“噢，”Ｋ说。“我把你叫到这儿来，”教士说，“是想跟你谈谈。”“我事先并不知道，”Ｋ说，“我上这儿来，为的是陪一个意大利人参观大教堂。”“这是离题话，”教士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祈祷书吗？”“不是，”Ｋ答道，“是介绍本市值得一看的那些风景点的画册。”“放下，”教士说。Ｋ使劲把画册扔出去，画册在空中打开，随即带着散乱的画页掉落在地上，还向前滑了一段。教士问道：“你知道你的案子情况很糟吗？”“我自己也这么想，”Ｋ说，“我能做的都做了，但至今毫无成效。当然，我的第一份申诉书还没有递上去。”“你认为结果将会怎么样？”教士问。“起初我想准会有个好结果，”Ｋ说，“但是，现在我常常充满疑虑。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你知道吗？”“不知道，”教士说，“不过我担心会很糟。人家认为你有罪。你的案子也许将永远只由低级法庭审理，不会往上转。你的犯罪事实据说已经核实，至少现在如此。”“但是我并没有罪，”Ｋ说，“这是一个误会。何况，事情真的到了那种地步，又怎么能说某人有罪呢？我们不过是普通人，彼此都一样。”“这话很对，”教士说，“可是，一切有罪的人都是这么说的。”“你也对我有偏见吗？”Ｋ问。“我对你没有偏见，”教士说。“谢谢你，”Ｋ说，“然而，所有与此案诉讼有关的人都对我怀有偏见。他们甚至影响了局外人。我的处境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你曲解了案情，”教士说，“判决是不会突然作出的，诉讼的进展会逐渐接近判决。”“原来是这样，”Ｋ说，他低下了头。“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办？”教士问。“我要争取更多的帮助，”Ｋ说，他重新抬起头，看看教士对这句话会有什么反应。“有几种可能性我还没有探索过。”“你过多地寻求外部帮助，”教士不以为然地说，“特别是从女人那儿。你不觉得这种帮助并不正当吗？”“在有些案子里，甚至有许多案子里，我可以同意你的看法，”Ｋ说，“但并非永远如此。女人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能动员我认识的几位女人，一齐为我出力，那我就肯定能打赢官司。特别是在这个法庭面前，它的成员几乎全是好色之徒。预审法官只要远远瞧见一个女人，就会把案桌和报告统统撞翻在地，迫不及待地跑到她跟前去。”教士把身子探出石栏外，显然他已经第一次感到位于头部上方的拱顶的压迫。外面的天气肯定糟糕透顶，现在教堂里连一点微弱的亮光也没有了，黑夜已经降临。大窗子上的彩色玻璃没有一块能透过一丝光线来照亮黑暗的墙壁。就在这时，堂守开始把神坛上的蜡烛一支支吹灭。“你生我的气吗？”Ｋ问教士，“你很可能不了解你为之服务的法庭的性质。”他没有得到回答。“这些只是我个人的体会，”Ｋ说。上面还是没有回答。“我并不想冒犯你，”Ｋ说。听到这儿，教士在讲坛上厉声嚷道：“你的目光难道不能放远一点吗？”这是忿怒的喊声，同时又像是一个人看到别人摔倒、吓得魂不附体时脱口而出的尖叫。
他们两人沉默了好久。在一片黑暗中，教士当然看不清Ｋ的模样，而Ｋ却能借着小灯的亮光把他看得很清楚。他为什么不走下讲坛？他没有布道，只告诉Ｋ几则消息；Ｋ考虑了一下，这些消息只会对自己有害，而不会有什么帮助。然而Ｋ觉得，教士的好意是毋庸置疑的。只要教士离开讲坛，他们就有可能达成一致的意见；Ｋ就有可能从他那儿得到决定性的、可以接受的忠告，比如说，他可能给Ｋ指出途径，当然并非让Ｋ去找有权有势的人物，为他的案子斡旋，而是避免Ｋ涉嫌，使他从这件案子中彻底脱身，完全游离于法庭管辖之外自由生活。这种可能性应该存在，近来Ｋ对此想了很多。如果教士知道这种可能性，那么只要Ｋ央求他，他可能便会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Ｋ，尽管他本身属于法庭，而且，一听到法庭受到指责，便会忘记自己温和的天性，对Ｋ大叫大嚷起来。
“你不想下来吗？”Ｋ说，“你不必布道了。下来吧，到我这儿来。”“现在我可以下来了，”教士说，他可能后悔自己刚才太感情用事了。他从灯架上取下圣灯，说道：“我首先得从远处对你说话。否则，我太容易受影响，会忘记我的职责。”
Ｋ在梯级底下等着他。教士还没有从梯级上走下来，就朝Ｋ伸出手。“你能抽点时间跟我谈谈吗？”Ｋ问道。“你愿谈多久，就谈多久，”教士说，他把小圣灯交给Ｋ提着。他俩虽然已经挨得很近，教士却仍旧保持着某种矜持的神情。“你对我很好，”Ｋ说。他们肩并肩地在昏暗的中堂里来回踱步。“在属于法庭的人当中，你是个例外。我对你要比对其他人信任得多，虽然我熟悉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你面前，我愿意畅所欲言。”“你可别受骗，”教士说。“我怎么会受骗呢？”Ｋ问道。“关于法庭这件事，你是自己骗自己，”教士说，“法律的序文中，是这样描绘这种特殊的欺骗的：一个守门人在法的门前站岗。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守门人跟前，求见法。但是守门人说，现在不能让他送去。乡下人略作思忖后问道，过一会儿是不是可以进去。‘这是可能的，’守门人回答说，‘但是现在不行。’由于通向法的大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守门人也走到一边去了，乡下人便探出身子，朝门里张望。守门人发现后，笑着说：‘你既然这么感兴趣，不妨试试在没有得到我许可的情况下进去。不过，你要注意，我是有权的，而我只不过是一个级别最低的守门人。里边的大厅一个连着一个，每个大厅门口都站着守门人，一个比一个更有权。就是那第三个守门人摆出的那副模样，连我也不敢看一眼。’这些是乡下人没有料到的困难。他本来以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法那儿去；但是，他仔细端详了一下这位穿着皮外套、长着一个又大又尖的鼻子、蓄着细长而稀疏的鞑靼胡子的守门人以后，决定最好还是等得到许可后才进去。守门人给他一张凳子，让他坐在门边。他就在那儿坐着，等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他反复尝试，希望能获准进去，用烦人的请求缠着守门人。守门人时常和他聊几句，问问他家里的情况和其他事情，但是提问题的口气甚为冷漠，大人物们提问题便是这个样子；而且说到最后总是那句话：现在还不能放他进去。乡下人出门时带了很多东西；他拿出手头的一切，再值钱的也在所不惜，希望能买通守门人。守门人照收不误，但是每次收礼时总要说上一句：‘这个我收下，只是为了使你不至于认为有什么该做的事没有做。’在那些漫长的岁月中，乡下人几乎在不停地观察着这个守门人。他忘了其他守门人，以为这个守门人是横亘在他和法之间的惟一障碍。开始几年，他大声诅咒自己的厄运；后来，由于他衰老了，只能喃喃自语而已。他变得稚气起来；由于长年累月的观察，他甚至和守门人皮领子上的跳蚤都搞熟了，便请求那些跳蚤帮帮忙，说服守门人改变主意。最后他的目光模糊了，他不知道周围的世界真的变暗了，还是仅仅眼睛在欺骗他。然而在黑暗中，他现在却能看见一束光线源源不断地从法的大门里射出来。眼下他的生命已接近尾声。离世之前，他一生中体验过的一切在他头脑中凝聚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还从来没有问过守门人。他招呼守门人到跟前来，因为他已经无力抬起自己那个日渐僵直的躯体了。守门人不得不低俯着身子听他讲话，因为他俩之间的高度差别已经大大增加，愈发不利于乡下人了。‘你现在还想打听什么？’守门人说。‘你没有满足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到达法的跟前，’乡下人回答道，‘可是，这么多年来，除了我以外，却没有一个人想求见法，这是怎么回事呢？’守门人看出，乡下人的精力已经衰竭，听力也越来越不行了，于是便在他耳边吼道：‘除了你以外，谁也不能得到允许走进这道门，因为这道门是专为你而开的。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
“就这样，守门人欺骗了乡下人，”Ｋ马上说。他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住了。“别忙，”教士说，“不能不假思索便接受一种看法。我按照文章里写的，一字一句地给你讲了这个故事。这里并没有提到欺骗不欺骗。”“可是，这是显而易见的，”Ｋ说，“你对它的第一个解释十分正确，守门人只是在拯救的消息已经对乡下人无济于事的时候，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乡下人在这以前并没有向守门人提这个问题，”教士说，“另外，你还应该注意到，他只不过是一个守门人而已，作为守门人，他已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使你认为，他已尽到了自己的责任？”Ｋ问，“他没有尽到责任。他的责任应该是把所有外人轰走，但应该放这个人进去，因为门就是为这个人开的。”“你不大尊重原文，在篡改故事情节了，”教士说，“这个故事中，关于是否可以走进法的大门，守门人讲了两句重要的话，一句在开头，一句在结尾。第一句话是：他现在不能放乡下人进去；另一句话是：门是专门为乡下人而开的。如果两者有矛盾，你就说对了，守门人是骗了乡下人。不过，这里并没有矛盾。相反，第一句话里甚至包含了第二句话。人们几乎可以说，守门人在暗示将来有可能放乡下人进去的时候，已越出了自己的职责范围。当时，他的职责显然是不让人进去；许多评论家见到这个暗示确实很惊讶，因为守门人看来是个严守职责、一丝不苟的人。那么些年来，他从来没有擅离岗位，直到最后一分钟，他才把门关上；他明白自己的职务的重要性，因为他说过：‘我是有权的。’他尊敬上级，因为他曾讲过：‘我只不过是一个级别最低的守门人。’他并不多嘴，因为那么些年来，他只提了几个不带感情色彩的问题；他不会被贿赂，因为他在收礼时声明：‘这个我收下，只是为了使你不至于认为有什么该做的事没有做。’只要是和他的职责有关，苦苦哀求也好，暴跳如雷也好，他都无动于衷，因为我们知道，乡下人曾经‘用烦人的请求缠着守门人’。最后，甚至他的外貌——那个又大又尖的鼻子，那把细长而稀疏的鞑靼胡子——也让人联想到，他的性格一定很迂腐守旧。谁还能想像出一个比他更忠于职守的守门人呢？然而，守门人的性格中也包含着其他方面，这些方面似乎对所有求见法的人都有利，这也使我们易于理解，他为什么会越出自己的职责范围，向乡下人暗示将来有可能获准走进法的大门。我们不能否认，正因为他头脑有点简单，他也就必然有点自负。例如，他提到自己是有权的，其他守门人更有权，那些人的模样连他也不敢看一眼时，说过几句话。这几句话我觉得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他讲这几句话的方式却表明，头脑简单和自负把他的理解力搞乱了。评论家们就此指出：‘对同一件事情的正确理解和错误理解并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承认，这种简单和自负尽管表现得不很突出，但很可能削弱了他守门的能力；它们是守门人性格中的缺陷。还得附带说明一件事实：守门人看上去是位天生和蔼可亲的人，并非一直摆出盛气凌人的官架子。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开玩笑似地建议那人不妨在严格禁止人内的情况下闯进去；后来他也没有把那人撵走，而是像我们所知道的，给他一张凳子，让他坐在门边。这么多年来他耐着性子听那人的苦苦哀求，和那人作些简短的交谈，接受那人的馈赠，客客气气地允许那人当着他的面大声责骂应由他自己负责的命运——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推断出，他具有同情心理。并非每个守门人都会这样做。最后，那人对他作了个手势后，他就低低俯下身去，让那人有机会最后提一个问题。守门人知道一切就此结束了，他讲的那句话‘你没有满足的时候’只是一种温和的嗔责。有人甚至把这种解释方式再向前推进一步，认为这句话表达的是一种由衷钦仰的心情，虽然其中并非没有某种恩赐的口气。总之，守门人的形象与你所可以想像的很不相同。”“对于这个故事，你比我研究得仔细，花了更多的时间，”Ｋ说。他俩沉默了一阵子。然后Ｋ讲话了：“这么说，你认为那人没有受骗？”“别误解我的意思，”教士说，“我只是向你介绍了关于那件事的各种不同看法。你不必予以过分重视。白纸黑字写着的东西是无法篡改的；评论则往往不过是反映了评论家的困惑而已。在这件事中，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真正受骗的是守门人。”“这种说法太牵强附会了，”Ｋ说，“它有什么根据？”“根据在于，”教士回答道，“守门人的头脑简单，理由是他不明了法的内部，他只知道通向法的道路，他在路上来回巡逻。他的关于法的内部的想法是幼稚的。而且他自己也害怕其他守门人，认为他们是拦住那人去路的妖怪。实际上他比那人更怕他们，因为那人听说里边的守门人模样可憎以后，还是准备进去，而守门人却不想进去了，至少据我们所知是这样。还有的人说，他一定已经到过里头，因为不管怎么说，他已受雇为法服务，这项任命只能来自里头。这种说法遭到了反驳，理由是，很可能是里头传出来的一个声音任命他当守门人；无论怎么说，他在里头不可能进得很深，因为第三个守门人的模样就已经使他不敢看一眼了。此外，这么多年来，除了有一次提到那些守门人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讲过什么话，能表明他了解里头的情况。也许禁止他这么做，但是关于这一点也没有提及。有鉴于上述种种，人们得出的结论是，他对里头的情况和重要性一无所知，因此他处于一种受骗状态。在看待他和乡下人的关系方面，他也是受骗的，因为他从属于乡下人，而自己却不知道他反把乡下人当作自己的下属来对待，许多细节可以说明这点，你一定还记得。根据对故事的这种解释，十分明显，他是从属于乡下人的。首先，奴隶总是从属于自由人的。乡下人确实是自由的，愿上哪儿就上哪儿，只有法的大门对他关着，只有一个人——守门人——禁止他走进法的大门。他接过凳子，坐在门边，待在那儿，一直到死，完全是自愿的；故事里从来没有讲起有谁强迫他。可是，守门人却被职责强制在岗位上，他不敢走到乡下去，显然也不能走进法的门里去，即使他想进去也不行。另外，虽然他为法服务，但他的岗位只是这一道门；换句话说，他只为这个乡下人服务，因为这道门是专为乡下人而开的。从这方面讲，他也从属于乡下人。我们可以设想得出，乡下人从小到大的那些年间，守门人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走过场，因为他必须等待一个人的到来，也就是说，要等一个人长大；因此，他必须长期等待，以便实现自己的工作目的；此外，他还得等那人高兴，因为那人只有当自己想来时才来。守门人职责的期限也取决于那人的寿命，所以，归根结底，他是从属于那人的。故事里始终强调，守门人对所有这些显然一无所知。这本身并不奇怪，因为根据这种解释，守门人在一件重要得多的、直接影响到他的职责本身的事情上，同样也是受骗的。例如在故事末尾，他提到法的大门时说：‘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但是，故事开头部分却说，通向法的大门一直敞开着；如果它一直是开着的，这就意味着不管乡下人是死是活，这门在任何时候都应敞开着；既然这样，守门人就不能把它关上。至于守门人说这话有什么动机，有几种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他说要去关门，只是为了回答乡下人而已；有人说这是他强调自己是忠于职守的；也有人断言，这是为了使那人在弥留之际感到懊丧不已。不过，人们还是同意这个观点：守门人没有能力去关门。很多人认为，在智力上他也不如乡下人，至少在故事结尾部分是如此，因为乡下人看见法的大门里射出了光线，而守门人站岗的位置却决定他要背对着门；何况他也没有讲任何话，证明他发现了这种变化。”“说得有理，”Ｋ低声向自己复述了教士讲的几个理由以后说道，“说得有理，我倾向于同意这种观点：受骗的是守门人。不过，这不能使我抛弃原先的看法，因为这两个结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并行不悖的。守门人精明也罢，受了骗也罢，无关大局。我说过，乡下人受骗了。如果守门人头脑精明，也许有人会对此起疑；但是，如果守门人自己受了骗，那他的受骗必然会影响到乡下人。这就使守门人实际上不可能成为骗子，而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真是这样的话，就必须立即解除他的职务。你不应该忘记，守门人的受骗对他自己固然无害，但会给乡下人带来无穷无尽的危害。”“对这种看法也有反对意见，”教士说，“许多人断言，故事本身不能使任何人有权来评论守门人。不管他会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他终究是法的仆人；这就是说他属于法，因此他完全超出人们所能评论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敢相信，他从属于乡下人。虽然他受职守的制约，必须守在法的门前，但是他却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伟大得多，别人无法和他相比。乡下人只能求见法，守门人却已经固定在法的身边。是法把他安置在守门人的位置上；怀疑他的尊严就等于怀疑法本身。”“我不同意这种看法，”Ｋ摇摇头说，“因为，我们如果接受这种看法，那就必须承认守门人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可是，你自己也已充分证明，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不，”教士说，“不必承认他讲的每句话都是真的，只需当作必然的东西而予以接受。”“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Ｋ说，“这会把谎言变成普遍准则。”
Ｋ用下断语的口气讲了这句话，但这不是他的最后论断。他太疲倦了，无力逐一分析从这个故事中引出的各个结论；由此产生的这一大堆思想对他来讲是陌生的，是不可捉摸的；对法官们来说，这是一个合宜的讨论题目，但对他来讲并非如此。这个简单的故事已经失去了它清晰的轮廓，他想把这个故事从头脑中驱赶出去；教士现在表现得情感细腻，他听凭Ｋ这样说，默默听取他的评论，虽然无疑地并不同意他的观点。
他们默默无言，来回踱了一阵；Ｋ紧挨着教士，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他手里提着的灯早就熄灭了。几位圣徒的银像由于银子本身的光泽在他前面很近的地方闪烁了一下，立即又消失在黑暗中。Ｋ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大依赖教士，便问道：“我们离大门口不远了吧？”“不对”，教士说，“我们离大门口还远着哩。你想走了吗？”虽然Ｋ当时没想到要走，但是他还是马上回答道：“当然，我该走了。我是一家银行的襄理，他们在等着我，我到这里来，只是为了陪一位从外国来的金融界朋友参观大教堂。”“好吧，”教士说，他朝Ｋ伸出手，“那你就走吧。”“可是，这么黑，我一个人找不到路，”Ｋ说。“向左拐，一直走到墙跟前，”教士说，“然后顺着墙走，别离开墙，你就会走到一道门前。”教士已经离开他一两步了，Ｋ又大声嚷道：“请等一等。”“我在等着呢，”教士说。“你对我还有别的要求吗？”Ｋ问道。“没有，”教士说。“你一度对我很好，”Ｋ说，“给我讲了这么多道理，可是现在你却让我走开，好像你对我一点也不关心似的。”“但你现在必须离开了，”教士说。“好吧，这就走，”Ｋ说，“你应该知道，我这是出于无奈。”“你应该先知道，我是谁，”教士说。“你是狱中神父嘛，”Ｋ说。他摸索着又走到教士跟前；他并不像刚才说的那样，必须立即赶回银行，而是完全可以再待一会儿。“这意味着我属于法院，”教士说，“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要向你提各种要求呢？法院不向你提要求。你来，它就接待你；你去，它就让你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