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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风。表现在语言上,是披肝沥胆的率直与热忱;表现在饮食上,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侠之气。他们的家常菜,体现了农耕时代丰衣足食的人生理想。那怕是闻名遐迩的狗不理包子或者天津大麻花,也大大咧咧,那是唯恐你吃不饱的殷勤。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州,江浙环绕。上海本质上脱胎于江南文化,既没有燕赵文化那样厚重的积淀,也不象闽粤文化那样带有蛮荒之气。它富丽未必堂皇,精明又不失纤巧。但是上海文化却又有别于江南文化,它有租界文化的烙印,少了一份江南文化优雅的书卷气。上海人以“优渥富足”“精巧雅致”为美。他们言谈中散发出来的为外地人所诟病的本地沙文主义,与其说是对外地人不如说是对贫穷、落伍的的鄙弃。“饿煞鬼投胎”一般的大吃大喝、大啃大嚼尤其被上海人鄙视。
上海人嘲弄外地饮食的“粗放”却不料自己也遭到外地人的嘲笑。比如上海人吃大闸蟹,就是一道景观。一位曾在杭州当兵的朋友,绘声绘色地描绘他的两位上海战友:参军时居然带着全副吃蟹工具,有小锤子、小挖勺、小钳子、小耙子不一而足。吃的时候,蟹壳内每个旮旯角落全无遗漏;每一丝肉搜罗殆尽,犹如外科手术一般精细彻底。不知道这是否符合上海宝贝的格调生活。
现在,上海作为全国白领文化最为成熟的地区,小布尔乔亚流溢成灾。上海小资在北京市井见到“红烧卤大肠”便皱眉掩鼻,连带着对北京倒了胃口。如此株连,实在是一种忘本。只需略加考据,就知道上海本邦菜的本源正是“浓油赤酱”的风格。本邦菜中也有“红烧大肠”肥腻至极,恰恰是满身油汗的“短衣帮”劳作之后补充体力的至味。不知道矜持的上海小资作何感想。
鲁迅先生在“京派”和“海派”一文中,对京派文人和海派作家有一番阐释:
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方,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沿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近官言名”“近商言利”确实道出了草根民众的心性源头。
天津长期受京城文化的濡染,近官言名。民风之中多了一份超功利的承担和血性。即便是小说神鞭里的市井流氓“玻璃花”也有“死扛”的硬气。
上海一个半世纪的世事流变,堪称传奇。从春申江畔一片沉睡的土地,蓦然成为喧闹的十里洋场,及至如今,更成了国际嘉年会的前台。曾几何时,帮会头目、洋行买办炙手可热;交际明星、马路政客名扬一景。文戏武戏、正剧闹剧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海因此成了全国受宗法礼教的浸润和桎梏最少的地方。大开大阖,诡谲难测的沧桑变易,使上海人拥有一种精明的生存智慧;一种明哲保身的生存策略;一种功利性的得失计算。他们以最直白的方式张扬着热蓬蓬的现世欲望和性情。
上海人不到万不得已不打架。一则粗鲁野蛮,二则不合算。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医学部博士班有三名韩国人,五位中国人,其中四名是上海男生。某日一上海男生和韩国人扭成一团。另两位韩国人不问是非,立刻加入,帮助自己的同胞大打出手。而那三个上海男生袖手旁观,不置一词。倒是那唯一的中国女生大声呵斥:“住手!你们以多欺少,算什么好汉!”那位中国女生是我嫂子。时隔两年多,说起这件事,她还是满面激愤。她很难想象,上海人是彻底的种族情感的超越者。
上海人倒是很会吵架,一般而言战无不胜。半年前,我在云南香格里拉旅游,见到的两场吵架,都是以上海女人为主角。一次在火车上,两位上海女教师吵起来,一位指责另一位自私,几次乘火车都抢占中铺的床位。另一位女人回答得快“没办法,我命好!”旁观者无不相视而笑。次日,在那帕海草原,一位上海女人忙于拍照没有按时排队等候马帮,与自己的队伍拉开了距离。她执意要插队,引起一位湖北男士的不满。于是,这个上海女人一顿唧唧喳喳,犹如机关枪扫射,又快又猛。湖北男人毫无招架之功,急得脸红脖子粗,几次欲要挥拳相向,却也明白打女人会犯众怒。最终,上海女人大获全胜。
写到这里,我想起林语堂曾经戏谑地谈到的理想生活:日本妻子;法国情人;中国厨子;英国管家;德国警察我不禁微笑起来,我在想,如果找个上海人做伴侣;找天津人做朋友,那样大同世界岂不是指日可待了?呵呵。
遗风。表现在语言上,是披肝沥胆的率直与热忱;表现在饮食上,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侠之气。他们的家常菜,体现了农耕时代丰衣足食的人生理想。那怕是闻名遐迩的狗不理包子或者天津大麻花,也大大咧咧,那是唯恐你吃不饱的殷勤。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州,江浙环绕。上海本质上脱胎于江南文化,既没有燕赵文化那样厚重的积淀,也不象闽粤文化那样带有蛮荒之气。它富丽未必堂皇,精明又不失纤巧。但是上海文化却又有别于江南文化,它有租界文化的烙印,少了一份江南文化优雅的书卷气。上海人以“优渥富足”“精巧雅致”为美。他们言谈中散发出来的为外地人所诟病的本地沙文主义,与其说是对外地人不如说是对贫穷、落伍的的鄙弃。“饿煞鬼投胎”一般的大吃大喝、大啃大嚼尤其被上海人鄙视。
上海人嘲弄外地饮食的“粗放”却不料自己也遭到外地人的嘲笑。比如上海人吃大闸蟹,就是一道景观。一位曾在杭州当兵的朋友,绘声绘色地描绘他的两位上海战友:参军时居然带着全副吃蟹工具,有小锤子、小挖勺、小钳子、小耙子不一而足。吃的时候,蟹壳内每个旮旯角落全无遗漏;每一丝肉搜罗殆尽,犹如外科手术一般精细彻底。不知道这是否符合上海宝贝的格调生活。
现在,上海作为全国白领文化最为成熟的地区,小布尔乔亚流溢成灾。上海小资在北京市井见到“红烧卤大肠”便皱眉掩鼻,连带着对北京倒了胃口。如此株连,实在是一种忘本。只需略加考据,就知道上海本邦菜的本源正是“浓油赤酱”的风格。本邦菜中也有“红烧大肠”肥腻至极,恰恰是满身油汗的“短衣帮”劳作之后补充体力的至味。不知道矜持的上海小资作何感想。
鲁迅先生在“京派”和“海派”一文中,对京派文人和海派作家有一番阐释:
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方,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沿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近官言名”“近商言利”确实道出了草根民众的心性源头。
天津长期受京城文化的濡染,近官言名。民风之中多了一份超功利的承担和血性。即便是小说神鞭里的市井流氓“玻璃花”也有“死扛”的硬气。
上海一个半世纪的世事流变,堪称传奇。从春申江畔一片沉睡的土地,蓦然成为喧闹的十里洋场,及至如今,更成了国际嘉年会的前台。曾几何时,帮会头目、洋行买办炙手可热;交际明星、马路政客名扬一景。文戏武戏、正剧闹剧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海因此成了全国受宗法礼教的浸润和桎梏最少的地方。大开大阖,诡谲难测的沧桑变易,使上海人拥有一种精明的生存智慧;一种明哲保身的生存策略;一种功利性的得失计算。他们以最直白的方式张扬着热蓬蓬的现世欲望和性情。
上海人不到万不得已不打架。一则粗鲁野蛮,二则不合算。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医学部博士班有三名韩国人,五位中国人,其中四名是上海男生。某日一上海男生和韩国人扭成一团。另两位韩国人不问是非,立刻加入,帮助自己的同胞大打出手。而那三个上海男生袖手旁观,不置一词。倒是那唯一的中国女生大声呵斥:“住手!你们以多欺少,算什么好汉!”那位中国女生是我嫂子。时隔两年多,说起这件事,她还是满面激愤。她很难想象,上海人是彻底的种族情感的超越者。
上海人倒是很会吵架,一般而言战无不胜。半年前,我在云南香格里拉旅游,见到的两场吵架,都是以上海女人为主角。一次在火车上,两位上海女教师吵起来,一位指责另一位自私,几次乘火车都抢占中铺的床位。另一位女人回答得快“没办法,我命好!”旁观者无不相视而笑。次日,在那帕海草原,一位上海女人忙于拍照没有按时排队等候马帮,与自己的队伍拉开了距离。她执意要插队,引起一位湖北男士的不满。于是,这个上海女人一顿唧唧喳喳,犹如机关枪扫射,又快又猛。湖北男人毫无招架之功,急得脸红脖子粗,几次欲要挥拳相向,却也明白打女人会犯众怒。最终,上海女人大获全胜。
写到这里,我想起林语堂曾经戏谑地谈到的理想生活:日本妻子;法国情人;中国厨子;英国管家;德国警察我不禁微笑起来,我在想,如果找个上海人做伴侣;找天津人做朋友,那样大同世界岂不是指日可待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