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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手。重任公侯伯之子孙，开军政腐败之端。其封建诸子于各地，则直接引起了“靖难之变”。
朱元璋生前指定的继承者建文帝朱允炆倒是个仁慈柔弱的君主，没有什么野心，只是他皇帝宝座还没坐热，就被叔叔朱棣用武力驱赶了下来。
明成祖朱棣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英主，嗜武如命。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戎马中度过，就连最后都是死在北征蒙古的战场上，因而在历史上有“马上天子”之称。
明仁宗朱高炽因身体肥胖，患有足疾，不能骑马，所以未能跟随父皇征战沙场，这也是朱棣不喜欢他的根本原因。但朱高炽也经历了不少战事。靖难之役爆发以后，朱高炽曾与母亲徐氏一起，以微弱兵力成功地阻挡了朱允炆派来的五十万大军，保住了北平城。因为北平是朱棣的后方及根本，这一战对整个靖难之役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朱高炽在靖难之役中最光彩的一笔。
明宣宗朱瞻基早在明成祖朱棣当政时，便经常随同祖父检阅部队，学习战法，并北征漠北。当时明军与蒙古军遭遇，展开了激战。宦官李谦自恃骁勇，自作主张地带着朱瞻基加入战局。朱棣得知皇太孙身涉险境，急忙派军将朱瞻基救出战场。李谦自知犯下大错，自杀身亡。
这次出征给朱瞻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接养成了他果决机敏、处事周全的性格。后来汉王朱高煦谋反，朱瞻基也是御驾亲征，并以大获全胜、生擒朱高煦而告终。
虽然朱瞻基当上皇帝后未再主动出击蒙古，但他常常亲自巡视边防。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当明宣宗朱瞻基巡边石门[1]时，刚好遇到蒙古兀良哈部骚扰会州。朱瞻基亲率三千精兵，出喜峰口进击，在宽河与敌军交锋。明军见皇帝亲自冲锋陷阵，顿时气势如虹，人人争先。朱瞻基更是引弓搭箭，接连射倒敌人的三名前锋。此战中，明军以少胜多，击败兀良哈部万余人。
朱瞻基又有《题胡骑图》诗道：“绝漠茫茫百草寰，秋风数骑立沙隈。可怜部落今星散，近日多随诏使归。”极有大明皇帝不可一世、唯我独尊的优越感。
朱祁镇虽在太平盛世下长大，但时常听到先人们的事迹。从未见习过战事的他对祖先的丰功伟绩既羡慕又向往，自小心中滋生着英雄的梦想，渴望有朝一日能像祖先们那样建功立业。然而，这只是他少年人的好奇心性，而并非胸怀远大的志向。况且朱祁镇的启蒙老师是大宦官王振，王振一直纵容皇帝玩乐，朱祁镇既无才干，又未受过系统教育，对兵事没有深入了解，所谓建功立业，只能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只是朱祁镇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孙太后寿诞前夜，皇帝收到来自大同前线的败报——瓦剌太师也先已率军至大同一带，塞外城堡尽陷，明将吴浩、宋瑛、朱冕先后败死，明军死伤惨重。
朱祁镇听到消息后，反而因之一振，莫名地兴奋起来，异想天开地想要御驾亲征，过过打仗的瘾，最好也能像先祖明成祖朱棣那样，耀兵塞外，勒石纪念。
刚好皇帝所倚重的先生王振也有耀武扬威的念头。王振本是儒士出身，作为书生本色，尚怀有建功立业的梦想。他此时的权力已经达到巅峰，富贵也到了极限，倘若能立边功，做出些惊天动地的伟绩，便能像郑和那般留名青史，一洗他阉宦的形象。于是，王振极力宣称瓦剌区区外番，不配与天朝对抗，撺掇朱祁镇效法祖宗，亲自率兵出征，迎战也先。
师徒二人不谋而合，朱祁镇立即拍案决定御驾亲征，甚至还为此叫停了次日孙太后的寿筵，表示以国家大事为先。
当然，年轻的皇帝此时还预见不到，他冒失轻率的决定，将会成为对大明国政影响极大，并全然改变他本人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本来瓦剌入关只不过是一种报复性的掠夺行为，并无大的企图和野心。明廷经营北部边防多年，占据长城沿线的重镇要塞。京师更有数十万京军精锐，实力强于瓦剌数倍。明军只要严守边关，坚壁清野，主力伺机而动，完全可以从容打败瓦剌的进攻。但明英宗朱祁镇对战争怀有浪漫的情怀，一直想圆心中的英雄梦，滋生了御驾亲征的想法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无论如何也不肯改变。
当时因大宦官王振力主对西南用兵，明军主力均调往西南作战，仓促间难以调回。北京虽有数十万大军，但却肩负着保卫京师的重任，不能轻出。朝中重臣如兵部尚书邝埜、兵部侍郎于谦等人极谏朱祁镇不要亲征。吏部尚书王直甚至率百官力谏说：“士马之用未充，兵凶战危。”但始终改变不了朱祁镇的决定。
兵部尚书邝埜见大势无可挽回，退朝之时紧握副手于谦双手，诚恳地道：“御驾亲征，凶多吉少，国家大事就要败坏在王振手里了！皇帝既要亲征，我是兵部尚书，职责所在，不能不去！君有高才，将来一定是国家的栋梁。我走之后，请君承担兵部重任，担负起保卫京师的职责。有君在，我是完全放心的。但愿将来还有相见之日！”说着已是潸然泪下。
于谦也流泪回答道：“请邝公放心！我早已以身许国，又受邝公知遇之恩，一定尽力保卫京师，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出发前，内阁大学士曹鼐料到此战必败，与部分大臣商议，想借着军中对王振不满的情绪，杀死王振，再劝阻英宗皇帝。但群臣畏惧王振势力，“惴惴无敢应者”。曹鼐又找英国公张辅商议，然“谋之于辅不得间”。
曹鼐之议如果顺利实施，不失为力挽狂澜的法子，只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他最终只能失望而归。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六日，明英宗朱祁镇命皇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驸马都尉焦敬作辅助，兵部尚书邝埜等从军，兵部侍郎于谦代理兵部事，自己则率领五十万明军浩浩荡荡地开始亲征。
出兵当日，北京民众倾城而出，夹道围观。这给了朱祁镇极大的心理满足，意气风发的他已经迫不及待要与瓦剌决一死战了。
皇帝御驾亲征在很长时间内都成为京师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然半月过去后，始终没有什么确切消息传来。以英宗皇帝及大宦官王振的作风而言，没有消息，通常就是坏消息。只是对老百姓而言，议论军国大事终究替代不了柴米油盐，人们对英宗亲征的话题慢慢也就淡了。
转眼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是中国传统佳节。周朝便有中秋夜设案迎寒、祭月的习俗，即所谓“秋暮夕月”，最初只是盛行于宫廷，后慢慢传入民间。到了唐宋，八月十五中秋节成为正式节日。每逢这一日，“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
文人士大夫对赏月更是情有独钟，由此留下了许多动人篇章——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民间有中秋夜燃灯以助月色的习俗，大街小巷张灯结彩。讲究的人家，还在门前庭中挂起了成排的精美花灯。又陈列瓜果于庭以供月，并祀以毛豆、鸡冠花。各家都要设“月光位”，在月出方向“向月供而拜”。传说齐国丑女无盐以品德超群入宫后，一直未被齐王宠幸。某年八月十五，齐王赏月时凑巧见到了月光下的无盐，觉得她风韵楚楚，美丽动人，便立为皇后。遂成后世女子中秋拜月之风，愿“貌似嫦娥，面如皓月”。
当然最应时节的还是月饼[2]。府第朱门流行以月饼果品相馈赠。呈供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蜡兔之形。然中秋月饼，以前门致美斋者为京都第一，他处不足食也。既是声名远扬，四方争相赶来购买，铺子前面早早便排起了长队。
杨埙曾为致美斋制作过屏风，算是特殊客人，不必排队等候。他拿了店家早预留好的月饼点心出来时，外面已是人山人海，好不容易才挤出人群，便径直往东四蒋骨扇铺而来。
蒋苏台正坐在窗下制作扇子，见杨埙进来，忙道：“杨大哥稍候，我这扇子只差一点儿了。主顾等着要，今日便会来取。”又见杨埙两只手都提着东西，忙道：“这么客气做什么！”
杨埙笑道：“今日中秋嘛，总要应个时节，图个吉利。我到前门致美斋买了月饼和几样点心送来，你就不必再出去买了。”
蒋苏台朝内望了一眼，低声道：“若不是哥哥近来脾气不好，我就邀请杨大哥来我家过中秋了。”
杨埙笑道：“只要我心中有你，你心中有我，哪里过不是一样？况且令兄确实是受我牵累才受了伤，也难怪他见我就发脾气。不过我不会放在心上的，你安心照顾他就好。”
他将月饼与点心放好，来回转了一圈，左右无事，便坐到一旁观望蒋苏台制扇，又问道：“这扇子是特意选的素面吗？”
蒋苏台道：“嗯，这是主顾定做的，特别交代要用素绢做扇面，应该是准备自己题诗作画。”
她刚忙完手头活计，定做扇子的主顾便施然进来。那人姓郭名信，接过扇子略一端详，便道：“久闻蒋家娘子非但擅长制扇，书法亦是娟秀流丽。我这里有一首词，可否请娘子代题在扇面上？”
蒋苏台忙道：“当然可以。”接了对方递过来的纸笺，展开一看，却是一首长短词，云：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
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
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
心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
似是一首绝命词。蒋苏台微觉不妥，感到题到手扇上不大吉利，但既是主顾当面要求，也不能拒绝，便拿了扇子和笺纸，自入里屋题扇。
杨埙随口问道：“兄台是京城人吗？”郭信道：“不是，在下凤阳人。”
杨埙笑道：“凤阳可是太祖皇帝的故乡，如此，兄台算是本朝开国皇帝的乡邻了，何其幸也。”
郭信也笑道：“兄台不知凤阳有《朱皇帝》的歌谣吗？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杨埙笑道：“这我听人提过，但这‘荒’，只是对外来移民而言。对于凤阳本地人，非但减免赋税，还有着极为便利的生活条件，毕竟曾是中都嘛。”
明太祖朱元璋得天下后，虽在金陵称帝，在即位诏书中称应天为京师，但其实并不满意金陵。金陵地形险要，北有长江天堑，自古为形胜之地，“龙盘虎踞，帝王之都”，三国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十国的南唐都曾以此为都城。然这些王朝气数很短，在朱元璋看来不大吉利。兼之金陵偏于东南，位于江左，不便于控制全国，对江左边防，尤其是对北部边防有鞭长莫及之感，在位置上作为国都不十分理想。
明军攻取汴梁后，有人建议定都汴梁。朱元璋非常重视，亲自前去实地考察后，认为汴梁虽然位置适中，但是无险可守，四面受敌，地形显然不如南京。但朱元璋考虑汴梁是北宋旧都，当时西北未定，需要将汴梁作为运送粮草和补充兵力的基地，于是借鉴古代南北二京制度，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南京”名称自此开始。
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明军平定陕西，定都之议再起。主要的候选城市集中在长安、洛阳、应天、汴梁、北平几地，大臣们的意见不一，各自引古论今，提出建议。“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都；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
朱元璋见众臣意见难以统一，谁也说服不了谁，竟然异想天开地提出以临濠[3]为中都的想法，理由是“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义也”。群臣均知朱元璋有光宗耀祖、荣归故里的私心，但却不敢反对。于是，朱元璋下令仿照南京规制在临濠营建中都。这样，在大明建国之初就形成了南京应天、北京汴梁和中都临濠三都并存的情况。
中都毕竟只是中都，朱元璋一直有将临濠作为大明国都的想法。重臣中只有刘基[4]坚决反对。他认为凤阳根本不适合作为国都，“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言外之意是，偏僻小城能出一位草莽皇帝，却无法承载大明都城的雄伟。
然朱元璋却是个固执性子，不肯轻易放弃。自洪武三年（1370年）起，他采用汉高祖刘邦徙天下富豪于关中的办法，下令移江南民众十四万户于凤阳。江南一带的富豪全部被迁往凤阳，并且不许私自回去。
因为东南地区之前为朱元璋的大对头张士诚所据，朱元璋此举实际上是要打击东南文人和豪族。这些江南富人被迫背井离乡，自然十分思念家乡。虽然不敢公开回到原籍，却伪装成乞丐，以逃荒为名，成群结队地跑回江南老家探亲扫墓，到第二年再回到凤阳。日子久了，就成为习惯，也成为当时一大奇景。郭信所言《朱皇帝》歌谣，实际上指的就是江南富豪伪装成乞丐逃荒这件事。
正当天下人将要接受临濠成为大明都城的事实时，朱元璋亲自巡视已经改名为凤阳的中都的修建情况后，突然改变了主意，下令停建。此时修建中都临濠已达六年之久，颇具规模。众人对此都大惑不解，朱元璋则解释为太过劳民伤财。
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正式下诏，以南京为京师，多年悬而未决的定都问题才算正式告一段落。凤阳由此跟国都擦身而过，然毕竟是帝乡，优遇极多。
郭信见杨埙对凤阳情状极为了解，颇为惊异，却不愿意再提，只笑了一笑。
等了一会儿，蒋苏台拿着题好的扇子出来，交给郭信道：“公子看看，是否还算满意？”
郭信略略一扫，便道：“甚好。”从怀中掏出一叠大明宝钞[5]，道：“之前我付了八成定金，这是剩下的两成尾款，请娘子过目。”
杨埙笑道：“兄台是第一次来蒋骨扇铺吧？请蒋娘子题扇，要另外加收钱的。”
郭信“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抱歉了。”又往怀中掏去，一边问道，“加收多少钱？”
蒋苏台道：“一百贯宝钞。若官人以银支付，只需要一两。”
郭信吃了一惊，道：“而今宝钞这么不值钱了吗？”
杨埙接口道：“是啊，兄台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就这一百贯宝钞，还是亏了呢。你出去往隔壁左右店铺问问，现下没有人愿意收宝钞的[6]。”
之手。重任公侯伯之子孙，开军政腐败之端。其封建诸子于各地，则直接引起了“靖难之变”。
朱元璋生前指定的继承者建文帝朱允炆倒是个仁慈柔弱的君主，没有什么野心，只是他皇帝宝座还没坐热，就被叔叔朱棣用武力驱赶了下来。
明成祖朱棣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英主，嗜武如命。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戎马中度过，就连最后都是死在北征蒙古的战场上，因而在历史上有“马上天子”之称。
明仁宗朱高炽因身体肥胖，患有足疾，不能骑马，所以未能跟随父皇征战沙场，这也是朱棣不喜欢他的根本原因。但朱高炽也经历了不少战事。靖难之役爆发以后，朱高炽曾与母亲徐氏一起，以微弱兵力成功地阻挡了朱允炆派来的五十万大军，保住了北平城。因为北平是朱棣的后方及根本，这一战对整个靖难之役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朱高炽在靖难之役中最光彩的一笔。
明宣宗朱瞻基早在明成祖朱棣当政时，便经常随同祖父检阅部队，学习战法，并北征漠北。当时明军与蒙古军遭遇，展开了激战。宦官李谦自恃骁勇，自作主张地带着朱瞻基加入战局。朱棣得知皇太孙身涉险境，急忙派军将朱瞻基救出战场。李谦自知犯下大错，自杀身亡。
这次出征给朱瞻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接养成了他果决机敏、处事周全的性格。后来汉王朱高煦谋反，朱瞻基也是御驾亲征，并以大获全胜、生擒朱高煦而告终。
虽然朱瞻基当上皇帝后未再主动出击蒙古，但他常常亲自巡视边防。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当明宣宗朱瞻基巡边石门[1]时，刚好遇到蒙古兀良哈部骚扰会州。朱瞻基亲率三千精兵，出喜峰口进击，在宽河与敌军交锋。明军见皇帝亲自冲锋陷阵，顿时气势如虹，人人争先。朱瞻基更是引弓搭箭，接连射倒敌人的三名前锋。此战中，明军以少胜多，击败兀良哈部万余人。
朱瞻基又有《题胡骑图》诗道：“绝漠茫茫百草寰，秋风数骑立沙隈。可怜部落今星散，近日多随诏使归。”极有大明皇帝不可一世、唯我独尊的优越感。
朱祁镇虽在太平盛世下长大，但时常听到先人们的事迹。从未见习过战事的他对祖先的丰功伟绩既羡慕又向往，自小心中滋生着英雄的梦想，渴望有朝一日能像祖先们那样建功立业。然而，这只是他少年人的好奇心性，而并非胸怀远大的志向。况且朱祁镇的启蒙老师是大宦官王振，王振一直纵容皇帝玩乐，朱祁镇既无才干，又未受过系统教育，对兵事没有深入了解，所谓建功立业，只能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只是朱祁镇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孙太后寿诞前夜，皇帝收到来自大同前线的败报——瓦剌太师也先已率军至大同一带，塞外城堡尽陷，明将吴浩、宋瑛、朱冕先后败死，明军死伤惨重。
朱祁镇听到消息后，反而因之一振，莫名地兴奋起来，异想天开地想要御驾亲征，过过打仗的瘾，最好也能像先祖明成祖朱棣那样，耀兵塞外，勒石纪念。
刚好皇帝所倚重的先生王振也有耀武扬威的念头。王振本是儒士出身，作为书生本色，尚怀有建功立业的梦想。他此时的权力已经达到巅峰，富贵也到了极限，倘若能立边功，做出些惊天动地的伟绩，便能像郑和那般留名青史，一洗他阉宦的形象。于是，王振极力宣称瓦剌区区外番，不配与天朝对抗，撺掇朱祁镇效法祖宗，亲自率兵出征，迎战也先。
师徒二人不谋而合，朱祁镇立即拍案决定御驾亲征，甚至还为此叫停了次日孙太后的寿筵，表示以国家大事为先。
当然，年轻的皇帝此时还预见不到，他冒失轻率的决定，将会成为对大明国政影响极大，并全然改变他本人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本来瓦剌入关只不过是一种报复性的掠夺行为，并无大的企图和野心。明廷经营北部边防多年，占据长城沿线的重镇要塞。京师更有数十万京军精锐，实力强于瓦剌数倍。明军只要严守边关，坚壁清野，主力伺机而动，完全可以从容打败瓦剌的进攻。但明英宗朱祁镇对战争怀有浪漫的情怀，一直想圆心中的英雄梦，滋生了御驾亲征的想法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无论如何也不肯改变。
当时因大宦官王振力主对西南用兵，明军主力均调往西南作战，仓促间难以调回。北京虽有数十万大军，但却肩负着保卫京师的重任，不能轻出。朝中重臣如兵部尚书邝埜、兵部侍郎于谦等人极谏朱祁镇不要亲征。吏部尚书王直甚至率百官力谏说：“士马之用未充，兵凶战危。”但始终改变不了朱祁镇的决定。
兵部尚书邝埜见大势无可挽回，退朝之时紧握副手于谦双手，诚恳地道：“御驾亲征，凶多吉少，国家大事就要败坏在王振手里了！皇帝既要亲征，我是兵部尚书，职责所在，不能不去！君有高才，将来一定是国家的栋梁。我走之后，请君承担兵部重任，担负起保卫京师的职责。有君在，我是完全放心的。但愿将来还有相见之日！”说着已是潸然泪下。
于谦也流泪回答道：“请邝公放心！我早已以身许国，又受邝公知遇之恩，一定尽力保卫京师，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出发前，内阁大学士曹鼐料到此战必败，与部分大臣商议，想借着军中对王振不满的情绪，杀死王振，再劝阻英宗皇帝。但群臣畏惧王振势力，“惴惴无敢应者”。曹鼐又找英国公张辅商议，然“谋之于辅不得间”。
曹鼐之议如果顺利实施，不失为力挽狂澜的法子，只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他最终只能失望而归。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六日，明英宗朱祁镇命皇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驸马都尉焦敬作辅助，兵部尚书邝埜等从军，兵部侍郎于谦代理兵部事，自己则率领五十万明军浩浩荡荡地开始亲征。
出兵当日，北京民众倾城而出，夹道围观。这给了朱祁镇极大的心理满足，意气风发的他已经迫不及待要与瓦剌决一死战了。
皇帝御驾亲征在很长时间内都成为京师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然半月过去后，始终没有什么确切消息传来。以英宗皇帝及大宦官王振的作风而言，没有消息，通常就是坏消息。只是对老百姓而言，议论军国大事终究替代不了柴米油盐，人们对英宗亲征的话题慢慢也就淡了。
转眼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是中国传统佳节。周朝便有中秋夜设案迎寒、祭月的习俗，即所谓“秋暮夕月”，最初只是盛行于宫廷，后慢慢传入民间。到了唐宋，八月十五中秋节成为正式节日。每逢这一日，“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
文人士大夫对赏月更是情有独钟，由此留下了许多动人篇章——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民间有中秋夜燃灯以助月色的习俗，大街小巷张灯结彩。讲究的人家，还在门前庭中挂起了成排的精美花灯。又陈列瓜果于庭以供月，并祀以毛豆、鸡冠花。各家都要设“月光位”，在月出方向“向月供而拜”。传说齐国丑女无盐以品德超群入宫后，一直未被齐王宠幸。某年八月十五，齐王赏月时凑巧见到了月光下的无盐，觉得她风韵楚楚，美丽动人，便立为皇后。遂成后世女子中秋拜月之风，愿“貌似嫦娥，面如皓月”。
当然最应时节的还是月饼[2]。府第朱门流行以月饼果品相馈赠。呈供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蜡兔之形。然中秋月饼，以前门致美斋者为京都第一，他处不足食也。既是声名远扬，四方争相赶来购买，铺子前面早早便排起了长队。
杨埙曾为致美斋制作过屏风，算是特殊客人，不必排队等候。他拿了店家早预留好的月饼点心出来时，外面已是人山人海，好不容易才挤出人群，便径直往东四蒋骨扇铺而来。
蒋苏台正坐在窗下制作扇子，见杨埙进来，忙道：“杨大哥稍候，我这扇子只差一点儿了。主顾等着要，今日便会来取。”又见杨埙两只手都提着东西，忙道：“这么客气做什么！”
杨埙笑道：“今日中秋嘛，总要应个时节，图个吉利。我到前门致美斋买了月饼和几样点心送来，你就不必再出去买了。”
蒋苏台朝内望了一眼，低声道：“若不是哥哥近来脾气不好，我就邀请杨大哥来我家过中秋了。”
杨埙笑道：“只要我心中有你，你心中有我，哪里过不是一样？况且令兄确实是受我牵累才受了伤，也难怪他见我就发脾气。不过我不会放在心上的，你安心照顾他就好。”
他将月饼与点心放好，来回转了一圈，左右无事，便坐到一旁观望蒋苏台制扇，又问道：“这扇子是特意选的素面吗？”
蒋苏台道：“嗯，这是主顾定做的，特别交代要用素绢做扇面，应该是准备自己题诗作画。”
她刚忙完手头活计，定做扇子的主顾便施然进来。那人姓郭名信，接过扇子略一端详，便道：“久闻蒋家娘子非但擅长制扇，书法亦是娟秀流丽。我这里有一首词，可否请娘子代题在扇面上？”
蒋苏台忙道：“当然可以。”接了对方递过来的纸笺，展开一看，却是一首长短词，云：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
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
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
心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
似是一首绝命词。蒋苏台微觉不妥，感到题到手扇上不大吉利，但既是主顾当面要求，也不能拒绝，便拿了扇子和笺纸，自入里屋题扇。
杨埙随口问道：“兄台是京城人吗？”郭信道：“不是，在下凤阳人。”
杨埙笑道：“凤阳可是太祖皇帝的故乡，如此，兄台算是本朝开国皇帝的乡邻了，何其幸也。”
郭信也笑道：“兄台不知凤阳有《朱皇帝》的歌谣吗？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杨埙笑道：“这我听人提过，但这‘荒’，只是对外来移民而言。对于凤阳本地人，非但减免赋税，还有着极为便利的生活条件，毕竟曾是中都嘛。”
明太祖朱元璋得天下后，虽在金陵称帝，在即位诏书中称应天为京师，但其实并不满意金陵。金陵地形险要，北有长江天堑，自古为形胜之地，“龙盘虎踞，帝王之都”，三国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十国的南唐都曾以此为都城。然这些王朝气数很短，在朱元璋看来不大吉利。兼之金陵偏于东南，位于江左，不便于控制全国，对江左边防，尤其是对北部边防有鞭长莫及之感，在位置上作为国都不十分理想。
明军攻取汴梁后，有人建议定都汴梁。朱元璋非常重视，亲自前去实地考察后，认为汴梁虽然位置适中，但是无险可守，四面受敌，地形显然不如南京。但朱元璋考虑汴梁是北宋旧都，当时西北未定，需要将汴梁作为运送粮草和补充兵力的基地，于是借鉴古代南北二京制度，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南京”名称自此开始。
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明军平定陕西，定都之议再起。主要的候选城市集中在长安、洛阳、应天、汴梁、北平几地，大臣们的意见不一，各自引古论今，提出建议。“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都；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
朱元璋见众臣意见难以统一，谁也说服不了谁，竟然异想天开地提出以临濠[3]为中都的想法，理由是“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义也”。群臣均知朱元璋有光宗耀祖、荣归故里的私心，但却不敢反对。于是，朱元璋下令仿照南京规制在临濠营建中都。这样，在大明建国之初就形成了南京应天、北京汴梁和中都临濠三都并存的情况。
中都毕竟只是中都，朱元璋一直有将临濠作为大明国都的想法。重臣中只有刘基[4]坚决反对。他认为凤阳根本不适合作为国都，“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言外之意是，偏僻小城能出一位草莽皇帝，却无法承载大明都城的雄伟。
然朱元璋却是个固执性子，不肯轻易放弃。自洪武三年（1370年）起，他采用汉高祖刘邦徙天下富豪于关中的办法，下令移江南民众十四万户于凤阳。江南一带的富豪全部被迁往凤阳，并且不许私自回去。
因为东南地区之前为朱元璋的大对头张士诚所据，朱元璋此举实际上是要打击东南文人和豪族。这些江南富人被迫背井离乡，自然十分思念家乡。虽然不敢公开回到原籍，却伪装成乞丐，以逃荒为名，成群结队地跑回江南老家探亲扫墓，到第二年再回到凤阳。日子久了，就成为习惯，也成为当时一大奇景。郭信所言《朱皇帝》歌谣，实际上指的就是江南富豪伪装成乞丐逃荒这件事。
正当天下人将要接受临濠成为大明都城的事实时，朱元璋亲自巡视已经改名为凤阳的中都的修建情况后，突然改变了主意，下令停建。此时修建中都临濠已达六年之久，颇具规模。众人对此都大惑不解，朱元璋则解释为太过劳民伤财。
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正式下诏，以南京为京师，多年悬而未决的定都问题才算正式告一段落。凤阳由此跟国都擦身而过，然毕竟是帝乡，优遇极多。
郭信见杨埙对凤阳情状极为了解，颇为惊异，却不愿意再提，只笑了一笑。
等了一会儿，蒋苏台拿着题好的扇子出来，交给郭信道：“公子看看，是否还算满意？”
郭信略略一扫，便道：“甚好。”从怀中掏出一叠大明宝钞[5]，道：“之前我付了八成定金，这是剩下的两成尾款，请娘子过目。”
杨埙笑道：“兄台是第一次来蒋骨扇铺吧？请蒋娘子题扇，要另外加收钱的。”
郭信“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抱歉了。”又往怀中掏去，一边问道，“加收多少钱？”
蒋苏台道：“一百贯宝钞。若官人以银支付，只需要一两。”
郭信吃了一惊，道：“而今宝钞这么不值钱了吗？”
杨埙接口道：“是啊，兄台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就这一百贯宝钞，还是亏了呢。你出去往隔壁左右店铺问问，现下没有人愿意收宝钞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