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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所熟悉的周恩来总理，或者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脸上洋溢着光彩照人的明媚的微笑；或者威严冷峻、坚定顽强，目光里闪烁出钢和冰的性格。然而“重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还不是全部的周思来。在我跟随他的几十年中，深深感动我的还有另一个公开场合所不易见到的周恩来，这就是至情至性奔放不羁的周恩来。
我曾见过周恩来立在西花厅的海棠树下，仰面观花；树上花开似锦霞，他独个儿神思悠悠，四周围人迹渺渺，就那么久久地沉浸在静温无言的美妙的退想中；我也曾见过周恩来躁动不已地在屋里踱来踱去，急步声中，两眼时而漆黑，时而打闪一样进出火光，由于受到内心激烈情绪的冲撞而战栗着握紧拳头他的自控自制能力极强，但是他的感情也太丰富太充沛，所以仍然不乏失去自控自制而任由情感自然流泄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有不形于色的时候，也都有自然流泄的时候。
比如我多次见到总理泪水涌流，难过伤心，悲不自胜。其中印象深刻，使我心灵震颤的有四次。
第一次是1942年7月，在重庆市红岩嘴发生一件意外的事，就是周老太爷突然中风了。
周老太爷就是周恩来的父亲周助纲，我们工作人员都按那时的社会风俗称他周老太爷，邓颖超大姐叫他老爷子。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重庆住的时间长，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都先后来到重庆。
周恩来的父亲与邓颖超的母亲是风格气质不同又一样受人尊重的老人。邓母主要穿旗袍，个子比邓颖超稍高一些，有文化修养，有大家风度，用当时的标准衡量是比较现代派的。周老太爷与他的儿子周恩来身高差不多，但气质上显老派，常穿夏布或黑绸的长袍，老实、忠厚、胆小。
南方局在重庆的公开活动阵地，主要是红岩嘴、曾家岩和新华日报社。
曾家岩50号在城里，是一幢三层小楼，对外称“周公馆”周恩来住这里时间并不多，因为它离国民党首脑机关所在的上清寺地区太近，周围环境相当复杂，无论去哪里，都须经过一条通向崖边的马路，而路旁一所白色砖墙的三层小楼，就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住宅。“周公馆”进出之人，都要在特务头子眼前曝曝光。为了安全起见，周思来住红岩嘴，只有在城里办公办得太晚时，才在曾家岩50号休息。
红岩嘴是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距市中心区约5公里，有一片不小的山地，是个果园农场，由南方局和办事处的人员自己动手盖起来的一所三层楼房。周老太爷来重庆后，大家看他老实忠厚，怕他出门被国民党特务骗走，安排他住在了红岩嘴。
这里四周住户少，相对比较安全。
周老太爷身体本来挺好，气色也不错，属于那种不生事不惹非，安分过日子的人。
除了喜欢喝点酒，没有其他嗜好也没什么事要操心。我们照顾他也只是关照他少喝酒，少出去走。没想到会闹什么病。
年6月底的一天，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等人都聚在周恩来的房间里等车。
南方局、新华社、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共用一辆车，平时主要是接送秘密客人和送急病号使用，司机段廷英任劳任怨是个很好的同志。今天就是等他开车来送周恩来住院作手术。初步诊断，周恩来患的是膀胱脓肿。
等车的工夫，大家聊些闲天，正在讲话的是董必武。董老说话慢条斯理，但是很幽默。他早晨挤公共汽车碰上了张国焘。本来钱之光劝他不要坐公共汽车，小段忙不过来可以雇个马车坐。那时周恩来和董必武常坐马车，雇来很方便，比现在某些城市叫出租车还便当。
董必武说：“挤公共汽车有什么？你看参政会那个张国焘，他不是照样没汽车，也跟大家一起挤公共汽车吗？我今天又撞上他了。”
邓颖超说：“国民党也用完他了，他也没搞出啥名堂。”
钱之光撇撇嘴：“当个特务，混个参政员，连个小车也没混上。”
当时，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位同志为中共的参政员，开参政会常碰到张国焘，虽然也点个头算是打招呼，但张国焘自觉无颜，常常很尴尬。
“在陕甘宁边区叫他当个副主席，他嫌小不肯干，”董必武抹抹两撇胡子，晒笑道“他来重庆当主任，他这个主任没汽车，雇马车也发生经济困难”
“这就是叛徒的下场，就值那么个价儿。”我在门口插一句，听到了我们的汽车声“周副主席，车来了，走吧”
周恩来住进了歌乐山中央医院。经过住院进一步检查，决定动手术。情况报到延安，毛泽东主席给董必武打来了电报：“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
董老当然很注意，他与邓颖超、钱之光等天天轮替着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可是就在这时，周老太爷突然中风，那时的医疗技术不行，送医院没抢救过来，很快就死了。
一个难题马上摆在了董必武、邓颖超等人面前：要不要把这一消息告诉周恩来？如果告诉，周恩来刀口未痊愈，他又是孝子，又是中华民族敬老传统的典范，大悲大痛不利于身体且不说，还肯定会跑出医院奔丧“我看暂时不能告诉周公。”董必武拿主意说“大前年他去绍兴省亲，见了族长三鞠躬，见了姑丈推至上座执晚辈礼，不敢以政治部副部长自居。现在父亲去世，他必然不肯再留医院。”
“先不要告诉他了，这边的丧事我们先办着。”邓颖超同意董必武的意见“天气太热，尸体不好保留，先坚持几天看看，到时候看周公身体恢复情况再决定。”
于是，周老太爷去世的消息就瞒了周恩来。
然而，周思来的目光何等敏锐，心思何等细密？瞒一天可以，瞒两天就被他察出异常了。当时我在医院照顾他，傍晚时，他忽然问：“董必武怎么两天不露面？”
“可能忙吧？”我含糊道“南方局可能有事？”
“滑稽。”周恩来不满或生气时喜欢说这两个字。我能感觉到他那锐利的目光正在我脸孔上扫瞄，故意装着清理卫生，有事没事也要干点事。可是，周恩来叫住我：“你不要乱找事了。我问你，家里是不是出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周恩来太厉害了，他怎么一下子就猜想到是家里出事了？
“没听说什么事呀。”我努力镇定自己“南方局”
“你不要南方局，南方局。”周恩来真火了“南方局越有事他们越往我这里跑得勤，怎么会不露面？滑稽！”
我一怔，被噎住了。可不是吗？越有大事急事，董必武他们越来得勤，甚至几个人一起来，请示商量。南委组织部长被捕叛变，带领特务破坏了广西省工委，董必武和邓颖超就是当即赶到周恩来这里，马上商量决定将受到威胁的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调回重庆。如果又发生了什么大事，怎么可能不露面呢？
“他们研究什么事，也不会告诉我呀。”我终于找出一条理由。周恩来用狐疑的眼光最后打量我一遍，挥挥手不再说什么。他显然不信我讲的话，但也不好再逼我。不该知道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能说，这是他严格遵循并且严格要求我们必须作到的原则和纪律。
第3天，吴克坚来了。他问候周恩来也罢，汇报一般情况也罢，周思来都不作声，两眼就那么望着吴克坚，目光严肃、真诚、认真。吴克坚再有城府再有水平也承受不起周恩来的目光，越来越不自然，脸上的肌肉全僵硬了，笑不像笑，哭不像哭地，勉强问一声：“周副主席有什么指示？”他似乎急于想溜，舌尖在干燥的嘴唇上舔过一下，很快又接一句：“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回去了。”
“家里是不是出事了？”周恩来劈头问了这么一句。
“没、没什么”吴克坚僵笑着耸起肩膀，摊开两手。
“要是不能说，你就不要讲话。”周恩来突然严厉起来。他平时和蔼可亲，所以稍露严厉，分量就十分重。“但是不许说假话！我再问一遍，家里是不是出事了？”
吴克坚嘴唇翕动一下，没作声。
沉默中，周恩来点点头，声音转柔和：“这就对了，你回去吧。”
吴克坚刚走，周恩来就要下床：“小何，我马上出院。”
“哎呀，”我忙上去拦挡“不行，刚拆线，你伤口还没愈合好”“你不要讲了，我一定要出去。”
我明白，事情到这一步，谁也拦不住了。只好退一步说：“那也得办出院手续，要车来接啊。周副主席，我现在就去联系，你先躺下歇歇”
靠这个办法，才拦住周恩来没有当下走。办过手续，向董必武联系后，大家都知道拦不住了，第二天一早就来车接周思来回红岩嘴。
下车时，周恩来已经感觉到气氛不对，脸色变得苍白，也不多话，匆匆奔向办公室。
他过去走路快，但现在刀口没全长好，这样的急步令人担心。我想追上去挽扶，被他甩开了，一溜小跑似地进了办公室。
邓颖超听到响动，正迎出来，周思来已经抢先一步跨入办公室，一眼看到邓颖超臂上的黑纱，猛地停下步，恰似面前突然横出一道万丈深渊，仿佛再走一步就会坠入黑沉沉的渊底。
片刻的惊愕，那沉甸甸的寂静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周恩来那浓黑眉毛下的两只本来十分精神的两眼刹那间变痴变僵，直瞪瞪地望着邓颖超，凝固了。好像很久，又像只有两三秒的时间，当邓颖超脸上浮起一种歉意而又悲痛的神情欲有所言时，周恩来才猛抽一口气，从恶梦中惊醒一般，目光忽然惶恐地战栗了，他的嘴唇抽搐着，睫毛抖得厉害，好像内心受到淬不及防的巨大冲撞，全身都跟着颤抖起来，终于从胸腔里冲出一声：
“怎么，怎么回事？”周恩来从来不曾这样失控失态地显出慌乱，以致于邓颖超难过地低下头，没有敢说出话。周恩来已经左右扭动着颈项，连续问着：“出了什么事？
到底出了什么事？”
其实，以周恩来的聪明，早已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这一悲痛的现实。
“老爷子去世了。”邓颖超终于小声地说了一句。
周恩来的身体一阵悸颤，随即摇晃一下，我忙扶住他左臂。他没有感觉，两眼仍然痴痴的，好像还无法接受这一现实。邓颖超继续小声说：“中风，很快就不行了，三天前去世的”
周恩来静静地站着，嘴唇微张着一直在颤栗，凝滞的眼睛里慢慢地泌出一眶泪水；我听到了他的呼吸声，并且越来越清晰，那是鼻腔和喉咙壅塞的原因，这种粗重颤动的呼吸终于变成抽泣呻吟的节奏，泪水已经盈满眼眶，泉水一样漫溢下来，丰饶地淌过灰白的面颊。
我在心里叫着：周副主席，你要节哀，要注意身体啊。但我一句也说不出口。皖南事变时我见过他哭，但这一次的哭与那一次不同。究竞不同在哪里？我一时还说不准蓦地，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呜——”我听到一声长长的凄哀的号哭，周恩来的手捂到脸上，仿佛流泪已经无法减轻内心尖锐的痛楚，他终于松开喉咙，大放悲声，并且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在场的人，有的惊愕，有的慌张失措，有的难过地跟着一起掉泪。我也流泪了，因为我终于听出这一次的哭声与以往的不同。这是大忠大孝的哭声，带着我们民族的浓厚气息，带着传统和伦理道德的力量，凝聚了五千年文明的气势，猛烈地进发而出。这哭声使我心灵震颤，生出一种悲壮的轰轰烈烈之感；望着痛哭失声的周恩来，我忽然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党，对我们党的领袖生出一种新的深刻一层的认识。我隐约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团结人民，之所以有长盛不衰的力量，成为凝聚人民和民族的核心，极重要的一条原因就在于她继承和发扬着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人类五千年所创造的一切文明邓颖超大姐和几位同志趋前劝慰，扶住周恩来不让他躺倒在地。周恩来坐在地上，两只脚前后倒动，突然地抬起头来。悲痛、怨懑、懊悔、愤怒在刹那间爆发出来，泪飞如雨，斥声似火：
“你们没爹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啊，呜呜，他是我父亲！”哭声斥责声此起彼伏，连续不断：“我父亲死了你们封锁我，马克思主义也没说不要爹！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说亲生的父母都不要了，呜呜”
邓颖超不敢再劝，也劝不了，赶紧叫来董必武。董必武不安地上前说：“恩来同志，我们本意”
“你没有爹啊？”周恩来痛哭失声：“呜吗你们搞封锁，我父亲死三天你们不通知我一声，他是我父亲！呜呜，不敬父母，不忠不孝，那算什么共产党员？啊！”“恩来同志，唉，大家是为了你的身体。”董必武弯着腰，俯身小声解释：“大家怕影响你的伤口啊”“我也不是你们通知我，我就活不了啦！呜呜，他是我父亲，没有父亲有我吗？这是人之常情么”
“大家也是好心，”董必武难过地摇摇头“我们考虑不周。恩来呀，你就不要上火了。”
周恩来抹着眼泪，抬起头：“国民党本来就攻击我们没人情，不尊祖上，六亲不认，你们还敢封锁我。整整封锁我3天！”
“我们考虑不周，都是我们考虑不周。”董必武连连自责，周恩来的哭声减弱一些。
董必武趁机进一步解释：“恩来呀，决定你动手术，主席很关心，专门给我们打来电报，你看么，‘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电报打给我，叫我加以注意，我得完成主席的嘱托啊，不能不考虑你的身体情况啊。主席说不痊愈不应出院，我怎么办？我也难哪，考虑来考虑去，现在看来考虑得还是不周到。事情已经这样了，还请你原谅。主席还嘱托‘出院亦须节劳多休息’，叫我加以注意。恩来同志，节哀吧，注意身体，这是主席的要求和嘱托，也是大家的希望”
周思来流着泪看过毛泽东的电报，在董必武的劝说下渐渐止住痛哭，依然流着泪问：
“我父亲的遗体呢？”
“保留着。”董必武赶紧点头“天气太热，弄冰困难，我们在山上搭了个棚子，遗体停放在山上。”
周恩来从地上站起身，一边擦泪，一边走到桌前，拿笔拿纸，略想想，泪水又涌得多流得急了。他用衣袖用力擦一下泪，开始挥笔疾书，嘴唇紧闭，受到极大委屈似地嘟着，很快写下几行大字，交我说：“马上给主席发电。”
我送电文时，看了那内容。显然，周恩来的悲痛还需要排遣。他不好继续对大家发火，也不想再多批评，毛泽东主席便成了他唯一能诉说委屈和悲痛的人。
“主席，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
电文发出，很快便接到毛泽东的复电慰问：
“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致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周恩来当天即拖着未曾痊愈的病体，上山为父亲守灵。他戴着黑纱，迈着沉重的步子登上山，南方局和18集团军驻京办事处的许多同志跟随在后。来到停尸的席棚前，周恩来立住脚，深探地三鞠躬，而后默哀。
尸体盖着白布，四周围熏着香火和艾篙，因为天热，用冰极困难，所以用了这种土法来护尸驱味。
周思来走到尸体前，自己揭开白布，最后瞻仰了父亲的遗容，再次三鞠躬，然后就在灵前坐下来。没人能劝他回去休息，也没人敢劝他离开。他守灵一夜，第二天仍然不肯回去稍息，一直守到下午起灵。
工作人员用担架将尸体抬下山，放在马车上，送往小龙坎。我们在那里买了块墓地，办事处的人死了都埋在那里，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以及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被国民党兵打死的李少石同志等20多人，先后都葬在了那里。
周老太爷落葬时，周恩来填了第一锹土，然后大家才开始帮忙填土。堆起坟后，又是周恩来堆最后一锹土，仔细将坟头拍实修理整齐。
周恩来在墓前向父亲默哀，向父亲深深地鞠躬，鞠躬，再鞠躬。他那泪花迷离的两眼中，流出深深的忆念和哀痛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思来的第二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的4月8日。
送走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同志后；我跟随周思来回到上清寺他的办公室。
当时我们中共代表团已经搬到了上清寺，这也是为了国共和谈的方便。
王若飞、博古是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情况。叶挺将军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后刚被营救出狱。本来周恩来劝他多休息几天，另乘飞机走，但他去延安的心情迫切，坚持搭这趟飞机走，并且带上了他的女儿小扬眉。邓发是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后归国的。
周恩来在办公室门口停下步。送别战友时的笑容还残留在唇际，但他的两眼却显露出某种张然若失的神情。如今想来，那或许是人们常说的“第六感官”给人带来了隐隐的不安吧？
他的目光在不长而清寂的走廊里前后扫了一扫，眼皮一眨，叹声道：“唉，一下子冷清了！”他的右手顺走廊一划，像以往一样，由于手臂的残疾，挥手间肩膀和身体跟着动，显得很有力度，目光依次扫过几个屋门：“小扬眉就在我们屋里穿来穿去邓发和乔冠华昨天还在我那屋里打打闹闹呢。”
他感慨着摇摇头，对电台的同志说：“注意和延安联络，飞机到达后马上来通知我；”
这一天周恩来没有外出活动，就守在办公室里等电报。他一生乘飞机履险十来次，却仍然酷爱乘飞机，原因就一个：快。他的时间太宝贵。正因为遇险多，所以，自己爱坐飞机却不大放心战友们乘坐飞机。比如建国后他就不主张毛主席坐飞机，比如身边同志坐飞机他就始终有些提心。
这次也一样，他无法安心看文件。拾起放下，放下又拾起，强看过几页又蓦地扬起头，听到什么响动似地，继而把文件推到一边，起身围绕办公桌转过来绕过去地踏步。
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有些类似“恨别鸟惊心”的情况。秘书陈浩走进来时，他敏感地一颤，立住脚问：“延安来电了吗？”
“没有。”陈浩摇摇头“飞机没有这么快，还没到呢。”
“噢，还没到。”周恩来看看腕上的表“还要过半个钟点多呢。”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刚要看文件，又一下子站起身。是王若飞的爱人李佩芝进来了。
李佩芝的担心不安之色流露得更多几分。于是，周恩来那种不宁静的表现便被驱除了，恢复了惯有的从容镇定，指着腕上的手表说：“还不到，也快了。你就不要走了，我们一起等电报。”
不安的情绪流动时，人们会出于本能地往一起凑，似乎这样才能互相依靠支持，得到一些镇定。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渐渐聚了一些人，大家竭力找一些轻松话题聊天，借以松弛一下纠缠心头的那种莫名的紧张情绪。
正处于大规模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可以说，周恩来那时最大的担心还是怕国民党蒋介石搞破坏。记得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双十协定尚未签署，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便准备奉命回国。周恩来听到消息非常焦急，立刻驱车去找赫尔利，见面便严肃提出：
“大使先生，你把我们的毛主席接出来了，你就必须把毛主席再送回延安。现在的协议还没签字，你就要走，这是不行的。你这个时候定将失信于天下人！”当时，蒋介石确有加害毛泽东的打算，尽管他还顾虑重重，不得不考虑人心及国际舆论和影响而末敢轻举妄动，但心思有，可能性存在。他在双十协定签字前，又派张治中去甘肃省当省主席。
在我们看来，只有赫尔利和张治中这两个“保人”调离重庆，他才好有作为。周思来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当时他那种紧张、担心、焦急更甚于现在的等候飞机消息，他闻讯后立刻去拜访张治中。他明白，飞机上只要有赫尔利和张治中两个“保人”蒋介石的阴谋就无法施为。他情绪激烈地对张治中说：“文伯兄，你不能失信于天下人。你把毛主席接出了延安，你就必须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否则我们是不答应的！”之后，周恩来又去拜访蒋介石，态度坚决强硬地提出同样要求。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和政治影响，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要求。毛泽东终于安全地飞回了延安。
现在，周恩来又不能不为叶挺、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同志担心了。随着时间一点一点逝去，延安那边始终末见到飞机，李佩芝越来越焦急。
周恩来开始出于责任和所处位置，还努力保持了一定的沉着，以镇定李佩芝及其他同志的情绪，讲着小扬眉的活泼可爱和邓发的豪迈热烈。后来，他看过几次手表便渐渐沉默下去，话越来越少，终于再不敢提小扬眉了早就应该到了，延安仍然没有见到飞机。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在延安紧张查找。
周恩来和李佩芝坐在椅子里一声不响，陈浩每进来一次，他们便急切地朝她望去。
无须语言，一望之后便又垂下头，那神色明显是没消息。他们的脸色已不再是焦急，换上了一种阴郁沉重的神情。
“可能天气不好，在哪里迫降了。”我小声喃喃。现在我才理解，当我跟随周恩来乘飞机到各地时，地面的同志是什么心情；一次又一次改变航线或转换降落机场，那些等候消息的同志和我现在的心情不是一样吗？
我们不肯放弃的希望就是天气不好而改变了航线或临时换了降落机场。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可能性也越来越渺茫。飞机早已没油了，不可能还在天上；即便降到了... -->>
人们所熟悉的周恩来总理，或者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脸上洋溢着光彩照人的明媚的微笑；或者威严冷峻、坚定顽强，目光里闪烁出钢和冰的性格。然而“重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还不是全部的周思来。在我跟随他的几十年中，深深感动我的还有另一个公开场合所不易见到的周恩来，这就是至情至性奔放不羁的周恩来。
我曾见过周恩来立在西花厅的海棠树下，仰面观花；树上花开似锦霞，他独个儿神思悠悠，四周围人迹渺渺，就那么久久地沉浸在静温无言的美妙的退想中；我也曾见过周恩来躁动不已地在屋里踱来踱去，急步声中，两眼时而漆黑，时而打闪一样进出火光，由于受到内心激烈情绪的冲撞而战栗着握紧拳头他的自控自制能力极强，但是他的感情也太丰富太充沛，所以仍然不乏失去自控自制而任由情感自然流泄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有不形于色的时候，也都有自然流泄的时候。
比如我多次见到总理泪水涌流，难过伤心，悲不自胜。其中印象深刻，使我心灵震颤的有四次。
第一次是1942年7月，在重庆市红岩嘴发生一件意外的事，就是周老太爷突然中风了。
周老太爷就是周恩来的父亲周助纲，我们工作人员都按那时的社会风俗称他周老太爷，邓颖超大姐叫他老爷子。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重庆住的时间长，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都先后来到重庆。
周恩来的父亲与邓颖超的母亲是风格气质不同又一样受人尊重的老人。邓母主要穿旗袍，个子比邓颖超稍高一些，有文化修养，有大家风度，用当时的标准衡量是比较现代派的。周老太爷与他的儿子周恩来身高差不多，但气质上显老派，常穿夏布或黑绸的长袍，老实、忠厚、胆小。
南方局在重庆的公开活动阵地，主要是红岩嘴、曾家岩和新华日报社。
曾家岩50号在城里，是一幢三层小楼，对外称“周公馆”周恩来住这里时间并不多，因为它离国民党首脑机关所在的上清寺地区太近，周围环境相当复杂，无论去哪里，都须经过一条通向崖边的马路，而路旁一所白色砖墙的三层小楼，就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住宅。“周公馆”进出之人，都要在特务头子眼前曝曝光。为了安全起见，周思来住红岩嘴，只有在城里办公办得太晚时，才在曾家岩50号休息。
红岩嘴是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距市中心区约5公里，有一片不小的山地，是个果园农场，由南方局和办事处的人员自己动手盖起来的一所三层楼房。周老太爷来重庆后，大家看他老实忠厚，怕他出门被国民党特务骗走，安排他住在了红岩嘴。
这里四周住户少，相对比较安全。
周老太爷身体本来挺好，气色也不错，属于那种不生事不惹非，安分过日子的人。
除了喜欢喝点酒，没有其他嗜好也没什么事要操心。我们照顾他也只是关照他少喝酒，少出去走。没想到会闹什么病。
年6月底的一天，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等人都聚在周恩来的房间里等车。
南方局、新华社、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共用一辆车，平时主要是接送秘密客人和送急病号使用，司机段廷英任劳任怨是个很好的同志。今天就是等他开车来送周恩来住院作手术。初步诊断，周恩来患的是膀胱脓肿。
等车的工夫，大家聊些闲天，正在讲话的是董必武。董老说话慢条斯理，但是很幽默。他早晨挤公共汽车碰上了张国焘。本来钱之光劝他不要坐公共汽车，小段忙不过来可以雇个马车坐。那时周恩来和董必武常坐马车，雇来很方便，比现在某些城市叫出租车还便当。
董必武说：“挤公共汽车有什么？你看参政会那个张国焘，他不是照样没汽车，也跟大家一起挤公共汽车吗？我今天又撞上他了。”
邓颖超说：“国民党也用完他了，他也没搞出啥名堂。”
钱之光撇撇嘴：“当个特务，混个参政员，连个小车也没混上。”
当时，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位同志为中共的参政员，开参政会常碰到张国焘，虽然也点个头算是打招呼，但张国焘自觉无颜，常常很尴尬。
“在陕甘宁边区叫他当个副主席，他嫌小不肯干，”董必武抹抹两撇胡子，晒笑道“他来重庆当主任，他这个主任没汽车，雇马车也发生经济困难”
“这就是叛徒的下场，就值那么个价儿。”我在门口插一句，听到了我们的汽车声“周副主席，车来了，走吧”
周恩来住进了歌乐山中央医院。经过住院进一步检查，决定动手术。情况报到延安，毛泽东主席给董必武打来了电报：“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
董老当然很注意，他与邓颖超、钱之光等天天轮替着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可是就在这时，周老太爷突然中风，那时的医疗技术不行，送医院没抢救过来，很快就死了。
一个难题马上摆在了董必武、邓颖超等人面前：要不要把这一消息告诉周恩来？如果告诉，周恩来刀口未痊愈，他又是孝子，又是中华民族敬老传统的典范，大悲大痛不利于身体且不说，还肯定会跑出医院奔丧“我看暂时不能告诉周公。”董必武拿主意说“大前年他去绍兴省亲，见了族长三鞠躬，见了姑丈推至上座执晚辈礼，不敢以政治部副部长自居。现在父亲去世，他必然不肯再留医院。”
“先不要告诉他了，这边的丧事我们先办着。”邓颖超同意董必武的意见“天气太热，尸体不好保留，先坚持几天看看，到时候看周公身体恢复情况再决定。”
于是，周老太爷去世的消息就瞒了周恩来。
然而，周思来的目光何等敏锐，心思何等细密？瞒一天可以，瞒两天就被他察出异常了。当时我在医院照顾他，傍晚时，他忽然问：“董必武怎么两天不露面？”
“可能忙吧？”我含糊道“南方局可能有事？”
“滑稽。”周恩来不满或生气时喜欢说这两个字。我能感觉到他那锐利的目光正在我脸孔上扫瞄，故意装着清理卫生，有事没事也要干点事。可是，周恩来叫住我：“你不要乱找事了。我问你，家里是不是出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周恩来太厉害了，他怎么一下子就猜想到是家里出事了？
“没听说什么事呀。”我努力镇定自己“南方局”
“你不要南方局，南方局。”周恩来真火了“南方局越有事他们越往我这里跑得勤，怎么会不露面？滑稽！”
我一怔，被噎住了。可不是吗？越有大事急事，董必武他们越来得勤，甚至几个人一起来，请示商量。南委组织部长被捕叛变，带领特务破坏了广西省工委，董必武和邓颖超就是当即赶到周恩来这里，马上商量决定将受到威胁的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调回重庆。如果又发生了什么大事，怎么可能不露面呢？
“他们研究什么事，也不会告诉我呀。”我终于找出一条理由。周恩来用狐疑的眼光最后打量我一遍，挥挥手不再说什么。他显然不信我讲的话，但也不好再逼我。不该知道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能说，这是他严格遵循并且严格要求我们必须作到的原则和纪律。
第3天，吴克坚来了。他问候周恩来也罢，汇报一般情况也罢，周思来都不作声，两眼就那么望着吴克坚，目光严肃、真诚、认真。吴克坚再有城府再有水平也承受不起周恩来的目光，越来越不自然，脸上的肌肉全僵硬了，笑不像笑，哭不像哭地，勉强问一声：“周副主席有什么指示？”他似乎急于想溜，舌尖在干燥的嘴唇上舔过一下，很快又接一句：“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回去了。”
“家里是不是出事了？”周恩来劈头问了这么一句。
“没、没什么”吴克坚僵笑着耸起肩膀，摊开两手。
“要是不能说，你就不要讲话。”周恩来突然严厉起来。他平时和蔼可亲，所以稍露严厉，分量就十分重。“但是不许说假话！我再问一遍，家里是不是出事了？”
吴克坚嘴唇翕动一下，没作声。
沉默中，周恩来点点头，声音转柔和：“这就对了，你回去吧。”
吴克坚刚走，周恩来就要下床：“小何，我马上出院。”
“哎呀，”我忙上去拦挡“不行，刚拆线，你伤口还没愈合好”“你不要讲了，我一定要出去。”
我明白，事情到这一步，谁也拦不住了。只好退一步说：“那也得办出院手续，要车来接啊。周副主席，我现在就去联系，你先躺下歇歇”
靠这个办法，才拦住周恩来没有当下走。办过手续，向董必武联系后，大家都知道拦不住了，第二天一早就来车接周思来回红岩嘴。
下车时，周恩来已经感觉到气氛不对，脸色变得苍白，也不多话，匆匆奔向办公室。
他过去走路快，但现在刀口没全长好，这样的急步令人担心。我想追上去挽扶，被他甩开了，一溜小跑似地进了办公室。
邓颖超听到响动，正迎出来，周思来已经抢先一步跨入办公室，一眼看到邓颖超臂上的黑纱，猛地停下步，恰似面前突然横出一道万丈深渊，仿佛再走一步就会坠入黑沉沉的渊底。
片刻的惊愕，那沉甸甸的寂静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周恩来那浓黑眉毛下的两只本来十分精神的两眼刹那间变痴变僵，直瞪瞪地望着邓颖超，凝固了。好像很久，又像只有两三秒的时间，当邓颖超脸上浮起一种歉意而又悲痛的神情欲有所言时，周恩来才猛抽一口气，从恶梦中惊醒一般，目光忽然惶恐地战栗了，他的嘴唇抽搐着，睫毛抖得厉害，好像内心受到淬不及防的巨大冲撞，全身都跟着颤抖起来，终于从胸腔里冲出一声：
“怎么，怎么回事？”周恩来从来不曾这样失控失态地显出慌乱，以致于邓颖超难过地低下头，没有敢说出话。周恩来已经左右扭动着颈项，连续问着：“出了什么事？
到底出了什么事？”
其实，以周恩来的聪明，早已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这一悲痛的现实。
“老爷子去世了。”邓颖超终于小声地说了一句。
周恩来的身体一阵悸颤，随即摇晃一下，我忙扶住他左臂。他没有感觉，两眼仍然痴痴的，好像还无法接受这一现实。邓颖超继续小声说：“中风，很快就不行了，三天前去世的”
周恩来静静地站着，嘴唇微张着一直在颤栗，凝滞的眼睛里慢慢地泌出一眶泪水；我听到了他的呼吸声，并且越来越清晰，那是鼻腔和喉咙壅塞的原因，这种粗重颤动的呼吸终于变成抽泣呻吟的节奏，泪水已经盈满眼眶，泉水一样漫溢下来，丰饶地淌过灰白的面颊。
我在心里叫着：周副主席，你要节哀，要注意身体啊。但我一句也说不出口。皖南事变时我见过他哭，但这一次的哭与那一次不同。究竞不同在哪里？我一时还说不准蓦地，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呜——”我听到一声长长的凄哀的号哭，周恩来的手捂到脸上，仿佛流泪已经无法减轻内心尖锐的痛楚，他终于松开喉咙，大放悲声，并且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在场的人，有的惊愕，有的慌张失措，有的难过地跟着一起掉泪。我也流泪了，因为我终于听出这一次的哭声与以往的不同。这是大忠大孝的哭声，带着我们民族的浓厚气息，带着传统和伦理道德的力量，凝聚了五千年文明的气势，猛烈地进发而出。这哭声使我心灵震颤，生出一种悲壮的轰轰烈烈之感；望着痛哭失声的周恩来，我忽然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党，对我们党的领袖生出一种新的深刻一层的认识。我隐约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团结人民，之所以有长盛不衰的力量，成为凝聚人民和民族的核心，极重要的一条原因就在于她继承和发扬着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人类五千年所创造的一切文明邓颖超大姐和几位同志趋前劝慰，扶住周恩来不让他躺倒在地。周恩来坐在地上，两只脚前后倒动，突然地抬起头来。悲痛、怨懑、懊悔、愤怒在刹那间爆发出来，泪飞如雨，斥声似火：
“你们没爹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啊，呜呜，他是我父亲！”哭声斥责声此起彼伏，连续不断：“我父亲死了你们封锁我，马克思主义也没说不要爹！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说亲生的父母都不要了，呜呜”
邓颖超不敢再劝，也劝不了，赶紧叫来董必武。董必武不安地上前说：“恩来同志，我们本意”
“你没有爹啊？”周恩来痛哭失声：“呜吗你们搞封锁，我父亲死三天你们不通知我一声，他是我父亲！呜呜，不敬父母，不忠不孝，那算什么共产党员？啊！”“恩来同志，唉，大家是为了你的身体。”董必武弯着腰，俯身小声解释：“大家怕影响你的伤口啊”“我也不是你们通知我，我就活不了啦！呜呜，他是我父亲，没有父亲有我吗？这是人之常情么”
“大家也是好心，”董必武难过地摇摇头“我们考虑不周。恩来呀，你就不要上火了。”
周恩来抹着眼泪，抬起头：“国民党本来就攻击我们没人情，不尊祖上，六亲不认，你们还敢封锁我。整整封锁我3天！”
“我们考虑不周，都是我们考虑不周。”董必武连连自责，周恩来的哭声减弱一些。
董必武趁机进一步解释：“恩来呀，决定你动手术，主席很关心，专门给我们打来电报，你看么，‘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电报打给我，叫我加以注意，我得完成主席的嘱托啊，不能不考虑你的身体情况啊。主席说不痊愈不应出院，我怎么办？我也难哪，考虑来考虑去，现在看来考虑得还是不周到。事情已经这样了，还请你原谅。主席还嘱托‘出院亦须节劳多休息’，叫我加以注意。恩来同志，节哀吧，注意身体，这是主席的要求和嘱托，也是大家的希望”
周思来流着泪看过毛泽东的电报，在董必武的劝说下渐渐止住痛哭，依然流着泪问：
“我父亲的遗体呢？”
“保留着。”董必武赶紧点头“天气太热，弄冰困难，我们在山上搭了个棚子，遗体停放在山上。”
周恩来从地上站起身，一边擦泪，一边走到桌前，拿笔拿纸，略想想，泪水又涌得多流得急了。他用衣袖用力擦一下泪，开始挥笔疾书，嘴唇紧闭，受到极大委屈似地嘟着，很快写下几行大字，交我说：“马上给主席发电。”
我送电文时，看了那内容。显然，周恩来的悲痛还需要排遣。他不好继续对大家发火，也不想再多批评，毛泽东主席便成了他唯一能诉说委屈和悲痛的人。
“主席，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
电文发出，很快便接到毛泽东的复电慰问：
“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致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周恩来当天即拖着未曾痊愈的病体，上山为父亲守灵。他戴着黑纱，迈着沉重的步子登上山，南方局和18集团军驻京办事处的许多同志跟随在后。来到停尸的席棚前，周恩来立住脚，深探地三鞠躬，而后默哀。
尸体盖着白布，四周围熏着香火和艾篙，因为天热，用冰极困难，所以用了这种土法来护尸驱味。
周思来走到尸体前，自己揭开白布，最后瞻仰了父亲的遗容，再次三鞠躬，然后就在灵前坐下来。没人能劝他回去休息，也没人敢劝他离开。他守灵一夜，第二天仍然不肯回去稍息，一直守到下午起灵。
工作人员用担架将尸体抬下山，放在马车上，送往小龙坎。我们在那里买了块墓地，办事处的人死了都埋在那里，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以及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被国民党兵打死的李少石同志等20多人，先后都葬在了那里。
周老太爷落葬时，周恩来填了第一锹土，然后大家才开始帮忙填土。堆起坟后，又是周恩来堆最后一锹土，仔细将坟头拍实修理整齐。
周恩来在墓前向父亲默哀，向父亲深深地鞠躬，鞠躬，再鞠躬。他那泪花迷离的两眼中，流出深深的忆念和哀痛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思来的第二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的4月8日。
送走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同志后；我跟随周思来回到上清寺他的办公室。
当时我们中共代表团已经搬到了上清寺，这也是为了国共和谈的方便。
王若飞、博古是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情况。叶挺将军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后刚被营救出狱。本来周恩来劝他多休息几天，另乘飞机走，但他去延安的心情迫切，坚持搭这趟飞机走，并且带上了他的女儿小扬眉。邓发是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后归国的。
周恩来在办公室门口停下步。送别战友时的笑容还残留在唇际，但他的两眼却显露出某种张然若失的神情。如今想来，那或许是人们常说的“第六感官”给人带来了隐隐的不安吧？
他的目光在不长而清寂的走廊里前后扫了一扫，眼皮一眨，叹声道：“唉，一下子冷清了！”他的右手顺走廊一划，像以往一样，由于手臂的残疾，挥手间肩膀和身体跟着动，显得很有力度，目光依次扫过几个屋门：“小扬眉就在我们屋里穿来穿去邓发和乔冠华昨天还在我那屋里打打闹闹呢。”
他感慨着摇摇头，对电台的同志说：“注意和延安联络，飞机到达后马上来通知我；”
这一天周恩来没有外出活动，就守在办公室里等电报。他一生乘飞机履险十来次，却仍然酷爱乘飞机，原因就一个：快。他的时间太宝贵。正因为遇险多，所以，自己爱坐飞机却不大放心战友们乘坐飞机。比如建国后他就不主张毛主席坐飞机，比如身边同志坐飞机他就始终有些提心。
这次也一样，他无法安心看文件。拾起放下，放下又拾起，强看过几页又蓦地扬起头，听到什么响动似地，继而把文件推到一边，起身围绕办公桌转过来绕过去地踏步。
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有些类似“恨别鸟惊心”的情况。秘书陈浩走进来时，他敏感地一颤，立住脚问：“延安来电了吗？”
“没有。”陈浩摇摇头“飞机没有这么快，还没到呢。”
“噢，还没到。”周恩来看看腕上的表“还要过半个钟点多呢。”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刚要看文件，又一下子站起身。是王若飞的爱人李佩芝进来了。
李佩芝的担心不安之色流露得更多几分。于是，周恩来那种不宁静的表现便被驱除了，恢复了惯有的从容镇定，指着腕上的手表说：“还不到，也快了。你就不要走了，我们一起等电报。”
不安的情绪流动时，人们会出于本能地往一起凑，似乎这样才能互相依靠支持，得到一些镇定。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渐渐聚了一些人，大家竭力找一些轻松话题聊天，借以松弛一下纠缠心头的那种莫名的紧张情绪。
正处于大规模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可以说，周恩来那时最大的担心还是怕国民党蒋介石搞破坏。记得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双十协定尚未签署，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便准备奉命回国。周恩来听到消息非常焦急，立刻驱车去找赫尔利，见面便严肃提出：
“大使先生，你把我们的毛主席接出来了，你就必须把毛主席再送回延安。现在的协议还没签字，你就要走，这是不行的。你这个时候定将失信于天下人！”当时，蒋介石确有加害毛泽东的打算，尽管他还顾虑重重，不得不考虑人心及国际舆论和影响而末敢轻举妄动，但心思有，可能性存在。他在双十协定签字前，又派张治中去甘肃省当省主席。
在我们看来，只有赫尔利和张治中这两个“保人”调离重庆，他才好有作为。周思来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当时他那种紧张、担心、焦急更甚于现在的等候飞机消息，他闻讯后立刻去拜访张治中。他明白，飞机上只要有赫尔利和张治中两个“保人”蒋介石的阴谋就无法施为。他情绪激烈地对张治中说：“文伯兄，你不能失信于天下人。你把毛主席接出了延安，你就必须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否则我们是不答应的！”之后，周恩来又去拜访蒋介石，态度坚决强硬地提出同样要求。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和政治影响，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要求。毛泽东终于安全地飞回了延安。
现在，周恩来又不能不为叶挺、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同志担心了。随着时间一点一点逝去，延安那边始终末见到飞机，李佩芝越来越焦急。
周恩来开始出于责任和所处位置，还努力保持了一定的沉着，以镇定李佩芝及其他同志的情绪，讲着小扬眉的活泼可爱和邓发的豪迈热烈。后来，他看过几次手表便渐渐沉默下去，话越来越少，终于再不敢提小扬眉了早就应该到了，延安仍然没有见到飞机。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在延安紧张查找。
周恩来和李佩芝坐在椅子里一声不响，陈浩每进来一次，他们便急切地朝她望去。
无须语言，一望之后便又垂下头，那神色明显是没消息。他们的脸色已不再是焦急，换上了一种阴郁沉重的神情。
“可能天气不好，在哪里迫降了。”我小声喃喃。现在我才理解，当我跟随周恩来乘飞机到各地时，地面的同志是什么心情；一次又一次改变航线或转换降落机场，那些等候消息的同志和我现在的心情不是一样吗？
我们不肯放弃的希望就是天气不好而改变了航线或临时换了降落机场。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可能性也越来越渺茫。飞机早已没油了，不可能还在天上；即便降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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