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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我万能的先生，我请求你好心好意的施舍！不然他会杀了我的，他一定会杀了我的！”
朱塞佩听着她的胡言乱语，那副斯文面具里终于体现出一点真正的怜悯。他用手轻轻拍了拍桑德拉的肩膀，要她镇定下来，并安慰她说：
“请放心，他已经不能再伤害你了。只是我还需要知道他的名字，他的来历，以及你们之间所发生的事情。”
“哦上帝。”桑德拉听了他的话，又回想起那些恐怖的经历。她如同抽搐似的颤抖了起来，并牙齿打战着，向朱塞佩解释了一切的来龙去脉。
“阿方索，阿方索·法布里，这是他的名字……我们在小酒馆里认识的，他从前对我很好，但后来却染上了毒品。工厂给他的钱根本不够花销，他就向他的朋友去借，借了也从来不还。我知道这样不好，我想和他分开，可是他不允许……他打我，并威胁我如果告诉别人的话，就会让我死无葬身之地。然而我的先生，我真的不能再忍受他了！”
朱塞佩静静的听着，那张英俊的脸孔上波澜不惊，尽管他也为桑德拉的际遇而感到伤心和愤怒，但他却早已过了意气用事的年纪。他也无论如何，不可能像眼前的泽维尔那样，在脸上表现出仿佛火山般的怒意。诡谲的世事教会他淡漠，教会他冷酷冷静，也让他在此时此刻，依然可以面不改色的问道：
“你知道他工作地点的名字吗？我需要尽可能多的信息。”
朱塞佩那种和缓轻柔的语气，使桑德拉渐渐镇定下来。这个可怜的女人，在为自己的愚蠢而感到羞愧的同时，也受那位顾问先生的影响，产生了一点无可奈何的清醒。她仔细想了想那些和阿方索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试图向朱塞佩给出最详尽的消息。她说：
“他在城北的装配厂工作，家里还有一个妹妹。他是意大利人，今年二十二岁，个子不高，棕发，蓝眼睛，左手手肘上有一点疤痕。”
“他会说意大利语吗？”
桑德拉点了点头，从布满血丝的眼球边流出一点悲伤的泪水，她向朱塞佩忏悔道：“先生，我无意打搅您，只是我实在走投无路，所望无多……”
“请别这么说，我永远记得你的好意，你也永远是巴罗内的朋友。只是你该早点来的，早点向我或泽维尔打一通电话，这样我也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伤心。”朱塞佩这样说着，脸上的悲痛有了确切的实体。他皱起眉头，又拍了拍泽维尔的肩膀，示意那位小少爷把这个可怜的女人送到医院。
泽维尔一面搀扶着桑德拉，一面抬起头来，看着朱塞佩的眼睛。逆光下，他那金发闪耀着，浑身散发着天神般的气息。直到这个时刻，泽维尔还是不了解那位顾问先生的性格。朱塞佩就像那歌剧里所吟咏的，善变而又反复无常的女人。他似乎是冷漠的，但他现在脸上的悲悯又那样实际；他似乎是善良的，但他有时说出的话语又那样无情。泽维尔想到这里，不禁有些恼怒的反驳了他的安排，他摆了摆手，对那位顾问先生命令说：
“不，不要去医院，现在没有那么多人手负责安保。我把房间让给她，你去叫那个德国佬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在褐石大楼里解决。”
泽维尔口中所说的那个德国佬，是在全面战争时期，替朱塞佩医治腿伤的私人医生。由于生意的关系，黑手党成员们时常会遭遇一些不可详说的外伤，为了避免去医院招惹别人的视线，在伤势并不严重的情况下，通常都会请私人医生来诊治。这些医生们守口如瓶，不会向无关人士透露一点情报。
朱塞佩明白泽维尔的顾虑，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也并非没有考虑到这一层风险。只是对于那位顾问先生来说，他的心里还装着一些别的算盘。可是当着桑德拉，那位家族以外人士的面，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否决泽维尔的提议，更不敢和他进行半点无谓的争论。
朱塞佩把这种情感定义为自己的职业道德，毕竟他害怕泽维尔会搬出“十诫”来，要他跪在地上服从。于是，这位顾问先生，只好有些低眉顺眼的垂下了脑袋，并从西装内侧的口袋里摸出了大楼的钥匙。他希望泽维尔先行把这个可怜的女人送到三楼的房间，然后等着自己去打扰那位德国医生的晚餐。
泽维尔照做了，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他带着桑德拉走上升降机，然后颇为无奈的看着自己那乱糟糟的房间，诚心实意的请求桑德拉的原谅和将就。桑德拉见到他那有些懊丧的表情，抑制不住的笑了起来。她的肋骨受了点轻伤，这使她不能太过剧烈的呼吸，但她还是想笑，并且从心底里感谢泽维尔的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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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我万能的先生，我请求你好心好意的施舍！不然他会杀了我的，他一定会杀了我的！”
朱塞佩听着她的胡言乱语，那副斯文面具里终于体现出一点真正的怜悯。他用手轻轻拍了拍桑德拉的肩膀，要她镇定下来，并安慰她说：
“请放心，他已经不能再伤害你了。只是我还需要知道他的名字，他的来历，以及你们之间所发生的事情。”
“哦上帝。”桑德拉听了他的话，又回想起那些恐怖的经历。她如同抽搐似的颤抖了起来，并牙齿打战着，向朱塞佩解释了一切的来龙去脉。
“阿方索，阿方索·法布里，这是他的名字……我们在小酒馆里认识的，他从前对我很好，但后来却染上了毒品。工厂给他的钱根本不够花销，他就向他的朋友去借，借了也从来不还。我知道这样不好，我想和他分开，可是他不允许……他打我，并威胁我如果告诉别人的话，就会让我死无葬身之地。然而我的先生，我真的不能再忍受他了！”
朱塞佩静静的听着，那张英俊的脸孔上波澜不惊，尽管他也为桑德拉的际遇而感到伤心和愤怒，但他却早已过了意气用事的年纪。他也无论如何，不可能像眼前的泽维尔那样，在脸上表现出仿佛火山般的怒意。诡谲的世事教会他淡漠，教会他冷酷冷静，也让他在此时此刻，依然可以面不改色的问道：
“你知道他工作地点的名字吗？我需要尽可能多的信息。”
朱塞佩那种和缓轻柔的语气，使桑德拉渐渐镇定下来。这个可怜的女人，在为自己的愚蠢而感到羞愧的同时，也受那位顾问先生的影响，产生了一点无可奈何的清醒。她仔细想了想那些和阿方索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试图向朱塞佩给出最详尽的消息。她说：
“他在城北的装配厂工作，家里还有一个妹妹。他是意大利人，今年二十二岁，个子不高，棕发，蓝眼睛，左手手肘上有一点疤痕。”
“他会说意大利语吗？”
桑德拉点了点头，从布满血丝的眼球边流出一点悲伤的泪水，她向朱塞佩忏悔道：“先生，我无意打搅您，只是我实在走投无路，所望无多……”
“请别这么说，我永远记得你的好意，你也永远是巴罗内的朋友。只是你该早点来的，早点向我或泽维尔打一通电话，这样我也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伤心。”朱塞佩这样说着，脸上的悲痛有了确切的实体。他皱起眉头，又拍了拍泽维尔的肩膀，示意那位小少爷把这个可怜的女人送到医院。
泽维尔一面搀扶着桑德拉，一面抬起头来，看着朱塞佩的眼睛。逆光下，他那金发闪耀着，浑身散发着天神般的气息。直到这个时刻，泽维尔还是不了解那位顾问先生的性格。朱塞佩就像那歌剧里所吟咏的，善变而又反复无常的女人。他似乎是冷漠的，但他现在脸上的悲悯又那样实际；他似乎是善良的，但他有时说出的话语又那样无情。泽维尔想到这里，不禁有些恼怒的反驳了他的安排，他摆了摆手，对那位顾问先生命令说：
“不，不要去医院，现在没有那么多人手负责安保。我把房间让给她，你去叫那个德国佬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在褐石大楼里解决。”
泽维尔口中所说的那个德国佬，是在全面战争时期，替朱塞佩医治腿伤的私人医生。由于生意的关系，黑手党成员们时常会遭遇一些不可详说的外伤，为了避免去医院招惹别人的视线，在伤势并不严重的情况下，通常都会请私人医生来诊治。这些医生们守口如瓶，不会向无关人士透露一点情报。
朱塞佩明白泽维尔的顾虑，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也并非没有考虑到这一层风险。只是对于那位顾问先生来说，他的心里还装着一些别的算盘。可是当着桑德拉，那位家族以外人士的面，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否决泽维尔的提议，更不敢和他进行半点无谓的争论。
朱塞佩把这种情感定义为自己的职业道德，毕竟他害怕泽维尔会搬出“十诫”来，要他跪在地上服从。于是，这位顾问先生，只好有些低眉顺眼的垂下了脑袋，并从西装内侧的口袋里摸出了大楼的钥匙。他希望泽维尔先行把这个可怜的女人送到三楼的房间，然后等着自己去打扰那位德国医生的晚餐。
泽维尔照做了，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他带着桑德拉走上升降机，然后颇为无奈的看着自己那乱糟糟的房间，诚心实意的请求桑德拉的原谅和将就。桑德拉见到他那有些懊丧的表情，抑制不住的笑了起来。她的肋骨受了点轻伤，这使她不能太过剧烈的呼吸，但她还是想笑，并且从心底里感谢泽维尔的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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