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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得到重用后，进入治世，知识分子有着深刻的思想和深邃的洞察力，产生一种无形的威胁，就好比身边安装一个定时炸弹，往往令统治者提心吊胆。于是，朱元璋建立了东厂和锦衣卫两大政治产物，监视知识分子的一举一动，凡听到反对的声音，格杀勿论，严重的还诛九诛，绝不手软。思想家李贽勇敢地站出来说：“人是自私的，你们这些当官的口口声声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有哪个不是饱中私囊？不是为个人的利益打算？你们用儒家思想作为幌子，却做着最脏的勾当。”他因此遭受到无穷无尽的打击。
清代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一个书生看到清风吹得书本乱翻，诗意大发，便作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雍正大怒，把这个书生杀了，硬说这个书生用清风暗讽清皇帝是文盲。文人吕留良写了一本书表达对清政府的不满，这位知识分子死后，雍正才发现这本书，这下非同小可，他对吕留良鞭尸，将其子孙后代进行灭绝人性的诛灭，连刚出世的婴孩也不放过清政府玩文字狱政治游戏，杀害无辜知识分子，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涉及的人越来越从，人人自危，不敢用文字表达反抗的思想。
当康有为、谭嗣同等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向光绪帝提出改革方案时，企图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争取国家富强。光绪接受维新派改革方案，慈禧这个老妖怪怕被新法推下台，从此不能享受荣华富贵，严重威胁了她的统治地位，她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康广仁、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等“六君子”被杀害。
到了文革，知识分子那颗惊惶不定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又遭到了更深、更广、更持久的政治摧残。红卫兵这群没文化的政治流氓被重用，就好比武则天时代的酷史，朱元璋朝代的锦衣卫一样，他们威风八面，胡作非为，知识分子无一能幸免，长达十年的整治、修理和斗批，更夹杂着莫明其妙的毒打，摧残着知识分子的身体和灵魂的健康，一句无意识说出来的话也会被刻意曲解，被强行加上“反革命”的罪名，任人侮辱却无处申诉。受不了这场漫长打击的知识分子跳楼的跳楼，割腕的割腕，上吊的上吊死法五花八门。学生不用上学，以互相揭发为乐，以念语录为荣；工人不生产，以斗批作为最高的生产力，社会秩序混乱，人们被这场荒唐可笑的政治运动弄得六亲不认，人性扭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知识分子有聪明的大脑、先进的思想和过硬的技术，本应放在最要的位置，发挥着智慧的光茫，他们没颠覆朝野的野心，却被疑神疑鬼的统治者疯狂迫害。
今天，领导在台上说：“你们有意见的欢迎提出来，我们要共建和谐社会，就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
台下的知识分子本有良计千万，却无一勇夫提出来。他们是那么温驯，那么听话，只听到他们唯唯诺诺地说：“我们没意见。”于是，所有提议100%通过，我们真的做到万众一心了，看，我们比老美先进多了，他们要搞什么三权分立，什么听证会，劳心劳力，浪费资料。
知识分子被“修理”怕了，一有风吹草动，就吓得尿失禁，血压攀升。一句耿直的话随时送断了大好前途，弄不好还成为亡命之徒。一个勇夫写了一篇博文，揭发某市与房地产商勾结推高楼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地政府不惜花千金，横跨几个省去追捕他。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他被阉割了；柏杨写了一本丑陋中国人，他被送入监狱。知识分子说真话，触及了统治者的心病，他们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说“领导英明”的都成为“出色”的接班人，衣锦还乡；说真话的都成为排挤的对象，弄得自己里里外外不是人。既然知识分子捍卫尊严，直抒胸意带来这么多负面的后果，曲意逢迎又带来惊人的收益，权衡利弊之下，知识分子豁然开朗，不再折腾，从此乖乖做人。若残存一点自尊，不想活得奴颜婢膝，就得韬光养晦，厚积薄发，把那条小尾巴夹得紧紧的。有个笑话很有意思：有两个猴子从古代来到了现代，它们看到了男人，哈哈大笑起来，一个对另一个说：“人类的尾巴进化后，和我们不一样了。”另一个说：“就是，我们的尾巴生在后面，他们人类的尾巴生在前面，又短又小，的确和我们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把尾巴夹得太紧了，以致变小变短了，把那股男子气魄也夹掉了。
知识分子被“修理”几千年后，心灵留下了无法弥被的创伤，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估计华佗再生也无法妙手回春。当你看到高层男人斯文秀气，说话避重就轻，而身上那阵香水味熏得女人浮思联想时，千万不要惊诧，知识分子的雄性退化了，趋向阴柔美，这已是一种新的流行形式了。自从陈独秀、鲁迅、柏杨、朱自清等为数不多的硬骨头死后，很难听到铁骨争争的声音了。偶然听到任志强这位地产界大嘴先生说：“我只为有钱人建房子，穷人就不配购一手房”时，我的心跳了一下，这个老家伙还有一点阳光之气，虽然他站在自己的利益上出发，但他说的是真话，既然他说了真话，我就不能不佩服他的勇气。
呜呼，现世的男人学历越来越高，知识越来越丰富，见解越来越独到，却集体退化成男绵羊了，若不是看到重庆“包青天”薄熙来横空出世，痛治黑社会，我真以为中国的男子汉销声匿迹了。
分子得到重用后，进入治世，知识分子有着深刻的思想和深邃的洞察力，产生一种无形的威胁，就好比身边安装一个定时炸弹，往往令统治者提心吊胆。于是，朱元璋建立了东厂和锦衣卫两大政治产物，监视知识分子的一举一动，凡听到反对的声音，格杀勿论，严重的还诛九诛，绝不手软。思想家李贽勇敢地站出来说：“人是自私的，你们这些当官的口口声声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有哪个不是饱中私囊？不是为个人的利益打算？你们用儒家思想作为幌子，却做着最脏的勾当。”他因此遭受到无穷无尽的打击。
清代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一个书生看到清风吹得书本乱翻，诗意大发，便作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雍正大怒，把这个书生杀了，硬说这个书生用清风暗讽清皇帝是文盲。文人吕留良写了一本书表达对清政府的不满，这位知识分子死后，雍正才发现这本书，这下非同小可，他对吕留良鞭尸，将其子孙后代进行灭绝人性的诛灭，连刚出世的婴孩也不放过清政府玩文字狱政治游戏，杀害无辜知识分子，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涉及的人越来越从，人人自危，不敢用文字表达反抗的思想。
当康有为、谭嗣同等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向光绪帝提出改革方案时，企图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争取国家富强。光绪接受维新派改革方案，慈禧这个老妖怪怕被新法推下台，从此不能享受荣华富贵，严重威胁了她的统治地位，她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康广仁、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等“六君子”被杀害。
到了文革，知识分子那颗惊惶不定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又遭到了更深、更广、更持久的政治摧残。红卫兵这群没文化的政治流氓被重用，就好比武则天时代的酷史，朱元璋朝代的锦衣卫一样，他们威风八面，胡作非为，知识分子无一能幸免，长达十年的整治、修理和斗批，更夹杂着莫明其妙的毒打，摧残着知识分子的身体和灵魂的健康，一句无意识说出来的话也会被刻意曲解，被强行加上“反革命”的罪名，任人侮辱却无处申诉。受不了这场漫长打击的知识分子跳楼的跳楼，割腕的割腕，上吊的上吊死法五花八门。学生不用上学，以互相揭发为乐，以念语录为荣；工人不生产，以斗批作为最高的生产力，社会秩序混乱，人们被这场荒唐可笑的政治运动弄得六亲不认，人性扭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知识分子有聪明的大脑、先进的思想和过硬的技术，本应放在最要的位置，发挥着智慧的光茫，他们没颠覆朝野的野心，却被疑神疑鬼的统治者疯狂迫害。
今天，领导在台上说：“你们有意见的欢迎提出来，我们要共建和谐社会，就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
台下的知识分子本有良计千万，却无一勇夫提出来。他们是那么温驯，那么听话，只听到他们唯唯诺诺地说：“我们没意见。”于是，所有提议100%通过，我们真的做到万众一心了，看，我们比老美先进多了，他们要搞什么三权分立，什么听证会，劳心劳力，浪费资料。
知识分子被“修理”怕了，一有风吹草动，就吓得尿失禁，血压攀升。一句耿直的话随时送断了大好前途，弄不好还成为亡命之徒。一个勇夫写了一篇博文，揭发某市与房地产商勾结推高楼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地政府不惜花千金，横跨几个省去追捕他。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他被阉割了；柏杨写了一本丑陋中国人，他被送入监狱。知识分子说真话，触及了统治者的心病，他们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说“领导英明”的都成为“出色”的接班人，衣锦还乡；说真话的都成为排挤的对象，弄得自己里里外外不是人。既然知识分子捍卫尊严，直抒胸意带来这么多负面的后果，曲意逢迎又带来惊人的收益，权衡利弊之下，知识分子豁然开朗，不再折腾，从此乖乖做人。若残存一点自尊，不想活得奴颜婢膝，就得韬光养晦，厚积薄发，把那条小尾巴夹得紧紧的。有个笑话很有意思：有两个猴子从古代来到了现代，它们看到了男人，哈哈大笑起来，一个对另一个说：“人类的尾巴进化后，和我们不一样了。”另一个说：“就是，我们的尾巴生在后面，他们人类的尾巴生在前面，又短又小，的确和我们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把尾巴夹得太紧了，以致变小变短了，把那股男子气魄也夹掉了。
知识分子被“修理”几千年后，心灵留下了无法弥被的创伤，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估计华佗再生也无法妙手回春。当你看到高层男人斯文秀气，说话避重就轻，而身上那阵香水味熏得女人浮思联想时，千万不要惊诧，知识分子的雄性退化了，趋向阴柔美，这已是一种新的流行形式了。自从陈独秀、鲁迅、柏杨、朱自清等为数不多的硬骨头死后，很难听到铁骨争争的声音了。偶然听到任志强这位地产界大嘴先生说：“我只为有钱人建房子，穷人就不配购一手房”时，我的心跳了一下，这个老家伙还有一点阳光之气，虽然他站在自己的利益上出发，但他说的是真话，既然他说了真话，我就不能不佩服他的勇气。
呜呼，现世的男人学历越来越高，知识越来越丰富，见解越来越独到，却集体退化成男绵羊了，若不是看到重庆“包青天”薄熙来横空出世，痛治黑社会，我真以为中国的男子汉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