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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然后再转交到果党手中,这其中就给土共留下了不少的操作空间。
但这样的做法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无奈之举,除去少部分艺高人胆大,以及一些完全不在乎暴不暴露的人士,大部分同志在租界当中都必须谨言慎行,时常心惊胆战,说得难听点就是夹着尾巴做人。
若是只有少量地下党的人员如此也就罢了,但一个党最核心的若干机构,从上到下全都长期处于这种水深火热的憋屈状态之中,正常人都知道肯定受不了。
这里面,党员们的觉悟确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若是换成是果党那些家伙,那么诸如顾瞬漳这般的例子,怕是刚刚转移到租界还没几天就会爆出来,但土共的绝大多数同志都用一种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了数年之久。
但话又说回来,现实的压力还是让很多人急于改变如此不正常的状态,只不过限于时代的眼光,党内主流意见始终是希望能够尽快占领一处核心城市,最好能够沿海,以复制先前北伐的成功案例。
比如三年前的洪城起义,最开始定下的目标就是带领部队南下粤省,哪怕不能夺取羊城,也要占据循江。
只可惜不止洪城起义军大部分先后溃散,就连好不容易发动的羊城起义也在果党和列强的干预下惨遭重创,最后两边余部合为一处,即王凯带上槿甘山的那支部队。
所以说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前人(常凯申)走完这条路之后,第一反应肯定是首先把路给堵死,绝不给后人留下任何机会。
但党内不少同志始终没能意识到这一点,一直到今年李利叁的左倾冒险同样也是这种错误路线的延续。
当然了,哪怕是已经接连受挫,能够从中吸取到经验教训,并且敏锐发现应该转而从农村出发的同志,到底还是少数。
再加上一直以来留在申城也没有出什么大问题,所以像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一般,不少人还是希望能够继续维持现状,然后多试几次。
可问题是局面在11月底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
红一军团从九月份开始由赣南北上,先是围攻洪城,而后联合鹏石穿的红三军团在湘鄂边界大闹一场并成功渡江,接着又在鄂豫皖闯荡出了一番声势,如此种种确实给当时尤为沮丧的党内同志打了一针强心剂。
当时伍翔宇恰好回国,正好碰上各大报纸开始报道此事,也为他接下来的整顿提供了不少威信力。
但麻烦的事情(至少在申城这边看来)还是发生了,为了保证回程渡江的顺利进行,程刚极为大胆地击沉了两艘列强炮艇,甚至还俘虏了好几十个洋人水兵。
自从被打开国门以来,这般“战绩”简直是空前未有,于是很快就引发了全国的轰动,哪怕洋人和金陵政府极力掩饰并严加封锁,也根本挡不住各种小道消息的传播。
但问题是提气归提气,包括党内的不少同志问讯后也是精神一振,可这次丢完里子又丢面子的英、日两国,恰好就是申城租界尤为强盛的两大势力。
虽说中央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公共租界(由英租界转变而来)和法租界,可在对待赤色分子的问题上,这些列强的屁股还是能坐到一起去的,所以很快中央机关的生存环境就遭到了严峻的考验。
当然了,程刚的行动肯定是早就跟伍翔宇通好气的,所以后者为了安全起见,早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虽然难免承受了些许影响,但整体损失并不算太过严重。
甚至换个角度来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一部分同志转变观念,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当时确实有一批人离开了申城,其中大部分都去了中央苏区。
不过暗地乃至明面上的异议、怪话,肯定也是有的。
毕竟闯下名声的是红一军团,可承担代价的却是申城中央,而且双方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本来就存在不少摩擦和矛盾,之前他们让李润石出兵,硬是不肯,结果等申城的计划近乎宣告失败,那边却开始动了起来,简直就是活生生地打脸。
可话又说回来,当初本就是这边决定要截断长江商路,而且还下令江边的红色武装采取行动,甚至做好了要与列强坚决斗到底的准备。
所以除去少部分人暗戳戳地转变立场,迅速从激进左倾变为保守右倾,然后开始指责伍翔宇之外,其余同志还是能够勉强接受这个结果的。
虽然之前的失败让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下了冒险主义的错误,但能够见到成功的案例,哪怕这是异见者所为,出于最朴素的爱国情怀和阶级意识,他们依旧感到了由衷的高兴。
另外无论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谁也没有预料到,李润石率领的红一军团,居然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不声不响地积攒下了这么强大的力量,只要撇去立场的障碍,还是能够振奋人心的。
因此这一事件发生后,伍、李派系在引发党内一部分极端分子反感的同时,也争取了不少人的支持。
以上种种,其实已经表明申城或者说租界,这个过去的安全堡垒,已经逐渐开始不堪重负,眼下正是到了走上一条新路的时候。
而以赣闽粤湘的农村地带为核心的中央苏区,又用实际行动展现了自己的战斗力,证明了自己的安全性。
所以在伍翔宇等人看来,不管大家到底愿不愿意承认,后续的形势都必将迫使他们不断向苏区转移。
只是在各种压力之下,若能够尽快完成这一转变自然最好,毕竟时间不等人,谁也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发生什么变数。
但就目前来看,今年的一系列操作,伍翔宇和李润石的内外配合,还只能说暂且埋下了一个伏笔,后面仍有相当艰巨的工作需要他们去完成。
住,然后再转交到果党手中,这其中就给土共留下了不少的操作空间。
但这样的做法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无奈之举,除去少部分艺高人胆大,以及一些完全不在乎暴不暴露的人士,大部分同志在租界当中都必须谨言慎行,时常心惊胆战,说得难听点就是夹着尾巴做人。
若是只有少量地下党的人员如此也就罢了,但一个党最核心的若干机构,从上到下全都长期处于这种水深火热的憋屈状态之中,正常人都知道肯定受不了。
这里面,党员们的觉悟确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若是换成是果党那些家伙,那么诸如顾瞬漳这般的例子,怕是刚刚转移到租界还没几天就会爆出来,但土共的绝大多数同志都用一种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了数年之久。
但话又说回来,现实的压力还是让很多人急于改变如此不正常的状态,只不过限于时代的眼光,党内主流意见始终是希望能够尽快占领一处核心城市,最好能够沿海,以复制先前北伐的成功案例。
比如三年前的洪城起义,最开始定下的目标就是带领部队南下粤省,哪怕不能夺取羊城,也要占据循江。
只可惜不止洪城起义军大部分先后溃散,就连好不容易发动的羊城起义也在果党和列强的干预下惨遭重创,最后两边余部合为一处,即王凯带上槿甘山的那支部队。
所以说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前人(常凯申)走完这条路之后,第一反应肯定是首先把路给堵死,绝不给后人留下任何机会。
但党内不少同志始终没能意识到这一点,一直到今年李利叁的左倾冒险同样也是这种错误路线的延续。
当然了,哪怕是已经接连受挫,能够从中吸取到经验教训,并且敏锐发现应该转而从农村出发的同志,到底还是少数。
再加上一直以来留在申城也没有出什么大问题,所以像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一般,不少人还是希望能够继续维持现状,然后多试几次。
可问题是局面在11月底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
红一军团从九月份开始由赣南北上,先是围攻洪城,而后联合鹏石穿的红三军团在湘鄂边界大闹一场并成功渡江,接着又在鄂豫皖闯荡出了一番声势,如此种种确实给当时尤为沮丧的党内同志打了一针强心剂。
当时伍翔宇恰好回国,正好碰上各大报纸开始报道此事,也为他接下来的整顿提供了不少威信力。
但麻烦的事情(至少在申城这边看来)还是发生了,为了保证回程渡江的顺利进行,程刚极为大胆地击沉了两艘列强炮艇,甚至还俘虏了好几十个洋人水兵。
自从被打开国门以来,这般“战绩”简直是空前未有,于是很快就引发了全国的轰动,哪怕洋人和金陵政府极力掩饰并严加封锁,也根本挡不住各种小道消息的传播。
但问题是提气归提气,包括党内的不少同志问讯后也是精神一振,可这次丢完里子又丢面子的英、日两国,恰好就是申城租界尤为强盛的两大势力。
虽说中央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公共租界(由英租界转变而来)和法租界,可在对待赤色分子的问题上,这些列强的屁股还是能坐到一起去的,所以很快中央机关的生存环境就遭到了严峻的考验。
当然了,程刚的行动肯定是早就跟伍翔宇通好气的,所以后者为了安全起见,早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虽然难免承受了些许影响,但整体损失并不算太过严重。
甚至换个角度来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一部分同志转变观念,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当时确实有一批人离开了申城,其中大部分都去了中央苏区。
不过暗地乃至明面上的异议、怪话,肯定也是有的。
毕竟闯下名声的是红一军团,可承担代价的却是申城中央,而且双方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本来就存在不少摩擦和矛盾,之前他们让李润石出兵,硬是不肯,结果等申城的计划近乎宣告失败,那边却开始动了起来,简直就是活生生地打脸。
可话又说回来,当初本就是这边决定要截断长江商路,而且还下令江边的红色武装采取行动,甚至做好了要与列强坚决斗到底的准备。
所以除去少部分人暗戳戳地转变立场,迅速从激进左倾变为保守右倾,然后开始指责伍翔宇之外,其余同志还是能够勉强接受这个结果的。
虽然之前的失败让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下了冒险主义的错误,但能够见到成功的案例,哪怕这是异见者所为,出于最朴素的爱国情怀和阶级意识,他们依旧感到了由衷的高兴。
另外无论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谁也没有预料到,李润石率领的红一军团,居然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不声不响地积攒下了这么强大的力量,只要撇去立场的障碍,还是能够振奋人心的。
因此这一事件发生后,伍、李派系在引发党内一部分极端分子反感的同时,也争取了不少人的支持。
以上种种,其实已经表明申城或者说租界,这个过去的安全堡垒,已经逐渐开始不堪重负,眼下正是到了走上一条新路的时候。
而以赣闽粤湘的农村地带为核心的中央苏区,又用实际行动展现了自己的战斗力,证明了自己的安全性。
所以在伍翔宇等人看来,不管大家到底愿不愿意承认,后续的形势都必将迫使他们不断向苏区转移。
只是在各种压力之下,若能够尽快完成这一转变自然最好,毕竟时间不等人,谁也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发生什么变数。
但就目前来看,今年的一系列操作,伍翔宇和李润石的内外配合,还只能说暂且埋下了一个伏笔,后面仍有相当艰巨的工作需要他们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