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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只是影响太多,一直下不了决心。而你呢,就是选定的这个系统的最高官员。”
陈与义听了,不由张大了嘴。这样的结果,自己是万万没想到的。
王宵猎道:“现在我们的地盘大了,州县多了,下面州县的事实在管不过来了。如果从上到下,只听各级官员汇报的话,就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不说下面的官员瞒报,哪怕是正常的,也有很多事情应该知道而不知道,也有很多事情下面官员做的跟我心里想的完全不同。更不要说,瞒报无法避免,根本管不过来。”
陈与义点了点头:“宣抚现在位高权重,确实如此。”
王宵猎道:“这个时候,就必须有一个从下至上的官僚系统,代替百姓来监督官员。如果没有,或者是这个系统做得不好,官僚系统很快就腐化掉,防不住的。其实就是有了,能不能防住,我的心里都没有底。”
说到这里,王宵猎显得有些无奈。
第877章认识的不同
说到这里,王宵猎把徐才的公文交给陈与义,让他仔细观看。自己则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前面的牡丹花。
周朝八百年,有太多的故事要讲。但最重要的,王宵猎认为是《诗三百》。
《诗》为五经之首,诸经中的第一经。当然古文经学不这么认为,他们把《周易》排在第一位,后人大部分也把《周易》排在第一位。他们解读诗经,多是认这是一部诗歌总集,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更是认为《诗经》只有文学价值,地位并不高。
地位不高,《诗》也不会成为五经之一了。
五四运动的先哲们,其开创之功自然是很伟大的。但是后人常说民国多大师,这些大师,水份太大。尤其在人文社科领域,向西方学习没有真正学会的,对内开创没有开宗立派的。几十年后,还把这些大师奉为圭臬的一些人,其思想真的太可怜了。几十年时间,就什么都没学会。
在汉代,《诗》常被用来规谏用。这个用途,说明了《诗》真正的价值,政治的价值。
《诗经》分为风、雅、颂,这三个部分各有用途。雅、颂的部分,被后世的皇家基本继承下来,虽然越到后边味道越不对。只有风,没有被继承。
王宵猎认为风是朝廷认识百姓的风貌,更好的来理解天下的。但其实,当时采风的时候,统治者未必就是这样想的。不管统治者是怎么样想的,风确实具有这样的作用。
后来到了秦朝,三公只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乐府的地位大降低。到了汉武帝时期,地位上升,但最终成为了音乐舞蹈的附属品。
王宵猎让陈与义去做的,其实是继承国风的传统,用各种形式了解民间。只有了解了,才能治理好。
从君权天授、君权神授到后来议会权力的确立,可以看出来,是一个权力从天或者神转到人民手中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有的国家比较彻底,有的国家则很不完全罢了。
只是国家权力转到人民手中,是一部分人民,还是全权人民?是人民的整体,还是一个一个的个体?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各国有各国的做法。
王宵猎的观点,不是要把天砸碎,而是要把天从虚无缥缈实化为人民的整体。在这个基础上,皇帝作为天的代表来治理人世。那么作为政权,就必须要知道天的意志,也就是人民的意志。
陈与义把公文看完,放在桌子,沉默不语。
王宵猎道:“去非以为,应该要如何处理此事呢?”
陈与义欲言又止,见王宵猎坚持,道:“主簿行事虽然有悖于常情,但却合乎为官之道。在道和情之间,是为官之理,着实难以拿捏。下官以为,还是应该鼓励主簿,给其方便。”
王宵猎笑着点了点头:“是啊,还是应该以鼓励主簿为主,其他的都是次要的。为什么?这就要从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要用什么样的官员说起了。我希望,在我们的治下,人民生活快乐幸福,不受欺压。不管是官员还是百姓,都不用勾心斗脚,可以生活得简单一点,单纯一点。我希望所有的人民,辛劳可以致富,人不分三六九等。我希望这是一个快乐简单的社会,人人都欢乐安康。”
陈与义笑道:“这样的社会想想就好,实现恐怕很难。”
王宵猎静静地看着眼前的花,好长时间没有说话。最后叹了一口气:“是啊,实现很难。但不能因为难,就不去做了。我们应该坚信,别人做不到的事情,经过努力我们是可以做好的。”
陈与义不语,微微摇了摇头。
理想总是很美好的,但实现起来就难了。极少有人,掌权之后不希望自己治下太平安乐,只是做不到而已。当想不出办法之后,甚至有人鼓吹愚民政策,鼓吹要分封贵族,鼓吹高压统治。是他们不知道这样不好吗?当然不是。只是他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挑挑捡捡罢了。
王宵猎道:“手中掌握权力之后,首先是约束权力。太祖令后院造一薰笼,数日不至。召人一问,原来皇帝造一薰笼要经过多个部门,条贯繁琐。招宰相赵忠献公,对曰,此是自来条贯,不为陛下设,为陛下子孙设也。太祖大喜曰,此条贯极妙。为什么?因为太祖怕子孙不肖,约束不住自己的权力。”
陈与义道:“艺祖真非平常人也。”
王宵猎笑道:“既为帝皇,岂是平常人。若只是平常人,非国家之福。约束住了自己的权力,还要约束亲朋故旧的权力。亲朋故旧的权力,很难约束啊。隋文帝与独孤皇后夫妻恩爱,形影不离,以至独孤皇后与隋文帝并称二圣。自己妻子要权力,不仅没有约束,反而侵夺皇权。直至废杨勇,立杨广,隋历二世而亡。”
陈与义道:“独孤皇后柔顺恭孝,虽侵夺皇权,亦不失为一代贤后。”
王宵猎道:“是功是过,自有世人评说,我们就不过多评价了。只是说明,要约束亲朋故旧有多难。掌权者能够认识权力,约束权力,就已经很难了。可以说,绝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
陈与义轻轻点了点头。
是啊,能够认清自己的权力,主动进行约束,几个人能做到?甚至不说约束,就是认清自己的权力,历史上有几个人能做到呢?很多帝王只知道自己有权力,但这权力从哪里来的,就说不清楚了。
经常有人说,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实际上马上得天下时候的权力,和马上治天下时候的权力来源是不同的,用权力的方法当然也是不同的。如果一定要马上治天下,也可以,像元朝的蒙古人一样吗。只是这样的统治怎么看也不正常。
认清权力,才能正确的使用权力。
看陈与义在沉思,明显并不同意自己的看法,王宵猎笑了笑。
曾经,王宵猎认为人人平等,人和人应该是相同的。如果一件事自己懂了,别人应该也懂。自己能够想到一件事情这样做最好,别人应该也能想到。人和人思想不同,应该是教育的不同,多教育就好了。
现在,王宵猎最终明白,人和人是不同的,相同只是偶然。人对一件事情的认识,是按概率分布、符合统计规律的。一个人努力,可以使自己在这一条概率曲线的位置移动,概率曲线很难改变。
这种认识,改变了很多东西。也让王宵猎的治国理政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关于人性的认识,有一种思想在中国流传很广。认为人天生就不平等的,有高低贵贱之分。后人对这种思想深恶痛约,大加批判,认为是麻醉下层人民的手段。
现在王宵猎认识到,人的思想既然是按概率分布、符合统计规律的,那么不管高低贵贱、贫富不均恐怕也是难以避免的。只是这不是人天生的,也不是完全后天努力的结果,而是一种综合效果。
社会治理,就要面对这样的社会,尽量让人民幸福。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只是从总体来说,需要这样的情况下睁眼看世界,当时的知识分子水平是比较低的。他们更多是先行者,为后人开辟了道路,后人需要沿路前行。
在那个时候,中国引入了大量的西方知识。必须注意到,大量的西式名词,比如政治、经济、哲学等等词汇是从日语引入的,也说明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水平比较低。后人因为各种原因,可以说这是汉语的本来词汇,是日本人从汉语借用的。但不能否认,当时的知识分子水平比较低的现实。最多说明我们的古代文人,还是比较优秀。所以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就好像学渣批评学霸,必须清醒认识。
学习西方文化,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与西方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要学什么。不要一看各种名词、定义,就被吓昏了头脑,再也抬不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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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只是影响太多,一直下不了决心。而你呢,就是选定的这个系统的最高官员。”
陈与义听了,不由张大了嘴。这样的结果,自己是万万没想到的。
王宵猎道:“现在我们的地盘大了,州县多了,下面州县的事实在管不过来了。如果从上到下,只听各级官员汇报的话,就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不说下面的官员瞒报,哪怕是正常的,也有很多事情应该知道而不知道,也有很多事情下面官员做的跟我心里想的完全不同。更不要说,瞒报无法避免,根本管不过来。”
陈与义点了点头:“宣抚现在位高权重,确实如此。”
王宵猎道:“这个时候,就必须有一个从下至上的官僚系统,代替百姓来监督官员。如果没有,或者是这个系统做得不好,官僚系统很快就腐化掉,防不住的。其实就是有了,能不能防住,我的心里都没有底。”
说到这里,王宵猎显得有些无奈。
第877章认识的不同
说到这里,王宵猎把徐才的公文交给陈与义,让他仔细观看。自己则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前面的牡丹花。
周朝八百年,有太多的故事要讲。但最重要的,王宵猎认为是《诗三百》。
《诗》为五经之首,诸经中的第一经。当然古文经学不这么认为,他们把《周易》排在第一位,后人大部分也把《周易》排在第一位。他们解读诗经,多是认这是一部诗歌总集,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更是认为《诗经》只有文学价值,地位并不高。
地位不高,《诗》也不会成为五经之一了。
五四运动的先哲们,其开创之功自然是很伟大的。但是后人常说民国多大师,这些大师,水份太大。尤其在人文社科领域,向西方学习没有真正学会的,对内开创没有开宗立派的。几十年后,还把这些大师奉为圭臬的一些人,其思想真的太可怜了。几十年时间,就什么都没学会。
在汉代,《诗》常被用来规谏用。这个用途,说明了《诗》真正的价值,政治的价值。
《诗经》分为风、雅、颂,这三个部分各有用途。雅、颂的部分,被后世的皇家基本继承下来,虽然越到后边味道越不对。只有风,没有被继承。
王宵猎认为风是朝廷认识百姓的风貌,更好的来理解天下的。但其实,当时采风的时候,统治者未必就是这样想的。不管统治者是怎么样想的,风确实具有这样的作用。
后来到了秦朝,三公只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乐府的地位大降低。到了汉武帝时期,地位上升,但最终成为了音乐舞蹈的附属品。
王宵猎让陈与义去做的,其实是继承国风的传统,用各种形式了解民间。只有了解了,才能治理好。
从君权天授、君权神授到后来议会权力的确立,可以看出来,是一个权力从天或者神转到人民手中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有的国家比较彻底,有的国家则很不完全罢了。
只是国家权力转到人民手中,是一部分人民,还是全权人民?是人民的整体,还是一个一个的个体?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各国有各国的做法。
王宵猎的观点,不是要把天砸碎,而是要把天从虚无缥缈实化为人民的整体。在这个基础上,皇帝作为天的代表来治理人世。那么作为政权,就必须要知道天的意志,也就是人民的意志。
陈与义把公文看完,放在桌子,沉默不语。
王宵猎道:“去非以为,应该要如何处理此事呢?”
陈与义欲言又止,见王宵猎坚持,道:“主簿行事虽然有悖于常情,但却合乎为官之道。在道和情之间,是为官之理,着实难以拿捏。下官以为,还是应该鼓励主簿,给其方便。”
王宵猎笑着点了点头:“是啊,还是应该以鼓励主簿为主,其他的都是次要的。为什么?这就要从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要用什么样的官员说起了。我希望,在我们的治下,人民生活快乐幸福,不受欺压。不管是官员还是百姓,都不用勾心斗脚,可以生活得简单一点,单纯一点。我希望所有的人民,辛劳可以致富,人不分三六九等。我希望这是一个快乐简单的社会,人人都欢乐安康。”
陈与义笑道:“这样的社会想想就好,实现恐怕很难。”
王宵猎静静地看着眼前的花,好长时间没有说话。最后叹了一口气:“是啊,实现很难。但不能因为难,就不去做了。我们应该坚信,别人做不到的事情,经过努力我们是可以做好的。”
陈与义不语,微微摇了摇头。
理想总是很美好的,但实现起来就难了。极少有人,掌权之后不希望自己治下太平安乐,只是做不到而已。当想不出办法之后,甚至有人鼓吹愚民政策,鼓吹要分封贵族,鼓吹高压统治。是他们不知道这样不好吗?当然不是。只是他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挑挑捡捡罢了。
王宵猎道:“手中掌握权力之后,首先是约束权力。太祖令后院造一薰笼,数日不至。召人一问,原来皇帝造一薰笼要经过多个部门,条贯繁琐。招宰相赵忠献公,对曰,此是自来条贯,不为陛下设,为陛下子孙设也。太祖大喜曰,此条贯极妙。为什么?因为太祖怕子孙不肖,约束不住自己的权力。”
陈与义道:“艺祖真非平常人也。”
王宵猎笑道:“既为帝皇,岂是平常人。若只是平常人,非国家之福。约束住了自己的权力,还要约束亲朋故旧的权力。亲朋故旧的权力,很难约束啊。隋文帝与独孤皇后夫妻恩爱,形影不离,以至独孤皇后与隋文帝并称二圣。自己妻子要权力,不仅没有约束,反而侵夺皇权。直至废杨勇,立杨广,隋历二世而亡。”
陈与义道:“独孤皇后柔顺恭孝,虽侵夺皇权,亦不失为一代贤后。”
王宵猎道:“是功是过,自有世人评说,我们就不过多评价了。只是说明,要约束亲朋故旧有多难。掌权者能够认识权力,约束权力,就已经很难了。可以说,绝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
陈与义轻轻点了点头。
是啊,能够认清自己的权力,主动进行约束,几个人能做到?甚至不说约束,就是认清自己的权力,历史上有几个人能做到呢?很多帝王只知道自己有权力,但这权力从哪里来的,就说不清楚了。
经常有人说,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实际上马上得天下时候的权力,和马上治天下时候的权力来源是不同的,用权力的方法当然也是不同的。如果一定要马上治天下,也可以,像元朝的蒙古人一样吗。只是这样的统治怎么看也不正常。
认清权力,才能正确的使用权力。
看陈与义在沉思,明显并不同意自己的看法,王宵猎笑了笑。
曾经,王宵猎认为人人平等,人和人应该是相同的。如果一件事自己懂了,别人应该也懂。自己能够想到一件事情这样做最好,别人应该也能想到。人和人思想不同,应该是教育的不同,多教育就好了。
现在,王宵猎最终明白,人和人是不同的,相同只是偶然。人对一件事情的认识,是按概率分布、符合统计规律的。一个人努力,可以使自己在这一条概率曲线的位置移动,概率曲线很难改变。
这种认识,改变了很多东西。也让王宵猎的治国理政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关于人性的认识,有一种思想在中国流传很广。认为人天生就不平等的,有高低贵贱之分。后人对这种思想深恶痛约,大加批判,认为是麻醉下层人民的手段。
现在王宵猎认识到,人的思想既然是按概率分布、符合统计规律的,那么不管高低贵贱、贫富不均恐怕也是难以避免的。只是这不是人天生的,也不是完全后天努力的结果,而是一种综合效果。
社会治理,就要面对这样的社会,尽量让人民幸福。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只是从总体来说,需要这样的情况下睁眼看世界,当时的知识分子水平是比较低的。他们更多是先行者,为后人开辟了道路,后人需要沿路前行。
在那个时候,中国引入了大量的西方知识。必须注意到,大量的西式名词,比如政治、经济、哲学等等词汇是从日语引入的,也说明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水平比较低。后人因为各种原因,可以说这是汉语的本来词汇,是日本人从汉语借用的。但不能否认,当时的知识分子水平比较低的现实。最多说明我们的古代文人,还是比较优秀。所以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就好像学渣批评学霸,必须清醒认识。
学习西方文化,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与西方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要学什么。不要一看各种名词、定义,就被吓昏了头脑,再也抬不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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