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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地种得好的，手上有点技术的，谁又会愿意随意改行，反过来讲，那些愿意改行的在原行当中是个什么水平，自然也不用多说了。
其实如果放在一个完善的工业化组织当中，这些问题都算不上是太大的麻烦，哪怕是没有现成的制度，只要执行人员足够灵活且富有组织经验，终究还是可以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再不济人家也有充裕的本钱，完全可以做到以一力破万物，后世的“精准扶贫”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
但程刚本来就是个没啥基层经验的愣头青，而他手下的那些干部别说经验了，连文化水平都参差不齐，干起事情自然错漏百出，所以闹出了不少笑话。
但土共的同志唯有一处优点是其他大多数组织比不上的，那就是学习经验和吸收教训的能力，在李润石的指导下，程刚带着大家一点点总结问题，尝试解决办法，这才搭建起了一个勉强运行起来的制度。
而回到鄂豫皖这边来，中央苏区好歹还有程刚的援助打底，撑起了不小的架子，所以才会遇到这些“幸福的烦恼”，可这边那是真的想扶都扶不起来了，至少在近几年里是不可能办成的。
若是真如某些同志建议的那样，大规模推行农场制度，把没人种植的田地集中起来管理，设想上确实不错。
可根据程刚的了解，当地在这方面基本没啥经验，强行上马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农场没有耕种好，农民的收获也减少了，连带着整片区域的生产都成了问题。
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先例，而且正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迫于现状各地的干部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想出了非常多的办法，但这些办法基本上良莠不齐，有效的策略其实相当少见。
而且碍于当时左倾的土地政策，加上组织者极度缺乏经验，最后不少地方都变成了“许多生产是荒芜了，木子(梓)无人收，山林无人禁，什么菜与麦地也很少的人种，农民都好像懒起来了。”
知道后来确实尝到了苦果，吸取了这些教训，方才有了进一步的改进。
现在有了程刚的插手，自然不会坐视局势径直恶化，所以他首先提出了更为合理的建议，即暂缓过于激进的模式，优先把重心集中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同时小规模推行军队农场，利用红军自身的组织性保证大农业的正常运行。
当然了，这些制度有没有用暂且不说，但肯定不会收到地方同志的欢迎，曾钟生的质疑还算是客气的了，其他一些更加尖刻的问题也不是没有提出来。
比如在调动积极性上，眼下其实还有一个“富农主义”的帽子挂在不少干部的头上，李润石就被盖了一个，程刚自然也少不了。
因为想要农民专心生产，那么必须保证多劳多得，不能搞绝对化的平均主义，更不能让一些掌握了耕种技术的农民，因为种植出了更多的粮食，反而被划归到所谓富农之中，并蒙受巨量损失，不然的话，别说富农了，就算是贫农都会因此而发生动摇。
而要怎么解决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这可是一门复杂的课题，至少对于当前还不够完善的土共而言，其实还有不少弯路要走，程刚能做的也就只有适当提个醒，给大家搭好不至于跌落深渊的防护网而已。
另外在粮食的交易问题上，程刚也发现当地普遍存在强迫规定粮食收购价格的现象，红军的收购价甚至还不如白区的高，使得不少农民偷偷将粮食运到外面去销售，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总而言之，这些不成熟、甚至在后世看来有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举措，有的确实是因为干部没有经验拎不清路数，有的又很大程度上源于财政的困境，不得已而为之。
再考虑到其中一些内容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政治路线上的矛盾，就使得境况显得愈发复杂，即便有了程刚坐镇，在一些话题上大家还是难免吵得不可开交。
这次以缺乏合格的农业工人为核心论点，再又添加了不少他自己总结的案例，程刚勉强说服了曾种生同志，算是整场会议中的一小截片段。
至于对那些实在讲不通的人，程刚也只能甩出“你在教我做事？”的态度强行压制回去，凭借着更加丰富的经验，他倒也有这个底气。
而且还必须要考虑到北上的数千人，在鄂豫皖根据地建设中将会发挥的重大作用，所以鄂豫皖想要获得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依赖于这些北上支援的队伍。
这些人员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相当长的时间，打下了深刻的思想印迹，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属于李润石和程刚的嫡系。
有了这批人作为后盾，当地同志即便再有意见，也必须尊重程刚的想法，这也是他得以反客为主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说得不客气些，即使程刚拉下脸在这里搞起大清洗，也不是没可能做不到，甚至清完了地方派，马上就能拉来一批空降干部补充进来。
只不过程刚到底还是顾忌影响的，根本不屑于参与过于低劣的政治斗争（当然他也没得这个厚黑的本事），所以只能近乎费力不讨好地说服大家，依靠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模式，逐渐获得地方同志的认可。
在这方面他似乎还有一个半是优势半是劣势的特点，那就是程刚几乎可以算得上党内唯一一个“流动”干部，因为也只有他有能力定期在各根据地之间安全转移。
所以可以说各地都是程刚的基本盘，也可以说他根本就不存在基本盘，具体到鄂豫皖这边，既然知道程部长要不了多久就得离开，那么在此之前让他放一回炮，也就勉强能够接受了。
实际上在大多数同志看来，程刚更像是一位过来传授经验的老师，而非直接负责领导工作的干部，愿意听的就听，不愿意听的他也不会直接强迫，只是后果就得自己负责了。
于是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这些天里，当地的同志确实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博览广识，密集的争论反而将程刚的优势展现得更加明显，同时也避免了他缺乏政治经验的劣势。
但时间总是飞快，十二月五日，在众人不舍的挽留之中，他们公认的程老师带着精挑细选的两千余人，再次踏上了新的征程。
但凡地种得好的，手上有点技术的，谁又会愿意随意改行，反过来讲，那些愿意改行的在原行当中是个什么水平，自然也不用多说了。
其实如果放在一个完善的工业化组织当中，这些问题都算不上是太大的麻烦，哪怕是没有现成的制度，只要执行人员足够灵活且富有组织经验，终究还是可以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再不济人家也有充裕的本钱，完全可以做到以一力破万物，后世的“精准扶贫”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
但程刚本来就是个没啥基层经验的愣头青，而他手下的那些干部别说经验了，连文化水平都参差不齐，干起事情自然错漏百出，所以闹出了不少笑话。
但土共的同志唯有一处优点是其他大多数组织比不上的，那就是学习经验和吸收教训的能力，在李润石的指导下，程刚带着大家一点点总结问题，尝试解决办法，这才搭建起了一个勉强运行起来的制度。
而回到鄂豫皖这边来，中央苏区好歹还有程刚的援助打底，撑起了不小的架子，所以才会遇到这些“幸福的烦恼”，可这边那是真的想扶都扶不起来了，至少在近几年里是不可能办成的。
若是真如某些同志建议的那样，大规模推行农场制度，把没人种植的田地集中起来管理，设想上确实不错。
可根据程刚的了解，当地在这方面基本没啥经验，强行上马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农场没有耕种好，农民的收获也减少了，连带着整片区域的生产都成了问题。
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先例，而且正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迫于现状各地的干部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想出了非常多的办法，但这些办法基本上良莠不齐，有效的策略其实相当少见。
而且碍于当时左倾的土地政策，加上组织者极度缺乏经验，最后不少地方都变成了“许多生产是荒芜了，木子(梓)无人收，山林无人禁，什么菜与麦地也很少的人种，农民都好像懒起来了。”
知道后来确实尝到了苦果，吸取了这些教训，方才有了进一步的改进。
现在有了程刚的插手，自然不会坐视局势径直恶化，所以他首先提出了更为合理的建议，即暂缓过于激进的模式，优先把重心集中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同时小规模推行军队农场，利用红军自身的组织性保证大农业的正常运行。
当然了，这些制度有没有用暂且不说，但肯定不会收到地方同志的欢迎，曾钟生的质疑还算是客气的了，其他一些更加尖刻的问题也不是没有提出来。
比如在调动积极性上，眼下其实还有一个“富农主义”的帽子挂在不少干部的头上，李润石就被盖了一个，程刚自然也少不了。
因为想要农民专心生产，那么必须保证多劳多得，不能搞绝对化的平均主义，更不能让一些掌握了耕种技术的农民，因为种植出了更多的粮食，反而被划归到所谓富农之中，并蒙受巨量损失，不然的话，别说富农了，就算是贫农都会因此而发生动摇。
而要怎么解决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这可是一门复杂的课题，至少对于当前还不够完善的土共而言，其实还有不少弯路要走，程刚能做的也就只有适当提个醒，给大家搭好不至于跌落深渊的防护网而已。
另外在粮食的交易问题上，程刚也发现当地普遍存在强迫规定粮食收购价格的现象，红军的收购价甚至还不如白区的高，使得不少农民偷偷将粮食运到外面去销售，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总而言之，这些不成熟、甚至在后世看来有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举措，有的确实是因为干部没有经验拎不清路数，有的又很大程度上源于财政的困境，不得已而为之。
再考虑到其中一些内容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政治路线上的矛盾，就使得境况显得愈发复杂，即便有了程刚坐镇，在一些话题上大家还是难免吵得不可开交。
这次以缺乏合格的农业工人为核心论点，再又添加了不少他自己总结的案例，程刚勉强说服了曾种生同志，算是整场会议中的一小截片段。
至于对那些实在讲不通的人，程刚也只能甩出“你在教我做事？”的态度强行压制回去，凭借着更加丰富的经验，他倒也有这个底气。
而且还必须要考虑到北上的数千人，在鄂豫皖根据地建设中将会发挥的重大作用，所以鄂豫皖想要获得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依赖于这些北上支援的队伍。
这些人员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相当长的时间，打下了深刻的思想印迹，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属于李润石和程刚的嫡系。
有了这批人作为后盾，当地同志即便再有意见，也必须尊重程刚的想法，这也是他得以反客为主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说得不客气些，即使程刚拉下脸在这里搞起大清洗，也不是没可能做不到，甚至清完了地方派，马上就能拉来一批空降干部补充进来。
只不过程刚到底还是顾忌影响的，根本不屑于参与过于低劣的政治斗争（当然他也没得这个厚黑的本事），所以只能近乎费力不讨好地说服大家，依靠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模式，逐渐获得地方同志的认可。
在这方面他似乎还有一个半是优势半是劣势的特点，那就是程刚几乎可以算得上党内唯一一个“流动”干部，因为也只有他有能力定期在各根据地之间安全转移。
所以可以说各地都是程刚的基本盘，也可以说他根本就不存在基本盘，具体到鄂豫皖这边，既然知道程部长要不了多久就得离开，那么在此之前让他放一回炮，也就勉强能够接受了。
实际上在大多数同志看来，程刚更像是一位过来传授经验的老师，而非直接负责领导工作的干部，愿意听的就听，不愿意听的他也不会直接强迫，只是后果就得自己负责了。
于是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这些天里，当地的同志确实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博览广识，密集的争论反而将程刚的优势展现得更加明显，同时也避免了他缺乏政治经验的劣势。
但时间总是飞快，十二月五日，在众人不舍的挽留之中，他们公认的程老师带着精挑细选的两千余人，再次踏上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