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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提到的河南嵩县老曼场“万顺天国”皇帝李成福，他用来宣传自己神异的仅仅是两个证据：一个是他姓李，所以他是唐朝皇帝的后代。另外一个是他手相特殊，“一只手的纹是命子旗，另一只手纹是乌纱帽，这是天子相”。仅靠这两个证据和几本《奇门遁》《推背图》，再加上巧舌如簧，他就成功地网罗了高峰村前任生产队长谭振军、会计谭某、村医张某以及另外一个村的前民兵营长万玉忠等骨干。酷爱诗歌的共产党员万玉忠还在李成福的笔记本上题诗四句，以示忠心：“我与富贵处今春，相互情谊沧海深。四海为家干事业，万里征途永鹏程。”
与皇帝梦相配套的是“将相梦”。皇帝只能出一个，大臣的职位似乎更“现实”一些。乱世之时，投身军旅，拥戴新君，由布衣而为将相，那也是相当诱人。在新中国发生的“皇帝案”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这些人都颇有“群众基础”。据《涤荡尘埃：新中国反邪教斗争》记载：1950年，自称“紫微星”的山东人石东林“出世定国”，参与的各路会道门徒多达三万多人。1955年的“浩天尚国”事件，封了一百多名高级官员。1983年的“农合佛国”，分封了一百九十九名“宰相”、“国师”、“娘娘”。许多农民为了将来享受福贵，争相投靠，争做“宰相”、“国公”、“保国将”、“九省元帅”等大官，更有不少妇女，主动投身，争相做“妃子”、“娘娘”。1978年，四川人蔡昌诚以“验体选妃”为名，使得二十多名妇女主动投入他的怀抱。而晁玉华的大圣天朝，她的弟子五百人中，既有党员、厂长、警察，更有县团级干部、正营级军官。
六
虽然披上了基督教的外衣，但是“拜上帝教“和基督教的精神实质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基督教的落脚点是彼岸，而“拜上帝教”和所有中国民间宗教一样，神秘的外衣下隐藏着的是炽热无比的现世欲望。
经过反复衡量思考，洪秀全终于决定起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近世烟风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
……
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
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
明主指朱元璋，汉皇指刘邦。这两位由布衣而为天子者，是天下所有男人的超级偶像。
道光三十年，正当广西各教门纷纷聚众起事之际，洪秀全发布“团方令”，要求所有信徒携带所有家口，烧掉自家房子，到金田镇集合。所谓“团方”，是“团圆”、“团聚”之意。洪秀全发布“团方令”时，只是说要他们来参加宗教仪式，并且恫吓信徒：道光三十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其不信者将有瘟疫，过了八月之后，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
为了躲避这场“大灾”，这些人才被各路教首带领来到金田，他们根本想不到自己这次“团方”要押上身家性命。直到和官兵打仗的前一天，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将要参与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起义。一万多人的队伍中，只有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六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他人，都是稀里糊涂就成了“伟大”的起义者。
要把这样一群毫无准备的“顺民”变成英勇的“革命战士”，洪秀全的动员方式之一是许诺这些追随者，起义成功后，他们都将是世袭的官僚：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威风无比……享福无疆。
太平天国教育干部的《天情道理书》说得更明白：试问尔等，当凡情在家之时，或农，或工，或商贾，营谋衣食，朝夕不遑，手足胝胼，辛苦备当，孰如我们今日顶天扶主，立志勤王，各受天恩、主恩及东王列王鸿恩。升及荣光，出则服御显扬，侍从罗列，乃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可谓盖世。《紫荆事略》载，在入“拜上帝会”之初，许多信徒把家产贱价出售，破釜沉舟，全家入教。邻居们表示不理解，这些广西老兄弟解释说：“我太守也，我将军也，岂汝辈耕田翁耶！”其妻子也说：“我夫人也，我恭人也，岂汝辈村妇女耶！”显然，美好的蓝图引导他们毅然走上了革命之路。
这也是旧式起义的基本规律之一。用金钱、土地、爵位对农民进行诱惑，远比宣传空疏的“天下大同”更有效果。
正如它的名字所揭示的，林清加入的“荣华会”的主要宗旨就是使信众“荣华富贵”。教首们向教徒口授“真空”八字诀，并叫他们每日朝太阳叩头。声称只要念“真空”八字诀，一可以消灾免祸，二可以不受穷。
“荣华富贵”的念头迷惑了许多人，其中甚至有一位大清帝国的高级武官。曹纶加入“荣华会”，被嘉庆皇帝称为汉唐宋明以来从未有的“奇之又奇”之事，因为此人出身名门，曾祖、祖父和父亲都是品级不低的官员，曹纶本人也是大清王朝的四品武官。这样一个高级武官入教，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想摆脱穷困。曹纶的父亲在知府任上死于苗民起义，家产也毁于战火。曹纶携父柩回京后，囊中尽空，家徒四壁，甚至“衣衫褴褛，不能出门当差”。嘉庆十六年（1811年），他升任正四品的独石口都司，但因为这个官位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他仍然穷困潦倒。林清在这个当口及时出手接济，让他能有体面的衣服和车马去官府当差，又宣传说“荣华会”的咒语可以对抗穷神，使他的财运迅速改变。曹纶遂拜林清为师入了教。《清代八卦教》记载，“天理教”起义失败后，曹纶交代自己的入教动机时说：“实在穷极无奈，贪图富贵，料得林清事成后，自然给我一、二品。”
事实上，林清的事业发展得如此蓬勃，主要就是因为他抓住了人们改变命运的渴望，在传教手段上有所创新。开始他宣传，加入他的宗教是一种一本万利的投资。如果你交一份“根基钱”，那么将来你会得到这个数额十倍的回报。后来他更敏锐地抓住普通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承诺那些人交一百个大钱以后就会“得地一顷”。
《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五）、《军录》、《刘第五供词》等史料载，这个办法“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河南和直隶的农民“相从者众”，只河南滑浚一带“于号簿内按名登记”者，就“共计男妇大小三千八百余名”。这些对未来充满幻想的人成为日后起义的中坚力量。
林清的“条件”不光吸引了普通农民，甚至对一些富人来说也极有诱惑力。天理教为壮大势力，利用富人们对权力的渴望，也给他们许下重诺：“粮食数石，许给官职，填写号簿，并开写合同纸片，交与本人做据。”有的财主出银一百两，得到了将来事成后可做总督的承诺。清代宗室黄带子海康，也是因为听到“如林清事成，给伊大官职”的承诺，慨然入教。
这种手段并非林清的独创。发放原始股并承诺巨额回报，在中国起义史上屡见不鲜。乾隆初年，冯进京、王会的“收元教“，直接和教徒们签订“合同”。“合同”的内容是根据教徒交款多少，承诺将来的官职多大。那条件真是极其优惠：交二两到十余两者，将来成事后就可以封王；交一千钱，就可以封大将军、总兵；交几百文者，就可以封兵备道。《朱批档》，乾隆十八年八月初三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上说，由于分封太滥，以致“有妇女幼孩而称总兵者，有给钱数百两而称为王公者”，其荒唐把清政府官员都逗乐了，地方当局认为，这实在“有类疯癫，其非素蓄逆谋可知”。
七
“皇帝案”的制造者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他们想象力特别发达，特别享受沉醉在无边无际的白日梦中的感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显得特别幼稚，特别急功近利，迫不及待。在起事之初，他们就沉醉于大封爵位、大订“礼仪”，而把更重要的“革命准备”置于脑后，使惊天大事沦为一场场笑话。
《北京市人民法院案例选编》中有个案例：1950年自称“明道大皇帝”的山东人李懋五是一个颇具浪漫主义气质的幻想家。起义之前，他做的最主要准备工作是规划新朝代的国号和国旗以及行政区划。他经过冥思苦想，想出了“大顺国”和“日月龙凤旗”为国号国旗，又筹划在河南河北方圆八百里左右的地方建立一座中京和十道城。他花费了许多时间，津津有味地为自己设计了九宫十八院的皇宫，并画好了蓝图，设计了建筑细节，准备日后细细兴建。他还废寝忘食地为自己构想了216名妃子，设立了九相十八卿，以及216名群臣组成的官僚体系。同时，他修订了日历，设计了新朝的服装，为此消耗了无数脑细胞。在设计这一切的时候，他一定沉浸在做白日梦的巨大愉悦之中。
“中原皇清国”的老“皇帝”张清安在起义前也已经详细制定出新朝的法律和制度。他于1982年6月22日至28日间，以毛笔写出了新王朝的大纲大法，即四万多字的《天律森吏》。这部文件分为国令、国法、国政、国史、信财、三乘九品、薪玉案等七个部分。国令说：“清锋（钅匽）铖安天下，无忠不孝要斩杀。还清山河不完税，天下同胞世（应为是）一家。”国法则设“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条。国政中把人分成十一等，画成“安位天下图”。接着他又写出《三乘九品》、《五律归亲》、《四祖礼本》、《古玉观》等关于新朝礼制、文化建设的许多大作。
另一个重要的准备就是给骨干们大封官爵，让他们提前享受一下“发迹变泰”的快感。张清安不光封了一个建筑公司工人为“副皇帝”，还封了“武侯王”、“西蜀王”、“巡府”（当是从巡抚联想来）、“国翁”、“通天师”等一大批官。此外他设立的官员体系中还有“贤臣”、“清相”、“先行”等闻所未闻的名目。封高兴了，他甚至顺手把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封为“威国王”（他不知道蒋介石已死），并发布了《皇清圣诣（旨的别字）职字第五号》，全文如下：奉
天承命准此蒋中正为中原皇清国威国王一职右给蒋中正执存
赞曰
威国享民八方服心
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中原皇清国岁次元年秋望日（印）准给
封完爵后，张清安又兴兴头头雕了十八枚大印，发给各级重要官员。皇帝的玉玺玺文为“皇清玉帝”，二寸见方，由心灵手巧的张清安亲自设计、亲手雕成。其余十七方，按照不同的级别，尺寸有严格规范：朝廷一级的一寸五见方，府州一级的一寸见方，县乡级零点八寸见方，材质皆为梨木。
八
洪秀全的心理状态，与上两位大同小异。作为一个社会最底层走来的落魄童生，洪秀全在革命过程中最关心的就是划分等级、明确各级人员身份，以显示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做这些事，他可以说是迫不及待，为之心醉神迷，完全不管军情紧急不紧急、形势允许不允许。
起义军攻占的第一个“大地方”是一个叫东乡的小镇。占了小镇后，虽然四周已经被清军围得水泄不通，但是整个东乡镇忙忙碌碌、热热闹闹。原来，洪秀全正忙着举行登基大典，正式登基做了“天王”，自称为“朕”，群下对他称“主”。起兵不到三个月，刚刚占领了一个小镇子，在敌人日渐合围的艰险时刻，就开国登基，竖起大招牌，实在称不上明智之举。
太平军攻占的第一个城市是县城永安。一万乡下人进了城，感觉自然和在东乡的时候大大不同。洪秀全仍然一如前例，关上城门，准备固守，一心一意做起天王。一进永安城，他就命令人们把州衙改为“天王府”，大加修缮，墙上用杏黄纸裱糊，地上铺满红毡，厅前排列着花盆。“天王府”的各门分别悬挂“第一朝门”、“第二朝门”、“第三朝门”、“第四朝门”的牌子，门上都涂上皇帝专用的明黄色，画上龙虎图案。
住进“天王府”，洪秀全先给自己选了三十六个女人，封为三十六个娘娘，然后就开始大封王爵。封杨秀清为东王，“管制东方各国”；萧朝贵为西王，“管制西方各国”……
素质问题
一
阅读这些“起义”、“暴乱”或“案件”资料时，让我最难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些荒诞不经的宣传和漏洞百出的承诺，能够召集那么多信众？
历史上许多起义领袖的骗术，都是非常幼稚的。八卦教曹顺成在道光二十四年声称自己是“释迦佛转世，知人前生”，并捏称教中人“各有来历”，或是罗汉转世，或燃灯佛转世，或者是海瑞、魏延、徐庶、杨业、哪吒、孙悟空转世。他梦想坐朝登基，决定扯旗造反，“恐人畏惧枪炮”，又捏说他“有法术能避火器，不怕枪打”，以壮其胆。这简直就是义和团的预演。这种幼儿园水平的宣传，居然也使他成了小小领袖。
乾隆十七年，湖北发生过一起“马朝柱谋反案”。此人对众人宣称自己十六岁时，曾梦到神仙降临，指点他到某处拜了名师，学得了一身法术，可以撒豆成兵、剪纸为马。他又对大家宣称，他从上天处获得了一把神奇的撑天扇，用此扇，“能行云雾中，三时可抵西洋。并称西洋不日起事，兴复明朝”。这样荒诞不经的说辞，竟骗得众人纷纷相信，交给他银钱，记名入伙。
解放后的案件中，当事人使用的骗术也十分可笑。
“中原皇清国”的“皇帝”张清安的动员手段其实十分简单。他只是对当地老百姓宣传说：“我是孝子，玉皇派我做中原皇清国皇帝，下凡来普度众生，今年七月有大难，我叫谁活谁才活。”他到枣林公社清滩村，对村民们说：“枣林公社的干部和恶人要死定，全公社只留213人，你们村只留18人，你们队只留3人。”一通神乎其神的吓唬，好几个人就做了他的信众。六十多岁的张清安甚至还以这套说辞骗得十八岁的处女雷某上床，事后封之为“一品夫人”。
攻占了县医院，拘留医生护士，毁灭了计划生育用品的“大有国皇帝”曾应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现的“皇帝”中，算是颇有“雄才大略”的。不过他的“雄才大略”也不过表现为在起事前先制造了“假龙沉，真龙升”等民谣，为自己登基进行秘密宣传，并编造了娃娃鱼献瑞等故事来证明自己的“不凡”，同时还策划了一班大臣千里赴河南迎驾，拥戴他登基的大戏。
如果说解放前旧中国教育不普及、资讯不发达，人民容易被皇帝梦所迷惑，那么新中国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以前已经有了质的提升。解放前，全国90%人民处于文盲状态，如今成人识字率已达到81%。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资讯更为发达，何以还经常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不得不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非只有温文尔雅的孔孟之道，也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中的民间智慧，以及数不清的、杂乱无章的迷信传说。构成我们这个社会主体的农民，千百年来“属于低度文化、浅层思维的社会群体”（《晚清乡土意识》）。他们的生活方向，主要靠习俗、直觉、群体无意识、群体情绪为主导，很多时候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
由于缺乏教育，中国很多农民自我意识薄弱，社会认知结构简单。他们可以轻易相信他们的领袖具有神通、“刀枪不入”，相信洋人“剜人眼睛做药”，相信“耳屎可以致人哑”，相信种种奇奇怪怪的偏方。他们不能深入分析社会痛苦的来源，只能用自身笼统的感觉、狭窄的经验以及迷信的传统来分析世界，以“劫难说”来解释一切。
直到今天，许多农民的思维结构与传统时代仍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他们乐于相信种种神怪现象，愿意把命运交付给神灵。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中国农村调查——封建愚昧意识和道德沦丧现象在农村十分严重》中描述：“近几年来，走到农村（尤其是中南部及长三角地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五花八门的庙宇蓬勃发展，农村传出个谣言就可能产生一个庙宇，出个大人物可能会伴随一个神灵。”农民缺乏主体意识，盲目崇拜权威，习惯依附和顺从，很容易被狂乱情绪所挟裹，彻底丧失理智，成为一出出廉价悲剧的殉葬品。
二
他们没有番号、旗帜，没有盔甲、武器，穿着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衣服，手里握着菜刀、锄头、扁担，前头还赶着自家的一头小毛驴，驴上面坐着老婆孩子。一位曾经被农民起义军掳入军中的读书人这样回忆他的见闻：“又服饰不经，或戎服，以白缯缠首。或纱帽补服，文武九品互用；或取神庙金色幞头及龙袍着之。而其下参游都守备则尤不伦，有衣冠至璀璨者，有褴褛类乞丐者，每朔望则杂沓而至。”
相对正规军，他们的组织能力、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显然都相当业余。他们的军事教材，就是《水浒》、《三国》，他们的军事领袖都是自学成才，在失败中逐渐成长。他们不需要后勤部门和装备部门，打到哪里抢到哪里。如果有饥民大批来投，他们当然欢迎。如果没人来壮大队伍，他们也不发愁。东晋时孙恩起义，“所过城邑，焚掠一空，单留强壮者编入队伍，妇女老弱，皆投诸水中”。关于明末的起义队伍，也常有这样的记载：他们想发展队伍，就把一村一寨的房屋都烧光，强迫一村的青壮年入伙。他们拿着刀一个一个逼问，是想回家还是想留下来。如果这个人不识相，说想回家，那么他们便说：“那好，我就送你回家。”一刀砍了完事。如果愿意留下来，他们还要追问你家里有没有老婆孩子。如果说有，还要问：“想不想他们？”如果回答是想，那么，对不起，也得一刀砍了。如果谁被逼入伙后又逃跑，那么不是割了耳朵就是割去鼻子，以为警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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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提到的河南嵩县老曼场“万顺天国”皇帝李成福，他用来宣传自己神异的仅仅是两个证据：一个是他姓李，所以他是唐朝皇帝的后代。另外一个是他手相特殊，“一只手的纹是命子旗，另一只手纹是乌纱帽，这是天子相”。仅靠这两个证据和几本《奇门遁》《推背图》，再加上巧舌如簧，他就成功地网罗了高峰村前任生产队长谭振军、会计谭某、村医张某以及另外一个村的前民兵营长万玉忠等骨干。酷爱诗歌的共产党员万玉忠还在李成福的笔记本上题诗四句，以示忠心：“我与富贵处今春，相互情谊沧海深。四海为家干事业，万里征途永鹏程。”
与皇帝梦相配套的是“将相梦”。皇帝只能出一个，大臣的职位似乎更“现实”一些。乱世之时，投身军旅，拥戴新君，由布衣而为将相，那也是相当诱人。在新中国发生的“皇帝案”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这些人都颇有“群众基础”。据《涤荡尘埃：新中国反邪教斗争》记载：1950年，自称“紫微星”的山东人石东林“出世定国”，参与的各路会道门徒多达三万多人。1955年的“浩天尚国”事件，封了一百多名高级官员。1983年的“农合佛国”，分封了一百九十九名“宰相”、“国师”、“娘娘”。许多农民为了将来享受福贵，争相投靠，争做“宰相”、“国公”、“保国将”、“九省元帅”等大官，更有不少妇女，主动投身，争相做“妃子”、“娘娘”。1978年，四川人蔡昌诚以“验体选妃”为名，使得二十多名妇女主动投入他的怀抱。而晁玉华的大圣天朝，她的弟子五百人中，既有党员、厂长、警察，更有县团级干部、正营级军官。
六
虽然披上了基督教的外衣，但是“拜上帝教“和基督教的精神实质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基督教的落脚点是彼岸，而“拜上帝教”和所有中国民间宗教一样，神秘的外衣下隐藏着的是炽热无比的现世欲望。
经过反复衡量思考，洪秀全终于决定起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近世烟风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
……
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
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
明主指朱元璋，汉皇指刘邦。这两位由布衣而为天子者，是天下所有男人的超级偶像。
道光三十年，正当广西各教门纷纷聚众起事之际，洪秀全发布“团方令”，要求所有信徒携带所有家口，烧掉自家房子，到金田镇集合。所谓“团方”，是“团圆”、“团聚”之意。洪秀全发布“团方令”时，只是说要他们来参加宗教仪式，并且恫吓信徒：道光三十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其不信者将有瘟疫，过了八月之后，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
为了躲避这场“大灾”，这些人才被各路教首带领来到金田，他们根本想不到自己这次“团方”要押上身家性命。直到和官兵打仗的前一天，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将要参与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起义。一万多人的队伍中，只有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六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他人，都是稀里糊涂就成了“伟大”的起义者。
要把这样一群毫无准备的“顺民”变成英勇的“革命战士”，洪秀全的动员方式之一是许诺这些追随者，起义成功后，他们都将是世袭的官僚：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威风无比……享福无疆。
太平天国教育干部的《天情道理书》说得更明白：试问尔等，当凡情在家之时，或农，或工，或商贾，营谋衣食，朝夕不遑，手足胝胼，辛苦备当，孰如我们今日顶天扶主，立志勤王，各受天恩、主恩及东王列王鸿恩。升及荣光，出则服御显扬，侍从罗列，乃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可谓盖世。《紫荆事略》载，在入“拜上帝会”之初，许多信徒把家产贱价出售，破釜沉舟，全家入教。邻居们表示不理解，这些广西老兄弟解释说：“我太守也，我将军也，岂汝辈耕田翁耶！”其妻子也说：“我夫人也，我恭人也，岂汝辈村妇女耶！”显然，美好的蓝图引导他们毅然走上了革命之路。
这也是旧式起义的基本规律之一。用金钱、土地、爵位对农民进行诱惑，远比宣传空疏的“天下大同”更有效果。
正如它的名字所揭示的，林清加入的“荣华会”的主要宗旨就是使信众“荣华富贵”。教首们向教徒口授“真空”八字诀，并叫他们每日朝太阳叩头。声称只要念“真空”八字诀，一可以消灾免祸，二可以不受穷。
“荣华富贵”的念头迷惑了许多人，其中甚至有一位大清帝国的高级武官。曹纶加入“荣华会”，被嘉庆皇帝称为汉唐宋明以来从未有的“奇之又奇”之事，因为此人出身名门，曾祖、祖父和父亲都是品级不低的官员，曹纶本人也是大清王朝的四品武官。这样一个高级武官入教，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想摆脱穷困。曹纶的父亲在知府任上死于苗民起义，家产也毁于战火。曹纶携父柩回京后，囊中尽空，家徒四壁，甚至“衣衫褴褛，不能出门当差”。嘉庆十六年（1811年），他升任正四品的独石口都司，但因为这个官位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他仍然穷困潦倒。林清在这个当口及时出手接济，让他能有体面的衣服和车马去官府当差，又宣传说“荣华会”的咒语可以对抗穷神，使他的财运迅速改变。曹纶遂拜林清为师入了教。《清代八卦教》记载，“天理教”起义失败后，曹纶交代自己的入教动机时说：“实在穷极无奈，贪图富贵，料得林清事成后，自然给我一、二品。”
事实上，林清的事业发展得如此蓬勃，主要就是因为他抓住了人们改变命运的渴望，在传教手段上有所创新。开始他宣传，加入他的宗教是一种一本万利的投资。如果你交一份“根基钱”，那么将来你会得到这个数额十倍的回报。后来他更敏锐地抓住普通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承诺那些人交一百个大钱以后就会“得地一顷”。
《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五）、《军录》、《刘第五供词》等史料载，这个办法“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河南和直隶的农民“相从者众”，只河南滑浚一带“于号簿内按名登记”者，就“共计男妇大小三千八百余名”。这些对未来充满幻想的人成为日后起义的中坚力量。
林清的“条件”不光吸引了普通农民，甚至对一些富人来说也极有诱惑力。天理教为壮大势力，利用富人们对权力的渴望，也给他们许下重诺：“粮食数石，许给官职，填写号簿，并开写合同纸片，交与本人做据。”有的财主出银一百两，得到了将来事成后可做总督的承诺。清代宗室黄带子海康，也是因为听到“如林清事成，给伊大官职”的承诺，慨然入教。
这种手段并非林清的独创。发放原始股并承诺巨额回报，在中国起义史上屡见不鲜。乾隆初年，冯进京、王会的“收元教“，直接和教徒们签订“合同”。“合同”的内容是根据教徒交款多少，承诺将来的官职多大。那条件真是极其优惠：交二两到十余两者，将来成事后就可以封王；交一千钱，就可以封大将军、总兵；交几百文者，就可以封兵备道。《朱批档》，乾隆十八年八月初三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上说，由于分封太滥，以致“有妇女幼孩而称总兵者，有给钱数百两而称为王公者”，其荒唐把清政府官员都逗乐了，地方当局认为，这实在“有类疯癫，其非素蓄逆谋可知”。
七
“皇帝案”的制造者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他们想象力特别发达，特别享受沉醉在无边无际的白日梦中的感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显得特别幼稚，特别急功近利，迫不及待。在起事之初，他们就沉醉于大封爵位、大订“礼仪”，而把更重要的“革命准备”置于脑后，使惊天大事沦为一场场笑话。
《北京市人民法院案例选编》中有个案例：1950年自称“明道大皇帝”的山东人李懋五是一个颇具浪漫主义气质的幻想家。起义之前，他做的最主要准备工作是规划新朝代的国号和国旗以及行政区划。他经过冥思苦想，想出了“大顺国”和“日月龙凤旗”为国号国旗，又筹划在河南河北方圆八百里左右的地方建立一座中京和十道城。他花费了许多时间，津津有味地为自己设计了九宫十八院的皇宫，并画好了蓝图，设计了建筑细节，准备日后细细兴建。他还废寝忘食地为自己构想了216名妃子，设立了九相十八卿，以及216名群臣组成的官僚体系。同时，他修订了日历，设计了新朝的服装，为此消耗了无数脑细胞。在设计这一切的时候，他一定沉浸在做白日梦的巨大愉悦之中。
“中原皇清国”的老“皇帝”张清安在起义前也已经详细制定出新朝的法律和制度。他于1982年6月22日至28日间，以毛笔写出了新王朝的大纲大法，即四万多字的《天律森吏》。这部文件分为国令、国法、国政、国史、信财、三乘九品、薪玉案等七个部分。国令说：“清锋（钅匽）铖安天下，无忠不孝要斩杀。还清山河不完税，天下同胞世（应为是）一家。”国法则设“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条。国政中把人分成十一等，画成“安位天下图”。接着他又写出《三乘九品》、《五律归亲》、《四祖礼本》、《古玉观》等关于新朝礼制、文化建设的许多大作。
另一个重要的准备就是给骨干们大封官爵，让他们提前享受一下“发迹变泰”的快感。张清安不光封了一个建筑公司工人为“副皇帝”，还封了“武侯王”、“西蜀王”、“巡府”（当是从巡抚联想来）、“国翁”、“通天师”等一大批官。此外他设立的官员体系中还有“贤臣”、“清相”、“先行”等闻所未闻的名目。封高兴了，他甚至顺手把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封为“威国王”（他不知道蒋介石已死），并发布了《皇清圣诣（旨的别字）职字第五号》，全文如下：奉
天承命准此蒋中正为中原皇清国威国王一职右给蒋中正执存
赞曰
威国享民八方服心
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中原皇清国岁次元年秋望日（印）准给
封完爵后，张清安又兴兴头头雕了十八枚大印，发给各级重要官员。皇帝的玉玺玺文为“皇清玉帝”，二寸见方，由心灵手巧的张清安亲自设计、亲手雕成。其余十七方，按照不同的级别，尺寸有严格规范：朝廷一级的一寸五见方，府州一级的一寸见方，县乡级零点八寸见方，材质皆为梨木。
八
洪秀全的心理状态，与上两位大同小异。作为一个社会最底层走来的落魄童生，洪秀全在革命过程中最关心的就是划分等级、明确各级人员身份，以显示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做这些事，他可以说是迫不及待，为之心醉神迷，完全不管军情紧急不紧急、形势允许不允许。
起义军攻占的第一个“大地方”是一个叫东乡的小镇。占了小镇后，虽然四周已经被清军围得水泄不通，但是整个东乡镇忙忙碌碌、热热闹闹。原来，洪秀全正忙着举行登基大典，正式登基做了“天王”，自称为“朕”，群下对他称“主”。起兵不到三个月，刚刚占领了一个小镇子，在敌人日渐合围的艰险时刻，就开国登基，竖起大招牌，实在称不上明智之举。
太平军攻占的第一个城市是县城永安。一万乡下人进了城，感觉自然和在东乡的时候大大不同。洪秀全仍然一如前例，关上城门，准备固守，一心一意做起天王。一进永安城，他就命令人们把州衙改为“天王府”，大加修缮，墙上用杏黄纸裱糊，地上铺满红毡，厅前排列着花盆。“天王府”的各门分别悬挂“第一朝门”、“第二朝门”、“第三朝门”、“第四朝门”的牌子，门上都涂上皇帝专用的明黄色，画上龙虎图案。
住进“天王府”，洪秀全先给自己选了三十六个女人，封为三十六个娘娘，然后就开始大封王爵。封杨秀清为东王，“管制东方各国”；萧朝贵为西王，“管制西方各国”……
素质问题
一
阅读这些“起义”、“暴乱”或“案件”资料时，让我最难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些荒诞不经的宣传和漏洞百出的承诺，能够召集那么多信众？
历史上许多起义领袖的骗术，都是非常幼稚的。八卦教曹顺成在道光二十四年声称自己是“释迦佛转世，知人前生”，并捏称教中人“各有来历”，或是罗汉转世，或燃灯佛转世，或者是海瑞、魏延、徐庶、杨业、哪吒、孙悟空转世。他梦想坐朝登基，决定扯旗造反，“恐人畏惧枪炮”，又捏说他“有法术能避火器，不怕枪打”，以壮其胆。这简直就是义和团的预演。这种幼儿园水平的宣传，居然也使他成了小小领袖。
乾隆十七年，湖北发生过一起“马朝柱谋反案”。此人对众人宣称自己十六岁时，曾梦到神仙降临，指点他到某处拜了名师，学得了一身法术，可以撒豆成兵、剪纸为马。他又对大家宣称，他从上天处获得了一把神奇的撑天扇，用此扇，“能行云雾中，三时可抵西洋。并称西洋不日起事，兴复明朝”。这样荒诞不经的说辞，竟骗得众人纷纷相信，交给他银钱，记名入伙。
解放后的案件中，当事人使用的骗术也十分可笑。
“中原皇清国”的“皇帝”张清安的动员手段其实十分简单。他只是对当地老百姓宣传说：“我是孝子，玉皇派我做中原皇清国皇帝，下凡来普度众生，今年七月有大难，我叫谁活谁才活。”他到枣林公社清滩村，对村民们说：“枣林公社的干部和恶人要死定，全公社只留213人，你们村只留18人，你们队只留3人。”一通神乎其神的吓唬，好几个人就做了他的信众。六十多岁的张清安甚至还以这套说辞骗得十八岁的处女雷某上床，事后封之为“一品夫人”。
攻占了县医院，拘留医生护士，毁灭了计划生育用品的“大有国皇帝”曾应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现的“皇帝”中，算是颇有“雄才大略”的。不过他的“雄才大略”也不过表现为在起事前先制造了“假龙沉，真龙升”等民谣，为自己登基进行秘密宣传，并编造了娃娃鱼献瑞等故事来证明自己的“不凡”，同时还策划了一班大臣千里赴河南迎驾，拥戴他登基的大戏。
如果说解放前旧中国教育不普及、资讯不发达，人民容易被皇帝梦所迷惑，那么新中国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以前已经有了质的提升。解放前，全国90%人民处于文盲状态，如今成人识字率已达到81%。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资讯更为发达，何以还经常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不得不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非只有温文尔雅的孔孟之道，也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中的民间智慧，以及数不清的、杂乱无章的迷信传说。构成我们这个社会主体的农民，千百年来“属于低度文化、浅层思维的社会群体”（《晚清乡土意识》）。他们的生活方向，主要靠习俗、直觉、群体无意识、群体情绪为主导，很多时候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
由于缺乏教育，中国很多农民自我意识薄弱，社会认知结构简单。他们可以轻易相信他们的领袖具有神通、“刀枪不入”，相信洋人“剜人眼睛做药”，相信“耳屎可以致人哑”，相信种种奇奇怪怪的偏方。他们不能深入分析社会痛苦的来源，只能用自身笼统的感觉、狭窄的经验以及迷信的传统来分析世界，以“劫难说”来解释一切。
直到今天，许多农民的思维结构与传统时代仍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他们乐于相信种种神怪现象，愿意把命运交付给神灵。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中国农村调查——封建愚昧意识和道德沦丧现象在农村十分严重》中描述：“近几年来，走到农村（尤其是中南部及长三角地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五花八门的庙宇蓬勃发展，农村传出个谣言就可能产生一个庙宇，出个大人物可能会伴随一个神灵。”农民缺乏主体意识，盲目崇拜权威，习惯依附和顺从，很容易被狂乱情绪所挟裹，彻底丧失理智，成为一出出廉价悲剧的殉葬品。
二
他们没有番号、旗帜，没有盔甲、武器，穿着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衣服，手里握着菜刀、锄头、扁担，前头还赶着自家的一头小毛驴，驴上面坐着老婆孩子。一位曾经被农民起义军掳入军中的读书人这样回忆他的见闻：“又服饰不经，或戎服，以白缯缠首。或纱帽补服，文武九品互用；或取神庙金色幞头及龙袍着之。而其下参游都守备则尤不伦，有衣冠至璀璨者，有褴褛类乞丐者，每朔望则杂沓而至。”
相对正规军，他们的组织能力、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显然都相当业余。他们的军事教材，就是《水浒》、《三国》，他们的军事领袖都是自学成才，在失败中逐渐成长。他们不需要后勤部门和装备部门，打到哪里抢到哪里。如果有饥民大批来投，他们当然欢迎。如果没人来壮大队伍，他们也不发愁。东晋时孙恩起义，“所过城邑，焚掠一空，单留强壮者编入队伍，妇女老弱，皆投诸水中”。关于明末的起义队伍，也常有这样的记载：他们想发展队伍，就把一村一寨的房屋都烧光，强迫一村的青壮年入伙。他们拿着刀一个一个逼问，是想回家还是想留下来。如果这个人不识相，说想回家，那么他们便说：“那好，我就送你回家。”一刀砍了完事。如果愿意留下来，他们还要追问你家里有没有老婆孩子。如果说有，还要问：“想不想他们？”如果回答是想，那么，对不起，也得一刀砍了。如果谁被逼入伙后又逃跑，那么不是割了耳朵就是割去鼻子，以为警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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