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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唱碎了市剧院门廊的窗玻璃，寻找并第一次找到了同舞台艺术的联系。那天下午，尽管玩具商马库斯大献殷勤，妈妈想必还是发现了我同剧院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她在相继到来的圣诞节期间买了四张戏票，一张给她自己，两张给斯特凡-布朗斯基和玛尔加-布朗斯基，另外一张给了奥斯卡，在基督降临节①最后一个星期日，带着我们去看圣诞夜童话剧。我们的座位在二楼边上第一排。枝形吊灯照旧吊在正厅前座上空，非常讨人喜欢。我也很高兴，幸亏我没有从塔楼上唱碎它——
①基督降临节，圣诞节前第四个星期日起至圣诞节止的这一段日子。
当时已经有许多许多孩子。在几个楼座上，孩子比母亲多，在正厅前座，孩子和母亲差不多一半对一半，因为坐在那里的都是有钱人，比较注意节制生育。瞧那些孩子，没一个能安安静静坐在那儿的！玛尔加坐在我和比较守规矩的斯特凡中间。她从座位上滑下去，又要爬上来，马上又觉得在楼座的栏杆前做体操更有趣味，结果夹在软椅垫和靠背之间，叫喊起来；但与我们周围其他爱吵闹的孩子相比，她的喊声还能让人忍受，而且时间不长，因为妈妈在她那张傻乎乎的嘴里塞了好几块糖。她一边嘬糖块，一边不停地从软垫上滑下来，弄得自己疲倦了，演出开始后不多一会儿，斯特凡的小妹妹便睡着了。每演完一幕，掌声把她惊醒，她又使劲地跟着拍手。
演的是大拇指的童话，从第一幕开始就把我吸引住了，并且显然特别迎合我的口味。这出戏编得很巧妙，但是大拇指在舞台上只能闻其声，不能见其人，戏里的成年人都跟在这个虽然看不见、但却相当活跃的主角后面转。他一会儿坐在马的耳朵里，一会儿被他父亲用高价卖给了两个流氓，一会儿在流氓的草帽檐上散步，从那上面向下讲话，后来又爬进了一个老鼠洞，钻进一个蜗牛窝，同小偷们一起行窃，掉进干草堆里，连同干草一起被母牛吞进胃里。母牛被人宰了，因为它会讲话，其实是大拇指的声音。母牛的胃连同困在里面的小家伙被扔在垃圾堆里，给一只狼吃了。大拇指花言巧语说服了那只狼，把它引到他父亲家的贮藏室里，狼正要开始攫取食物，他便大声喊叫。结尾和童话一样，父亲打死了恶狼，母亲用剪刀绞开这个饭桶的腹腔和胃，大拇指从里面出来了，这就是说，观众听到了他的叫声：“爸爸啊，我在老鼠洞里呆过，在母牛肚皮里、在狼的胃里待过，现在，我回到你们身边来了。”
这个结局使我感动，当我抬头看我妈妈时，只见她用手绢捂住鼻子，因为她同我一样，把戏里的情节当成自己的经历了。妈妈多愁善感，在此后的几星期内，首先是在圣诞节这段日子里，她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搂在怀里，把奥斯卡叫作大拇指，时而开玩笑地叫着：我的小大拇指哟！时而悲哀地叫着：我的可怜、可怜的大拇指啊！
直到一九三三年夏天，我才重新有机会去看戏。由于我的误解，最后事情弄糟了，但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直到今天，那雷鸣似的声响还在我耳边回荡。事情发生在索波特的林中歌剧院。从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夏天，在那里的夜空下，瓦格纳①的音乐向着大自然倾注——
①理查德-瓦格纳（），德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以创作歌剧闻名。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任德国总理。他自命为瓦格纳的推崇者。此处喻纳粹势力已在但泽抬头。
对于歌剧，只有妈妈一个人还略感兴趣。马策拉特连轻歌剧都欣赏不了。扬学妈妈的样，醉心地大谈其咏叹调，尽管他摆出爱好音乐的样子，其实他根本没有音乐的耳朵。不过，他认识福梅拉兄弟，他们同他是卡特豪斯中学的同学，住在索波特，掌管湖边小路和疗养院及游乐场门口喷泉的照明设备，又在林中歌剧院演出季节负责舞台灯光。
在去索波特的途中，经过奥利瓦，我们到宫殿花园消磨了一个上午。那里有金鱼和天鹅，妈妈和扬-布朗斯基待在著名的“窃窃私语”假山洞中，随后又是金鱼和天鹅，手挽手让一位摄影师照相。在拍照时，马策拉特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我把鼓放在他的头顶上，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后来这张小照片贴到了照相簿上，看到的人也无不捧腹。再见，金鱼和天鹅，再见，“窃窃私语”假山洞。到处是度星期日的人群，不仅在宫殿花园里，而且在花园铁栅栏门外，在去格莱特考的电车上，在格莱特考疗养院里，都是如此。我们在那里吃午饭。波罗的海在邀请大家去洗澡，仿佛它除此以外别的没有什么可做。当我们沿着海滨散步林yīn道往索波特走去时，迎面而来的又是度星期日的游客。马策拉特掏钱为我们买了疗养地的入场券。
我们在南浴场洗澡，因为据说那里比北浴场人少一些。男人到男更衣室换衣服，妈妈领着我到女更衣室一个小间里。她要我光着身子到家庭浴场去亮相，而她自己——当时她已经像溢过岸的河水似的丰满了——则把她的肉体塞进了干草黄的游泳衣里。我不能这样赤裸裸的，让家庭浴场里成干只眼睛都盯着我，便把鼓挡住生殖器，随后又肚皮朝下趴在海滨沙滩上。我不愿下海水，尽管它在招手邀请，而是用沙土来遮羞，搞了一手鸵鸟政策。马策拉特，还有扬-布朗斯基，他们的肚皮刚开始积脂肪，那样子很可笑，又很可怜，几乎到了令人同情的程度，因此，到了傍晚之前，又要去更衣室时，我高兴极了。在更衣室里，人人都在身上被太阳灼伤处抹了油膏，又钻进星期日穿的文明服装。
我们在“海星”喝咖啡，吃点心。妈妈想要第三份五层蛋糕。马策拉特反对，扬既同意又反对。妈妈还是要了一份，给了马策拉特一口，喂了扬一口，使她的两个男人都感到满意，于是，把这块楔形蛋糕一匙一匙地填到胃里去。
啊，神圣的奶油，你啊，撒上白糖的由晴转阴的星期日下午！波兰贵族老爷正襟危坐，戴着蓝色太阳镜，面前摆着浓果汁汽水，他们却连碰都不碰。贵族太太们摆弄指甲染成紫色的手指，她们身上披的专为休假季节租来的毛皮披肩的防蛀粉味，随着海风朝我们飘来。马策拉特认为租毛皮披肩虚荣透顶。妈妈却很想租一件，哪怕租一个下午也好。扬声称，眼下，波兰贵族的无聊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尽管他们债台高筑，却不再讲法语，由于十足的势利，竟讲起最地道的波兰话来了。
我们不能永远坐在“海星”咖啡馆，老瞅着波兰贵族的蓝色太阳镜和紫色指甲。我妈妈塞了一肚子蛋糕，也要求活动活动。我们站起身来，到疗养地的公园去。他们让我骑在毛驴上，又给我照了一张相。金鱼，天鹅——大自然什么想不到呢？——又是金鱼和天鹅，使淡水显得珍贵。
在修剪过的紫杉林中——大家总是说，这种树是不会沙沙作响的——我们遇到了福梅拉兄弟，掌管游乐场照明和林中歌剧院舞台灯光的福梅拉兄弟。小福梅拉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地讲笑话，全部是他于照明员工作时听来的。这些笑话大福梅拉无一不知，但出于兄弟间的友爱，仍在该乐的地方很有诱惑力地咧嘴一笑，露出四只金牙，比他弟弟多一只。我们到喷泉旁边去喝杜松子酒。妈妈宁可喝矿泉水。之后，还不停地从肚子里把笑话往外搬的小福梅拉慷慨地请大家到“鹦鹉”饭店进晚餐。在那里遇见图舍尔，半个索波特是属于他的，外加林中歌剧院的一部分地皮和五个电影院。他也是福梅拉兄弟的老板。他很高兴认识我们，我们也很高兴认识他。图舍尔一直在转动着他手指上的一枚戒指，不过，看来这并非神仙戒指或魔法戒指，因为他转了半天也转不出什么名堂来，仅仅是他自己开了腔，讲起笑话来，而且都是我们方才听福梅拉讲过的那些，只不过他讲得更琐细，因为他嘴里金牙不如人家多。尽管如此，全桌的人都笑了，因为这是图舍尔在讲笑话。唯独我一个人板着面孔，在他大卖噱头的时候，我却做出呆板的脸部表情来杀他的风景。唉，听这阵阵突然爆发的笑声，虽说都是装出来的，却像我们进餐的那个角落里窗上的牛眼形玻璃一样，增添了愉快的气氛。图舍尔表示感谢，接着又讲了一则笑话，让人端来“金水”酒①，被笑声和“金水”酒弄得飘飘然，突然间，改变了戒指转动的方向，这一回，果真有了结果。图舍尔请我们大家去林中歌剧院，因为林中歌剧院有一小块地皮是属于他的，遗憾的是他本人去不了，因为有约会，如此等等。不过，我们却喜欢坐他的座位，那是装上软垫的包厢，小孩要是困了，还可以睡觉。他掏出银的自动铅笔，用图舍尔的笔迹写了几行字在图舍尔的名片上。他说，有了它，处处可以通行——事实也是如此——
①“金水”酒，又名但泽利口酒，含金箔细末的露酒。
至于后来发生的那件事，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完：那是一个温热的夏晚，林中歌剧院坐满了外国人。尚未开演，蚊子却已经到场。待到最末一只蚊子——它总是姗姗来迟，以示潇洒——嗜血成性地发出警报声宣告来临时，才真正启幕。演的是《漂泊的荷兰人》①。从和这个林中歌剧院同名的森林里驶出一艘船来，说它是海盗的，还不如说是绿林好汉的。水手们开始对着树木歌唱。我在图舍尔的软垫椅上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水手们还在唱，也许换了一批水手在唱：舵工呀，留神哪……但是，奥斯卡又睡着了，在昏昏沉沉中为他妈妈而高兴，因为她对荷兰人深表同情，好似自己也在海上航行，一呼一吸都符合瓦格纳的真正精神。她没有察觉，马策拉特和她的扬都用手捂着脸在打呼喀，声音像在锯粗细不同的树干。我也一次又一次地从瓦格纳的手指间溜走。末了，奥斯卡终于醒来，因为这时在林地正中央，孤单单地站着一个女人在喊叫。这个黄头发的女人之所以喊叫，是因为一个照明员，可能是那个小福梅拉用一架聚光灯照着她，调戏她。“不！”她喊道，“我痛苦哟！”接着又是一声，“谁使我痛苦？”可是，那个使她痛苦的福梅拉却不把聚光灯转向别处。这个孤单单的女人（后来妈妈把她叫做女高音），由喊叫变为呜咽，时而喷出银光闪闪的唾沫。这声声呜咽虽然使得索波特森林中树上的叶子过早地枯萎，但对福梅拉的聚光灯却不起任何作用。她的声音虽有天赋，但无实效。这时，奥斯卡不得不挺身而出，对准那没有教养的光源，送去一声音高比蚊子的嗡嗡声还低的、有远程效果的喊声，使那盏聚光灯一命呜呼——
①《漂泊的荷兰人》，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写一个荷兰船长被罚永远在海上航行，除非他每隔数年上陆一次时能得到爱情，才能解脱。下文的“女高音”指剧中女主角、爱上荷兰船长的苏塔。
结果，造成了短路，林中顿时漆黑一片，爆出的火花使森林起火，虽被扑灭，却引起了一场混乱。这些，都不是我的本意。在乱作一团的人群中，我不仅丢了妈妈和那两个被人粗暴地摇醒的男人，连我的鼓也给丢了。
这是我第三次同剧院打交道。回家后，妈妈便把瓦格纳歌剧里的歌配上简单的伴奏，在钢琴上弹奏。这还使她生出一个念头来，要带我去见识见识马戏团表演的气氛。到了一九三四年春，这件事果真实现了。
奥斯卡不想谈那些像道道银光破空而过的荡高秋千的女人、马戏团丛林里的老虎以及灵巧的海豹。没有人从帐篷圆顶上摔下来。没有驯兽者被咬坏。海豹耍的无非是它们学到的那些玩艺儿：顶彩球，接住别人作为犒赏扔过来的活鲱鱼。我感谢马戏团使我开心地度过了几个小时，还结识了贝布拉，那个站在瓶子上演奏《老虎吉米》①并指挥一队矮子的音乐小丑。同他结交，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①《老虎吉米》源自美国甫卡罗来纳州港市查尔斯顿的一种狐步舞曲曲名。
我们是在马戏团四野兽的笼子前相遇的。妈妈和她的两位先生站在猴子笼前让它们胡闹取笑。这次破例一同来的黑德维希-布朗斯基，领着她的两个孩子在看矮种马。我看罢狮子打呵欠，轻率地同一只猫头鹰冲突起来。我想盯得它不敢再看我，结果反倒被它盯得垂下了目光。奥斯卡垂头丧气地溜走了，耳朵红得发烫，内心受了伤害，躺到可用汽车拖的蓝白色活动房屋之间，那里除去几头拴住的矮种羊以外，没有别的动物。
他穿着背带裤和拖鞋，拎着一桶水，从我身旁走过。我们的目光刚一接触，便都认出了对方。他放下水桶，歪着大脑袋，朝我走来。我估计，他比我高大约九厘米。
“瞧，瞧！”他粗声粗气地怀着妒意冲着我说，“现在才三岁的孩子就不愿再长大了。”由于我没有回答，他便接着说下去，“我的名字叫贝布拉，我是欧仁亲王的嫡系子孙，他的父亲是路易十四，而不是人家所说的某个萨沃耶人。”我还是沉默不语，他又说，“我是十岁生日那天不再长个儿的，晚了点儿，但毕竟是不长了嘛！”
由于他这样开诚相见，我便作了自我介绍，但没有胡诌什么家谱世系，只说我叫奥斯卡。“请告诉我，亲爱的奥斯卡，您有十四岁或者十五岁了吧！也许十六岁了。什么，才九岁半？不可能的事！”现在轮到我来猜他的年纪。我故意说得很小。
“您真会奉承人，我的年轻朋友。三十五岁，那是过去的事了。今年八月，我就要过五十八岁生日了。我可以当您的爷爷！”
奥斯卡对他的小丑技艺恭维了几句，说他音乐才能高超，随后，在虚荣心的驱使下，稍稍露了一手。马戏场上三个电灯泡碎了。贝布拉先生大声叫好，好极了，他当即表示要聘请奥斯卡入伙。
我拒绝了。这件事我今天有时还感到遗憾。我心中劝自己不要干，并说：“贝布拉先生，不瞒您说，我宁愿当观众，宁愿私下里磨练我这点微不足道的技艺，而不愿去博得别人的掌声，但我是少不了要为您的表演热烈鼓掌的。”贝布拉先生竖起皱皮的食指，劝我说：“亲爱的奥斯卡，请您相信一个有经验的同行。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观众中是没有容身之地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登台，必须上场。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表演，必须主持演出，否则就会被那些人所摆布。那些人主演，是不会让我们好受的！”
他的眼睛一下子变得十分苍老，几乎凑到了我的耳边，悄悄说道：“他们来了！他们将占据节庆场所！他们将举行火炬游行！他们将建造，坐满，从上说教，宣扬我们的毁灭①。留神哪，年轻朋友，留神上将要发生的事情，您要想方设法坐到上去，千万不要站在前面！”——
①此处指纳粹党将上台掌权。
这时，有人在喊我的名字，贝布拉先生便拎起水桶。“他们在找您，亲爱的朋友。后会有期。我们太矮小了，不会失之交臂的。贝布拉有一句老话：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甚至在挤得没有插足之地的上，也总能找到立身处的。如果上找不到地方，底下总能找到的，只是干万别在前面。这是贝布拉讲的话，欧仁亲王的嫡系后裔贝布拉。”
妈妈喊着奥斯卡，从一座活动房屋后面转出来，正好看见贝布拉先生吻我的额头，然后他提着水桶，肩膀一扭一歪地向一座活动房屋走去。
“你们不想想，”妈妈事后对着马策拉特和布朗斯基一家大发脾气说，“他跑到矮人堆里去了。一个侏儒亲了他的前额。但愿没有任何含意！”
贝布拉亲我的额头，对我来说，含意很多。此后几年的政治事件证实了他的话：在前举行火炬游行和阅兵式的时期开始了①——
①指纳粹时期。
我听取了贝布拉先生的劝告，妈妈也部分地听取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劝告；那天他在军火库巷向我妈妈进言，此后，每逢星期四我们到他的店里去时，他又一再提出。虽说她没有跟马库斯一同赴伦敦——倘若迁居，我也不会有多少异议——然而她仍同马策拉特待在一起，和扬-布朗斯基见面的次数则较少，这就是说，她偶尔去木匠胡同扬出钱租的房间，要么就在我家玩施卡特牌，这对扬来说代价更高，因为他总是输牌。妈妈虽然仍将赌注押在马策拉特身上，但根据马库斯的劝告，并没有把赌注加倍。马策拉特呢，他比较早地认识到秩序的力量，一九三四年就入了纳粹党，不过并没有因此而青云直上，只混上了一个支部领导人。这次提升，同其他不寻常的事情一样，又使他们三人聚在我家玩施卡特牌。对于扬-布朗斯基在波兰邮局任职一事，马策拉特一再提出劝告，但这一回，他第一次用了比较严厉却又比较忧虑的语调。
除此而外，变化不大。唯有钢琴上方目光忧郁的贝多芬像——这是格雷夫送的礼物——被马策拉特从钉子上取了下来，在同一颗钉子上挂上了同样目光忧郁的希特勒像。对于严肃音乐丝毫不感兴趣的马策拉特，要把这个几乎聋了的音乐家的画像彻底烧掉。可是妈妈却非常喜欢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里的慢乐章，她练过那么两三个，有时也在琴上拨弄，但速度比规定的要慢得多。她坚持要把贝多芬像挂在长沙发或者碗橱上方，结果造成了那种最最阴森可怕的对抗局面：希特勒和这位天才的像相向挂着，他们对视着，互相看透了对方的用心，因此不能愉快地相处。
马策拉特逐渐把制服一件件地买齐全了。如果我记忆无误，他先戴上了“党帽”，即使在晴朗的日子里，他也爱把冲锋帽带勒在下巴底下。有一段时间，他身穿白衬衫，系着黑领带，来配这顶帽子，或者穿一件... -->>
我唱碎了市剧院门廊的窗玻璃，寻找并第一次找到了同舞台艺术的联系。那天下午，尽管玩具商马库斯大献殷勤，妈妈想必还是发现了我同剧院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她在相继到来的圣诞节期间买了四张戏票，一张给她自己，两张给斯特凡-布朗斯基和玛尔加-布朗斯基，另外一张给了奥斯卡，在基督降临节①最后一个星期日，带着我们去看圣诞夜童话剧。我们的座位在二楼边上第一排。枝形吊灯照旧吊在正厅前座上空，非常讨人喜欢。我也很高兴，幸亏我没有从塔楼上唱碎它——
①基督降临节，圣诞节前第四个星期日起至圣诞节止的这一段日子。
当时已经有许多许多孩子。在几个楼座上，孩子比母亲多，在正厅前座，孩子和母亲差不多一半对一半，因为坐在那里的都是有钱人，比较注意节制生育。瞧那些孩子，没一个能安安静静坐在那儿的！玛尔加坐在我和比较守规矩的斯特凡中间。她从座位上滑下去，又要爬上来，马上又觉得在楼座的栏杆前做体操更有趣味，结果夹在软椅垫和靠背之间，叫喊起来；但与我们周围其他爱吵闹的孩子相比，她的喊声还能让人忍受，而且时间不长，因为妈妈在她那张傻乎乎的嘴里塞了好几块糖。她一边嘬糖块，一边不停地从软垫上滑下来，弄得自己疲倦了，演出开始后不多一会儿，斯特凡的小妹妹便睡着了。每演完一幕，掌声把她惊醒，她又使劲地跟着拍手。
演的是大拇指的童话，从第一幕开始就把我吸引住了，并且显然特别迎合我的口味。这出戏编得很巧妙，但是大拇指在舞台上只能闻其声，不能见其人，戏里的成年人都跟在这个虽然看不见、但却相当活跃的主角后面转。他一会儿坐在马的耳朵里，一会儿被他父亲用高价卖给了两个流氓，一会儿在流氓的草帽檐上散步，从那上面向下讲话，后来又爬进了一个老鼠洞，钻进一个蜗牛窝，同小偷们一起行窃，掉进干草堆里，连同干草一起被母牛吞进胃里。母牛被人宰了，因为它会讲话，其实是大拇指的声音。母牛的胃连同困在里面的小家伙被扔在垃圾堆里，给一只狼吃了。大拇指花言巧语说服了那只狼，把它引到他父亲家的贮藏室里，狼正要开始攫取食物，他便大声喊叫。结尾和童话一样，父亲打死了恶狼，母亲用剪刀绞开这个饭桶的腹腔和胃，大拇指从里面出来了，这就是说，观众听到了他的叫声：“爸爸啊，我在老鼠洞里呆过，在母牛肚皮里、在狼的胃里待过，现在，我回到你们身边来了。”
这个结局使我感动，当我抬头看我妈妈时，只见她用手绢捂住鼻子，因为她同我一样，把戏里的情节当成自己的经历了。妈妈多愁善感，在此后的几星期内，首先是在圣诞节这段日子里，她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搂在怀里，把奥斯卡叫作大拇指，时而开玩笑地叫着：我的小大拇指哟！时而悲哀地叫着：我的可怜、可怜的大拇指啊！
直到一九三三年夏天，我才重新有机会去看戏。由于我的误解，最后事情弄糟了，但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直到今天，那雷鸣似的声响还在我耳边回荡。事情发生在索波特的林中歌剧院。从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夏天，在那里的夜空下，瓦格纳①的音乐向着大自然倾注——
①理查德-瓦格纳（），德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以创作歌剧闻名。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任德国总理。他自命为瓦格纳的推崇者。此处喻纳粹势力已在但泽抬头。
对于歌剧，只有妈妈一个人还略感兴趣。马策拉特连轻歌剧都欣赏不了。扬学妈妈的样，醉心地大谈其咏叹调，尽管他摆出爱好音乐的样子，其实他根本没有音乐的耳朵。不过，他认识福梅拉兄弟，他们同他是卡特豪斯中学的同学，住在索波特，掌管湖边小路和疗养院及游乐场门口喷泉的照明设备，又在林中歌剧院演出季节负责舞台灯光。
在去索波特的途中，经过奥利瓦，我们到宫殿花园消磨了一个上午。那里有金鱼和天鹅，妈妈和扬-布朗斯基待在著名的“窃窃私语”假山洞中，随后又是金鱼和天鹅，手挽手让一位摄影师照相。在拍照时，马策拉特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我把鼓放在他的头顶上，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后来这张小照片贴到了照相簿上，看到的人也无不捧腹。再见，金鱼和天鹅，再见，“窃窃私语”假山洞。到处是度星期日的人群，不仅在宫殿花园里，而且在花园铁栅栏门外，在去格莱特考的电车上，在格莱特考疗养院里，都是如此。我们在那里吃午饭。波罗的海在邀请大家去洗澡，仿佛它除此以外别的没有什么可做。当我们沿着海滨散步林yīn道往索波特走去时，迎面而来的又是度星期日的游客。马策拉特掏钱为我们买了疗养地的入场券。
我们在南浴场洗澡，因为据说那里比北浴场人少一些。男人到男更衣室换衣服，妈妈领着我到女更衣室一个小间里。她要我光着身子到家庭浴场去亮相，而她自己——当时她已经像溢过岸的河水似的丰满了——则把她的肉体塞进了干草黄的游泳衣里。我不能这样赤裸裸的，让家庭浴场里成干只眼睛都盯着我，便把鼓挡住生殖器，随后又肚皮朝下趴在海滨沙滩上。我不愿下海水，尽管它在招手邀请，而是用沙土来遮羞，搞了一手鸵鸟政策。马策拉特，还有扬-布朗斯基，他们的肚皮刚开始积脂肪，那样子很可笑，又很可怜，几乎到了令人同情的程度，因此，到了傍晚之前，又要去更衣室时，我高兴极了。在更衣室里，人人都在身上被太阳灼伤处抹了油膏，又钻进星期日穿的文明服装。
我们在“海星”喝咖啡，吃点心。妈妈想要第三份五层蛋糕。马策拉特反对，扬既同意又反对。妈妈还是要了一份，给了马策拉特一口，喂了扬一口，使她的两个男人都感到满意，于是，把这块楔形蛋糕一匙一匙地填到胃里去。
啊，神圣的奶油，你啊，撒上白糖的由晴转阴的星期日下午！波兰贵族老爷正襟危坐，戴着蓝色太阳镜，面前摆着浓果汁汽水，他们却连碰都不碰。贵族太太们摆弄指甲染成紫色的手指，她们身上披的专为休假季节租来的毛皮披肩的防蛀粉味，随着海风朝我们飘来。马策拉特认为租毛皮披肩虚荣透顶。妈妈却很想租一件，哪怕租一个下午也好。扬声称，眼下，波兰贵族的无聊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尽管他们债台高筑，却不再讲法语，由于十足的势利，竟讲起最地道的波兰话来了。
我们不能永远坐在“海星”咖啡馆，老瞅着波兰贵族的蓝色太阳镜和紫色指甲。我妈妈塞了一肚子蛋糕，也要求活动活动。我们站起身来，到疗养地的公园去。他们让我骑在毛驴上，又给我照了一张相。金鱼，天鹅——大自然什么想不到呢？——又是金鱼和天鹅，使淡水显得珍贵。
在修剪过的紫杉林中——大家总是说，这种树是不会沙沙作响的——我们遇到了福梅拉兄弟，掌管游乐场照明和林中歌剧院舞台灯光的福梅拉兄弟。小福梅拉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地讲笑话，全部是他于照明员工作时听来的。这些笑话大福梅拉无一不知，但出于兄弟间的友爱，仍在该乐的地方很有诱惑力地咧嘴一笑，露出四只金牙，比他弟弟多一只。我们到喷泉旁边去喝杜松子酒。妈妈宁可喝矿泉水。之后，还不停地从肚子里把笑话往外搬的小福梅拉慷慨地请大家到“鹦鹉”饭店进晚餐。在那里遇见图舍尔，半个索波特是属于他的，外加林中歌剧院的一部分地皮和五个电影院。他也是福梅拉兄弟的老板。他很高兴认识我们，我们也很高兴认识他。图舍尔一直在转动着他手指上的一枚戒指，不过，看来这并非神仙戒指或魔法戒指，因为他转了半天也转不出什么名堂来，仅仅是他自己开了腔，讲起笑话来，而且都是我们方才听福梅拉讲过的那些，只不过他讲得更琐细，因为他嘴里金牙不如人家多。尽管如此，全桌的人都笑了，因为这是图舍尔在讲笑话。唯独我一个人板着面孔，在他大卖噱头的时候，我却做出呆板的脸部表情来杀他的风景。唉，听这阵阵突然爆发的笑声，虽说都是装出来的，却像我们进餐的那个角落里窗上的牛眼形玻璃一样，增添了愉快的气氛。图舍尔表示感谢，接着又讲了一则笑话，让人端来“金水”酒①，被笑声和“金水”酒弄得飘飘然，突然间，改变了戒指转动的方向，这一回，果真有了结果。图舍尔请我们大家去林中歌剧院，因为林中歌剧院有一小块地皮是属于他的，遗憾的是他本人去不了，因为有约会，如此等等。不过，我们却喜欢坐他的座位，那是装上软垫的包厢，小孩要是困了，还可以睡觉。他掏出银的自动铅笔，用图舍尔的笔迹写了几行字在图舍尔的名片上。他说，有了它，处处可以通行——事实也是如此——
①“金水”酒，又名但泽利口酒，含金箔细末的露酒。
至于后来发生的那件事，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完：那是一个温热的夏晚，林中歌剧院坐满了外国人。尚未开演，蚊子却已经到场。待到最末一只蚊子——它总是姗姗来迟，以示潇洒——嗜血成性地发出警报声宣告来临时，才真正启幕。演的是《漂泊的荷兰人》①。从和这个林中歌剧院同名的森林里驶出一艘船来，说它是海盗的，还不如说是绿林好汉的。水手们开始对着树木歌唱。我在图舍尔的软垫椅上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水手们还在唱，也许换了一批水手在唱：舵工呀，留神哪……但是，奥斯卡又睡着了，在昏昏沉沉中为他妈妈而高兴，因为她对荷兰人深表同情，好似自己也在海上航行，一呼一吸都符合瓦格纳的真正精神。她没有察觉，马策拉特和她的扬都用手捂着脸在打呼喀，声音像在锯粗细不同的树干。我也一次又一次地从瓦格纳的手指间溜走。末了，奥斯卡终于醒来，因为这时在林地正中央，孤单单地站着一个女人在喊叫。这个黄头发的女人之所以喊叫，是因为一个照明员，可能是那个小福梅拉用一架聚光灯照着她，调戏她。“不！”她喊道，“我痛苦哟！”接着又是一声，“谁使我痛苦？”可是，那个使她痛苦的福梅拉却不把聚光灯转向别处。这个孤单单的女人（后来妈妈把她叫做女高音），由喊叫变为呜咽，时而喷出银光闪闪的唾沫。这声声呜咽虽然使得索波特森林中树上的叶子过早地枯萎，但对福梅拉的聚光灯却不起任何作用。她的声音虽有天赋，但无实效。这时，奥斯卡不得不挺身而出，对准那没有教养的光源，送去一声音高比蚊子的嗡嗡声还低的、有远程效果的喊声，使那盏聚光灯一命呜呼——
①《漂泊的荷兰人》，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写一个荷兰船长被罚永远在海上航行，除非他每隔数年上陆一次时能得到爱情，才能解脱。下文的“女高音”指剧中女主角、爱上荷兰船长的苏塔。
结果，造成了短路，林中顿时漆黑一片，爆出的火花使森林起火，虽被扑灭，却引起了一场混乱。这些，都不是我的本意。在乱作一团的人群中，我不仅丢了妈妈和那两个被人粗暴地摇醒的男人，连我的鼓也给丢了。
这是我第三次同剧院打交道。回家后，妈妈便把瓦格纳歌剧里的歌配上简单的伴奏，在钢琴上弹奏。这还使她生出一个念头来，要带我去见识见识马戏团表演的气氛。到了一九三四年春，这件事果真实现了。
奥斯卡不想谈那些像道道银光破空而过的荡高秋千的女人、马戏团丛林里的老虎以及灵巧的海豹。没有人从帐篷圆顶上摔下来。没有驯兽者被咬坏。海豹耍的无非是它们学到的那些玩艺儿：顶彩球，接住别人作为犒赏扔过来的活鲱鱼。我感谢马戏团使我开心地度过了几个小时，还结识了贝布拉，那个站在瓶子上演奏《老虎吉米》①并指挥一队矮子的音乐小丑。同他结交，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①《老虎吉米》源自美国甫卡罗来纳州港市查尔斯顿的一种狐步舞曲曲名。
我们是在马戏团四野兽的笼子前相遇的。妈妈和她的两位先生站在猴子笼前让它们胡闹取笑。这次破例一同来的黑德维希-布朗斯基，领着她的两个孩子在看矮种马。我看罢狮子打呵欠，轻率地同一只猫头鹰冲突起来。我想盯得它不敢再看我，结果反倒被它盯得垂下了目光。奥斯卡垂头丧气地溜走了，耳朵红得发烫，内心受了伤害，躺到可用汽车拖的蓝白色活动房屋之间，那里除去几头拴住的矮种羊以外，没有别的动物。
他穿着背带裤和拖鞋，拎着一桶水，从我身旁走过。我们的目光刚一接触，便都认出了对方。他放下水桶，歪着大脑袋，朝我走来。我估计，他比我高大约九厘米。
“瞧，瞧！”他粗声粗气地怀着妒意冲着我说，“现在才三岁的孩子就不愿再长大了。”由于我没有回答，他便接着说下去，“我的名字叫贝布拉，我是欧仁亲王的嫡系子孙，他的父亲是路易十四，而不是人家所说的某个萨沃耶人。”我还是沉默不语，他又说，“我是十岁生日那天不再长个儿的，晚了点儿，但毕竟是不长了嘛！”
由于他这样开诚相见，我便作了自我介绍，但没有胡诌什么家谱世系，只说我叫奥斯卡。“请告诉我，亲爱的奥斯卡，您有十四岁或者十五岁了吧！也许十六岁了。什么，才九岁半？不可能的事！”现在轮到我来猜他的年纪。我故意说得很小。
“您真会奉承人，我的年轻朋友。三十五岁，那是过去的事了。今年八月，我就要过五十八岁生日了。我可以当您的爷爷！”
奥斯卡对他的小丑技艺恭维了几句，说他音乐才能高超，随后，在虚荣心的驱使下，稍稍露了一手。马戏场上三个电灯泡碎了。贝布拉先生大声叫好，好极了，他当即表示要聘请奥斯卡入伙。
我拒绝了。这件事我今天有时还感到遗憾。我心中劝自己不要干，并说：“贝布拉先生，不瞒您说，我宁愿当观众，宁愿私下里磨练我这点微不足道的技艺，而不愿去博得别人的掌声，但我是少不了要为您的表演热烈鼓掌的。”贝布拉先生竖起皱皮的食指，劝我说：“亲爱的奥斯卡，请您相信一个有经验的同行。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观众中是没有容身之地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登台，必须上场。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表演，必须主持演出，否则就会被那些人所摆布。那些人主演，是不会让我们好受的！”
他的眼睛一下子变得十分苍老，几乎凑到了我的耳边，悄悄说道：“他们来了！他们将占据节庆场所！他们将举行火炬游行！他们将建造，坐满，从上说教，宣扬我们的毁灭①。留神哪，年轻朋友，留神上将要发生的事情，您要想方设法坐到上去，千万不要站在前面！”——
①此处指纳粹党将上台掌权。
这时，有人在喊我的名字，贝布拉先生便拎起水桶。“他们在找您，亲爱的朋友。后会有期。我们太矮小了，不会失之交臂的。贝布拉有一句老话：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甚至在挤得没有插足之地的上，也总能找到立身处的。如果上找不到地方，底下总能找到的，只是干万别在前面。这是贝布拉讲的话，欧仁亲王的嫡系后裔贝布拉。”
妈妈喊着奥斯卡，从一座活动房屋后面转出来，正好看见贝布拉先生吻我的额头，然后他提着水桶，肩膀一扭一歪地向一座活动房屋走去。
“你们不想想，”妈妈事后对着马策拉特和布朗斯基一家大发脾气说，“他跑到矮人堆里去了。一个侏儒亲了他的前额。但愿没有任何含意！”
贝布拉亲我的额头，对我来说，含意很多。此后几年的政治事件证实了他的话：在前举行火炬游行和阅兵式的时期开始了①——
①指纳粹时期。
我听取了贝布拉先生的劝告，妈妈也部分地听取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劝告；那天他在军火库巷向我妈妈进言，此后，每逢星期四我们到他的店里去时，他又一再提出。虽说她没有跟马库斯一同赴伦敦——倘若迁居，我也不会有多少异议——然而她仍同马策拉特待在一起，和扬-布朗斯基见面的次数则较少，这就是说，她偶尔去木匠胡同扬出钱租的房间，要么就在我家玩施卡特牌，这对扬来说代价更高，因为他总是输牌。妈妈虽然仍将赌注押在马策拉特身上，但根据马库斯的劝告，并没有把赌注加倍。马策拉特呢，他比较早地认识到秩序的力量，一九三四年就入了纳粹党，不过并没有因此而青云直上，只混上了一个支部领导人。这次提升，同其他不寻常的事情一样，又使他们三人聚在我家玩施卡特牌。对于扬-布朗斯基在波兰邮局任职一事，马策拉特一再提出劝告，但这一回，他第一次用了比较严厉却又比较忧虑的语调。
除此而外，变化不大。唯有钢琴上方目光忧郁的贝多芬像——这是格雷夫送的礼物——被马策拉特从钉子上取了下来，在同一颗钉子上挂上了同样目光忧郁的希特勒像。对于严肃音乐丝毫不感兴趣的马策拉特，要把这个几乎聋了的音乐家的画像彻底烧掉。可是妈妈却非常喜欢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里的慢乐章，她练过那么两三个，有时也在琴上拨弄，但速度比规定的要慢得多。她坚持要把贝多芬像挂在长沙发或者碗橱上方，结果造成了那种最最阴森可怕的对抗局面：希特勒和这位天才的像相向挂着，他们对视着，互相看透了对方的用心，因此不能愉快地相处。
马策拉特逐渐把制服一件件地买齐全了。如果我记忆无误，他先戴上了“党帽”，即使在晴朗的日子里，他也爱把冲锋帽带勒在下巴底下。有一段时间，他身穿白衬衫，系着黑领带，来配这顶帽子，或者穿一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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