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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节先生陶渊明用他一生的选择,探索和成就了自己与后世中国文化人的一种意境,一种选择和一座宫殿,他的人生成就了他的诗作,他的诗作成就了他的超脱;而他的超脱成就了中国历代世子的一种文化人格的特殊定位,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华文化定位、人格定位中,到底有多少是他的指导、他的导入、他的归隐情节的由来,境况和他对后世的影响是我们任何一位古文爱好者都不可忽视的一节。

    东晋建立以后一百多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从建安、正史、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了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诗人都以玄远超迈、淡泊中和来潇洒一番,但实际上却难以实现。陶渊明的出现,使得诗歌艺术的脉络重新接上,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因素。陶诗沿着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了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诗歌所能达到的一种高度。同时,陶渊明又是诗坛上一位创新的先锋,他成功的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所能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诗歌题材。他的清新高洁,洒脱恬淡,质朴率真,淳厚善良,以及他对人生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这个“巢”一方面可以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可以使他们得以休息与逃避,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感引发了我们对陶渊明自身的精神魅力,人格风采,诗歌艺术的追寻探索。

    一千多年以来,陶渊明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田园诗人,是一个我行我素、自得机趣的隐者。他的问题可牵涉政治、文学、哲学等几大学科,但就浅显而言,最能展现其个人风采的莫过于其归隐的原因,归隐后的状况及他的归隐对后代世子的人格和价值取向的影响,本文就此几点,对陶渊明进行浅白的赏析。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个时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不断选择。隐时欲仕、仕时欲隐,心情很是矛盾,可以为:陶渊明的归隐之路是从他“一心处两端”的“五隐五仕”中初见端倪。而至彭泽令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时定型。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陶渊明在入仕与出世之间徘徊良久之后最终选择归隐之路呢?

    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两度出仕以后,隐居在家的陶渊明写下了决心躬耕陇田为志的咏怀诗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途情已缅。鸟哢欢新节,泠风送馀善。寒草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卿为陇亩民。1

    自论者言及陶渊明的归隐原因,通常多是从作者的干劲受挫“猛志”难逞的角度加以解释,而对陶渊明居贫背景和心态与放弃“先师有遗训”的关系以及本质性情,却仿佛往往很少顾及。陶渊明觉得,孔子所忧之道,自己难以企及,那么,勤勉躬耕,不避饥馁总是可以办到的。这里之所以特别关注春怀古田舍二首,就是因为他的这两首诗第一次较为清楚的表现出一种因应未来生活的心理准备与角度意识。此时,陶渊明虽已涉足农事,但却尚未经历劳苦的艰辛,生活亦未完全陷入困境,然而,瞻望未来,陶渊明在意识里将自己设定在隐者长沮,桀溺“躬耕生活”的向往,我们完全有把握肯定,陶渊明此时对未来角色的断定与估计并不是一时冲动,他最终的归隐,是一个漫长选择的结果。“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的选择不但不是对他理想和志向的否定,反而成为他实现人生理想的一重要组成部分。

    在孔子“忧道不忧贫”的语境中“道”的涵义自来儒生解释非一,但几无异意的是,其根本着眼点在于治平理想与邦国大事。

    对儒家的治平之道和“大济苍生”的理想,应当说陶渊明并非全不在意。在事实上,陶渊明的内心一直蛰伏着一种世俗的愿望(或者叫做渴望),这种愿望尤其在陶渊明中年以后部分诗作中屡有言及: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杂诗(其五)

    少时壮且历,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拟古(其九)

    但这种少年特有的豪侠英迈之气准确的说只是保存在作者的记忆与幻想中,从情感属性来看,它们更多是属于少年意气和个人想象中的东西,实际上,他一生在用事求进方面始终抱着相当现实的态度,因为他十分清楚,在一个以门户地望为好尚的社会里,以他自己乏可称述的位望,想要在事业上有所建树,这是千难万难之事,虽然他也在命子一诗中也曾津津乐道于曾祖的誉绩,但这只是亲历家道偃骞之后一颗失意的心灵在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就其一生的行迹而言,客观的说,在他心中从未真正形成建公立业的强烈感情,为官五年仅据佐吏之类的低职的经历更进一步强化了他对仕途的疏离心态,他数度出仕,从根本上说,主要目的恐怕还是为了生计,这也就是他在为宦期间的全部诗作少了无用世之意而充满了仕途倦意的重要原因吧!

    其次,从深层原因来考察,陶渊明在生活中所作所为,并不是简单地受着某种观念的支配,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谈及辞官归家的原因时说:“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耶?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正是这个“性”支配着他,他讲的“性”就是“自然”这里可以看出陶渊明深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在玄学家看来,人常认性为情之本,情为性之末,性为静,情为动,性动而为情。简言之,情是由性决定的。田园生活在客观上为他提供了一种环境,在这个环境里他可以找到与自己自然之性相适应的生活,能让自己的自然之性得以自然的展开,在精神上获得自由解放。饮酒二十首其七云:“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凹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得此生”就是得到“真意”就是实现自己的自然之性,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他的归隐,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质性自然,性分所至。”(2)

    浅显的分析了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后,我们再来看他的归隐状态。

    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隐士:“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特例就在陶渊明。为更精准的看清他隐居的特性,我们可将陶渊明与亦官亦隐的王维作一番比较。

    王维亦官亦隐,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才华出众,少副盛名,又因政治失意而消极遁世,但他又始终与封建统治阶级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接受朝廷的俸禄,自幼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消极遁世又明哲保身,长期隐居于乡村别墅,但他又极为依恋庙堂生活,是为了走上“终南捷径”的归隐。(当然,这种思想多多少少受了前辈陶渊明一定的影响,这在后文中提到)。这与陶渊明在贫困中归隐而数征不起形成了很大的差异。

    对归隐的不同态度来源他们对人生看法的种种不同及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差异,但恰恰就是这种不同态度,使得他们对待田园山水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差异,从而直接导致他们在诗歌思想内涵上的不同。

    以王维的描写农村景色和农村生活的名篇渭川田家为例,原文为:

    斜光照圩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香,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间语依依。既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3

    夕阳夕下,农人归家,大自然与村庄形成一种对照,对应性的和谐恬静之美。王维看着这如诗如画的乡村晚景,便不禁羡慕起农村的闲适之美。田园风光便成了他笔下的一个欣赏对象而已。以欣赏的眼光站在田园之隅,没有切实的农村生活的体验,只看得见田园之乐,而无感于田园之苦,他无感于“四海无闲田,农夫尤饿死”的悲凉,只是携取静谧的景致而心向往之。所以,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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