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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十方信众的要求，组织国际佛光会，将在家佛子的力量凝聚起来。我原本从小是一个羞涩的农家子弟，只能躲在别人背后做做助手，但因为“从善如流”的性格，不但使我的脚步跨出本土，立足世界，也让我的眼界穿越过去，掌握现在，眺望未来的远景。
常有人问我：“您如何规划生涯？”其实我生平素无大志，只是“从善如流”地随顺大家的喜好，没想到居然能开创一片宽阔的天地。记得过去有人说佛教教育很重要，我就“从善如流”，如今佛光山在全球建有十六所佛教学院。有人说社会学校很重要，我也“从善如流”，创建智光工商学校、普门中学、西来大学、佛光大学、南华管理学院。有人说无依的老人需要照顾，我就“从善如流”，接管宜兰救济院，建设佛光精舍，专为老人服务。有人说年幼的儿童需要培育，我也“从善如流”，成立育幼院、安亲班、幼稚园、童军团，还为他们取名“善财童军团”、“妙慧童军团”。有人说发行杂志对弘扬佛法助益甚大，我就“从善如流”，《今日佛教》、《觉世》、《普门》都是在这种因缘下问世。有人说出版佛书能广度众生，我也“从善如流”，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佛光出版社。有人说佛教应该顺应现代人的需要，我就“从善如流”，印行新式标点断句的《佛光大藏经》、语体化的《中国佛教经典宝藏》、光牒版的《佛光大藏经》。有人说修持应该遵行古制，我也“从善如流”，兴设禅堂、念佛堂、礼忏堂、抄经堂等硬件设施，并且备有专人指导。今后我仍乐意本着“从善如流”的观念，为十方大众服务奉献。
虽说我生性“从善如流”，但回忆年轻时，毕竟血气方刚，也有非常固执的一面。例如对于建筑的外观设计、室内的装潢布置、活动的程序内容、事务的先后步骤等，既已订定，就不喜欢别人轻易更动。随着年龄的增长，见识越广，或许是受了西方民主观念的影响，我执日益淡薄，只要对方言之成理，大家没有异议，我就不予置评，自觉在“从善如流”的层次上更为进步；而佛光山的建筑式样、活动形式也因多样化而显得多彩多姿；弟子们更因为和我在一起，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所以我所到之处，总是被一堆人簇拥而行。
四十多年前，我本来获准到日本攻读博士，但因为信徒质疑“师父”是至高无上的头衔，为何还要去求取世间的学位，所以我“从善如流”，放弃负笈东瀛的机会，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培育青年佛子，未尝不是人生一得。二十多年前，我本来想建朝山会馆以供络绎不绝的来山信徒食宿之用，但因为慈惠建议当时台湾信众大多喜欢拜佛，所以我“从善如流”，先建大雄宝殿，佛光山的建设因而一帆风顺。
多年前到西来寺弘法，一位小弟弟对我说：“师公！美国的新年好冷清，您过年和我们一起围炉好不好？”我听了以后，感慨系之，不但“从善如流”，连续三年在美国和当地徒众一起过年，而且嘱咐海外别分院的弟子们：新春期间，寺院道场一定要张灯结彩，举办活动，邀请信徒一起聚餐，好让大家每年都能度过一个温馨感人的中国新年，甚至每年春节，邀约社区美籍人士数千人联谊活动，几年实行下来，转信佛教的人士越加增多。
一九九六年年底，一位信徒请我写一副春联，我不但“从善如流”，写了一张“平安吉祥”送给他，并且令弟子印行二十万份，分送信众，没想到不数日后，便索取一空。
我虽然“从善如流”，但也有某些方面坚守原则的时候。例如我一生自己的日用只喜欢一，不喜欢二，比方我只拥有一双僧鞋，感谢信徒经常缝制僧鞋送给我，但节俭的习惯实不易改，不得已，偷偷转赠他人。我一生对于座位，既已坐定，就不轻易起来，已经起来，就不喜欢换位。记得数年前在飞机上普通舱就座后，承蒙机长要亲自为我升等，请我坐头等舱，但我既已坐下，就不移动，只得婉谢他的好意。我一生信守承诺，永不退票，即使跌断腿骨，住院治疗，也坚持办理出院，坐着轮椅，依约赴会。我一生不随便听信人言，看病吃药，纵然熟人介绍，我也一概婉拒。记得有一回咳嗽不停，即将上台讲经的前一刻，信徒带来医生要为我打针，当时的情况已不容多言，只得“从善如流”，没想到一针下去，半年左右左手无法举起。去年冬赴美弘法时，小腿肿胀，弟子们坚持将我送医检查，我拗不过他们的好意，只得“从善如流”，不料护士量错体温，一定要我住院观察，让我在病床上白挨了几个小时。这两次的经验，使我更加坚守自己的原则，除听主治医师张燕大夫的指示外，其他一概不听，至今身心安泰，颇为自得。
我素无购物娱乐的习惯，三十年前率团到各地访问时，我只有“从善如流”地随众一起参观百货公司，欣赏各类展览；我不喜欢非时而食，但到各地弘法时，徒众好意地准备了一整桌的点心，我只得“从善如流”，放大肚皮，自嘲如同金鱼，饱死方休，常常等大家走了以后，独自一人以跑香经行活动来消化胃食。
我向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虚空无有定相，无所不相，所以能成其宽广；流水居高就下，不拘形式，所以能遍泽大地。尽管“从善如流”会带来一些不便与困扰，但我还是宁愿自己吃亏，成就大众。因为“从善如流”不但满足了他人的希望心愿，也是在实现自我美好的世界。
（一九九七年元月）
应十方信众的要求，组织国际佛光会，将在家佛子的力量凝聚起来。我原本从小是一个羞涩的农家子弟，只能躲在别人背后做做助手，但因为“从善如流”的性格，不但使我的脚步跨出本土，立足世界，也让我的眼界穿越过去，掌握现在，眺望未来的远景。
常有人问我：“您如何规划生涯？”其实我生平素无大志，只是“从善如流”地随顺大家的喜好，没想到居然能开创一片宽阔的天地。记得过去有人说佛教教育很重要，我就“从善如流”，如今佛光山在全球建有十六所佛教学院。有人说社会学校很重要，我也“从善如流”，创建智光工商学校、普门中学、西来大学、佛光大学、南华管理学院。有人说无依的老人需要照顾，我就“从善如流”，接管宜兰救济院，建设佛光精舍，专为老人服务。有人说年幼的儿童需要培育，我也“从善如流”，成立育幼院、安亲班、幼稚园、童军团，还为他们取名“善财童军团”、“妙慧童军团”。有人说发行杂志对弘扬佛法助益甚大，我就“从善如流”，《今日佛教》、《觉世》、《普门》都是在这种因缘下问世。有人说出版佛书能广度众生，我也“从善如流”，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佛光出版社。有人说佛教应该顺应现代人的需要，我就“从善如流”，印行新式标点断句的《佛光大藏经》、语体化的《中国佛教经典宝藏》、光牒版的《佛光大藏经》。有人说修持应该遵行古制，我也“从善如流”，兴设禅堂、念佛堂、礼忏堂、抄经堂等硬件设施，并且备有专人指导。今后我仍乐意本着“从善如流”的观念，为十方大众服务奉献。
虽说我生性“从善如流”，但回忆年轻时，毕竟血气方刚，也有非常固执的一面。例如对于建筑的外观设计、室内的装潢布置、活动的程序内容、事务的先后步骤等，既已订定，就不喜欢别人轻易更动。随着年龄的增长，见识越广，或许是受了西方民主观念的影响，我执日益淡薄，只要对方言之成理，大家没有异议，我就不予置评，自觉在“从善如流”的层次上更为进步；而佛光山的建筑式样、活动形式也因多样化而显得多彩多姿；弟子们更因为和我在一起，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所以我所到之处，总是被一堆人簇拥而行。
四十多年前，我本来获准到日本攻读博士，但因为信徒质疑“师父”是至高无上的头衔，为何还要去求取世间的学位，所以我“从善如流”，放弃负笈东瀛的机会，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培育青年佛子，未尝不是人生一得。二十多年前，我本来想建朝山会馆以供络绎不绝的来山信徒食宿之用，但因为慈惠建议当时台湾信众大多喜欢拜佛，所以我“从善如流”，先建大雄宝殿，佛光山的建设因而一帆风顺。
多年前到西来寺弘法，一位小弟弟对我说：“师公！美国的新年好冷清，您过年和我们一起围炉好不好？”我听了以后，感慨系之，不但“从善如流”，连续三年在美国和当地徒众一起过年，而且嘱咐海外别分院的弟子们：新春期间，寺院道场一定要张灯结彩，举办活动，邀请信徒一起聚餐，好让大家每年都能度过一个温馨感人的中国新年，甚至每年春节，邀约社区美籍人士数千人联谊活动，几年实行下来，转信佛教的人士越加增多。
一九九六年年底，一位信徒请我写一副春联，我不但“从善如流”，写了一张“平安吉祥”送给他，并且令弟子印行二十万份，分送信众，没想到不数日后，便索取一空。
我虽然“从善如流”，但也有某些方面坚守原则的时候。例如我一生自己的日用只喜欢一，不喜欢二，比方我只拥有一双僧鞋，感谢信徒经常缝制僧鞋送给我，但节俭的习惯实不易改，不得已，偷偷转赠他人。我一生对于座位，既已坐定，就不轻易起来，已经起来，就不喜欢换位。记得数年前在飞机上普通舱就座后，承蒙机长要亲自为我升等，请我坐头等舱，但我既已坐下，就不移动，只得婉谢他的好意。我一生信守承诺，永不退票，即使跌断腿骨，住院治疗，也坚持办理出院，坐着轮椅，依约赴会。我一生不随便听信人言，看病吃药，纵然熟人介绍，我也一概婉拒。记得有一回咳嗽不停，即将上台讲经的前一刻，信徒带来医生要为我打针，当时的情况已不容多言，只得“从善如流”，没想到一针下去，半年左右左手无法举起。去年冬赴美弘法时，小腿肿胀，弟子们坚持将我送医检查，我拗不过他们的好意，只得“从善如流”，不料护士量错体温，一定要我住院观察，让我在病床上白挨了几个小时。这两次的经验，使我更加坚守自己的原则，除听主治医师张燕大夫的指示外，其他一概不听，至今身心安泰，颇为自得。
我素无购物娱乐的习惯，三十年前率团到各地访问时，我只有“从善如流”地随众一起参观百货公司，欣赏各类展览；我不喜欢非时而食，但到各地弘法时，徒众好意地准备了一整桌的点心，我只得“从善如流”，放大肚皮，自嘲如同金鱼，饱死方休，常常等大家走了以后，独自一人以跑香经行活动来消化胃食。
我向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虚空无有定相，无所不相，所以能成其宽广；流水居高就下，不拘形式，所以能遍泽大地。尽管“从善如流”会带来一些不便与困扰，但我还是宁愿自己吃亏，成就大众。因为“从善如流”不但满足了他人的希望心愿，也是在实现自我美好的世界。
（一九九七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