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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钟其实年纪不大，之所以这样叫他，只不过是由来已久的一种习惯。初识他的时候，他并未给我太深的印象，以至于怎么相识的细节我永远也回忆不起，就这么不知不觉地做了死心踏地的朋友。二十四年前的那个金秋时节，我完全还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乡村少年，当我怀着绮丽的梦想走进那湘江之滨的校园时，命里便注定了要与老钟相识、相知。人说相识就是缘份，我与老钟自然也算是有缘之人了。
刚进校园的莘莘学子，对未来几乎是怀着同样的渴望，那就是早日拿到文凭，早日有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所以我们念书都格外地用功。但不知从何时起，我却中邪般地迷上了文学，白日里顽固地做起作家梦来。无论是上哪门专业课，我厚厚的课本下面总是还压着一本厚厚的小说。那时的书价如今看来是相当的便宜，但我即使节衣缩食，把父母每月寄给的二十元血汗钱全买了书，也满足不了自己对文学的渴求。于是便乘新华书店人多得拥挤不堪的时候混水摸鱼，竟屡屡得手。瞧着小木箱里那让人眼馋的文学名著日渐增多，真的有几分得意。
在我的影响下，学理科出身的老钟居然也开始对文学有了兴趣。我便又告诉他如何不花钱就能弄到很多好书看。于是他邀了另一位爱好相同的同学学着我到新华书店转悠了几回，收获还真不小。谁知道天有不测之风云，某日我故技重演时竟被当场识破，问题反映到了学校里。在校领导的循循善诱下，我居然毫不犹豫地做了一回犹大，害得老钟和那位同学跟着我背了一次团纪处分。为此事我至今愧悔有加，但老钟与那位同学并未记恨于我，更让我感到无地自容。
好在熬到一九八一年十月，我们的文凭都到了手。作别雁城的那个狂欢之夜，同学们都在互赠照片，互道祝愿，一向少饮酒的老钟居然也豪饮不止，他那句“为将来的痛苦干杯”的祝酒词至今仍回响在我的耳畔。我当时便想这个老钟必然胸怀了凌云壮志，日后必成大器。事实上他二十四年来的坎坷人生已为他那句祝酒词作了最好的印证。
毕业之后，我背井离乡，去了一所偏远的精神病医院谋生，老钟则回了他的老家，在一所中医院工作。此后偶有书信往来，但彼此已有些陌生，他一直象谜样，让人揣摩不透。后来听同学们说.他下海了，而且做成了几宗大的生意，还去过香港澳门，跟一位称作黄先生的港商混得烂熟。再后来又知道他与家乡的一帮患难之交办起了文学社和附属工厂。当代诗人李青松也在其中。这期间，我们断断续续地有过联系。那一年海南建省之初，老钟便约我同去海南赶潮.电话里催得火急.当我满腔热忱历经劫波赶到他所在的塘渡口时，他居然死活都不肯去了。我气得直差没有吐血，独自上了南岛，好长时间不想与他联系。但听一些同学说，那几年老钟境遇特差，常常被一些债主们逼得东躲西藏.曾为十元路费钱放弃过男人的自尊向女同学求过援。
大约又过了几年，我已调到怀化做了一名小吏。忽然有一日，老钟竟寻上门来，找我商量办刊的事。此时他已自费在武汉念大学，一边还在芳草杂志社打工。他的手头总是带着纸笔，一有空闲便要写上几行，仿佛永远也闲不住似的。他来我处时年关将至，但见他的行李十分简单。问他何不回乡过年，他只自嘲地咧嘴一笑.说是没有了回家的路费。我因急着去乡下过年.便把当月的工资分了一半给他，嘱他回家去好好过一个年，然后再去北京办刊。匆忙分手之后，再也没有面唔。那年夏天我如约去了北京联系办刊，全国统一刊号和办公场所都基本落实好了，给他发去许多电报和快信，均如泥牛入海，害得我得罪了不少北京的朋友，丢尽了面子，办刊的事可想而知是流产了。再后来，他从武冈寄过一封信来，说是与朋友一起搞野生植物开发，并准备出一本诗集。
当我读到他那本酸酸的甜甜的诗集时，已是1994年的春天了。这本装潢精美的诗集里.确实有一些诸如走进森林之类的堪称佳构的篇章，我从心里为他高兴！他终于开始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又过了几个月，从他介绍来的一位朋友口中，我才知道他已到了长沙，开了一家蛮不错的实业公司，并做了董事长，成就了他的又一个梦想。一日他拨通了我的电话，说是要出一本小说集子，希望我写一篇短文给他。我当时答应得很爽快，但提起笔来，心中总是弥漫着一些酸酸的甜甜的感觉，无从写起.也许是我的笔太笨拙的缘故吧。
坦率地说，对老钟的坎坷人生，我知之甚少；老钟的作品，我也无缘多读，但对老钟的人品和文品，我自以为还是了解的。他特重情谊.但不拘小节；他豪爽大度，却不善辞令。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一直致力于实现自己的梦想，实在是难能可贵。论才华，他是不如我的，但他办事认真、有闯劲、有毅力、有恒心，什么苦难都能够承受，我想这该是他成功的基本前提吧。勤能补拙，此话千真万确。老钟正是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不怕失败，才逐步走向成功的。就我读过的他的作品看，老钟手中的那支秃笔，已经被他磨成一支生花妙笔了，无论写诗抑或写小说，他总是那么得心应手。我自愧不如之余，更多的是钦慕和祝愿。记得那年值其小说集无言乱语出版之际，我曾经祝愿老钟日后佳作迭出，财源广进，心想事成。我相信，我们昔日的同窗都会为自己有老钟这位出类拔粹的人物而深感欣慰。
老钟其实年纪不大，之所以这样叫他，只不过是由来已久的一种习惯。初识他的时候，他并未给我太深的印象，以至于怎么相识的细节我永远也回忆不起，就这么不知不觉地做了死心踏地的朋友。二十四年前的那个金秋时节，我完全还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乡村少年，当我怀着绮丽的梦想走进那湘江之滨的校园时，命里便注定了要与老钟相识、相知。人说相识就是缘份，我与老钟自然也算是有缘之人了。
刚进校园的莘莘学子，对未来几乎是怀着同样的渴望，那就是早日拿到文凭，早日有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所以我们念书都格外地用功。但不知从何时起，我却中邪般地迷上了文学，白日里顽固地做起作家梦来。无论是上哪门专业课，我厚厚的课本下面总是还压着一本厚厚的小说。那时的书价如今看来是相当的便宜，但我即使节衣缩食，把父母每月寄给的二十元血汗钱全买了书，也满足不了自己对文学的渴求。于是便乘新华书店人多得拥挤不堪的时候混水摸鱼，竟屡屡得手。瞧着小木箱里那让人眼馋的文学名著日渐增多，真的有几分得意。
在我的影响下，学理科出身的老钟居然也开始对文学有了兴趣。我便又告诉他如何不花钱就能弄到很多好书看。于是他邀了另一位爱好相同的同学学着我到新华书店转悠了几回，收获还真不小。谁知道天有不测之风云，某日我故技重演时竟被当场识破，问题反映到了学校里。在校领导的循循善诱下，我居然毫不犹豫地做了一回犹大，害得老钟和那位同学跟着我背了一次团纪处分。为此事我至今愧悔有加，但老钟与那位同学并未记恨于我，更让我感到无地自容。
好在熬到一九八一年十月，我们的文凭都到了手。作别雁城的那个狂欢之夜，同学们都在互赠照片，互道祝愿，一向少饮酒的老钟居然也豪饮不止，他那句“为将来的痛苦干杯”的祝酒词至今仍回响在我的耳畔。我当时便想这个老钟必然胸怀了凌云壮志，日后必成大器。事实上他二十四年来的坎坷人生已为他那句祝酒词作了最好的印证。
毕业之后，我背井离乡，去了一所偏远的精神病医院谋生，老钟则回了他的老家，在一所中医院工作。此后偶有书信往来，但彼此已有些陌生，他一直象谜样，让人揣摩不透。后来听同学们说.他下海了，而且做成了几宗大的生意，还去过香港澳门，跟一位称作黄先生的港商混得烂熟。再后来又知道他与家乡的一帮患难之交办起了文学社和附属工厂。当代诗人李青松也在其中。这期间，我们断断续续地有过联系。那一年海南建省之初，老钟便约我同去海南赶潮.电话里催得火急.当我满腔热忱历经劫波赶到他所在的塘渡口时，他居然死活都不肯去了。我气得直差没有吐血，独自上了南岛，好长时间不想与他联系。但听一些同学说，那几年老钟境遇特差，常常被一些债主们逼得东躲西藏.曾为十元路费钱放弃过男人的自尊向女同学求过援。
大约又过了几年，我已调到怀化做了一名小吏。忽然有一日，老钟竟寻上门来，找我商量办刊的事。此时他已自费在武汉念大学，一边还在芳草杂志社打工。他的手头总是带着纸笔，一有空闲便要写上几行，仿佛永远也闲不住似的。他来我处时年关将至，但见他的行李十分简单。问他何不回乡过年，他只自嘲地咧嘴一笑.说是没有了回家的路费。我因急着去乡下过年.便把当月的工资分了一半给他，嘱他回家去好好过一个年，然后再去北京办刊。匆忙分手之后，再也没有面唔。那年夏天我如约去了北京联系办刊，全国统一刊号和办公场所都基本落实好了，给他发去许多电报和快信，均如泥牛入海，害得我得罪了不少北京的朋友，丢尽了面子，办刊的事可想而知是流产了。再后来，他从武冈寄过一封信来，说是与朋友一起搞野生植物开发，并准备出一本诗集。
当我读到他那本酸酸的甜甜的诗集时，已是1994年的春天了。这本装潢精美的诗集里.确实有一些诸如走进森林之类的堪称佳构的篇章，我从心里为他高兴！他终于开始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又过了几个月，从他介绍来的一位朋友口中，我才知道他已到了长沙，开了一家蛮不错的实业公司，并做了董事长，成就了他的又一个梦想。一日他拨通了我的电话，说是要出一本小说集子，希望我写一篇短文给他。我当时答应得很爽快，但提起笔来，心中总是弥漫着一些酸酸的甜甜的感觉，无从写起.也许是我的笔太笨拙的缘故吧。
坦率地说，对老钟的坎坷人生，我知之甚少；老钟的作品，我也无缘多读，但对老钟的人品和文品，我自以为还是了解的。他特重情谊.但不拘小节；他豪爽大度，却不善辞令。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一直致力于实现自己的梦想，实在是难能可贵。论才华，他是不如我的，但他办事认真、有闯劲、有毅力、有恒心，什么苦难都能够承受，我想这该是他成功的基本前提吧。勤能补拙，此话千真万确。老钟正是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不怕失败，才逐步走向成功的。就我读过的他的作品看，老钟手中的那支秃笔，已经被他磨成一支生花妙笔了，无论写诗抑或写小说，他总是那么得心应手。我自愧不如之余，更多的是钦慕和祝愿。记得那年值其小说集无言乱语出版之际，我曾经祝愿老钟日后佳作迭出，财源广进，心想事成。我相信，我们昔日的同窗都会为自己有老钟这位出类拔粹的人物而深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