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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里德警告过我。他警告过，可是，到头来，他不过是白费唇舌。
我们沿着弹坑密布的道路，从贾拉拉巴特，一路蜿蜒驶向喀布尔。我上一次踏上这条征途，是在盖着帆布的卡车中，往相反的方向而去。爸爸差点被那个嗑了毒品的、唱着歌曲的俄国兵射杀——那晚爸爸真让我抓狂，我吓坏了，而最终为他感到骄傲。喀布尔到贾拉拉巴特的车程非常崎岖，道路在山岩之间逶迤颠簸，足以震得人们的骨头咔咔响。如今沿途景象荒凉，正是两次战争遗下的残迹。二十年前，我目睹了第一场战争的一部分。路边散落的东西无情地提醒着它的存在：焚毁的旧俄军坦克残骸、锈蚀的倾覆的军车，还有一辆陷在山脚被撞得粉碎的俄军吉普。至于第二次战争，我曾在电视上见过，现在正透过法里德的眼睛审视着它。
法里德驾轻就熟地避开那条破路上的坑洞。他显然是个性情中人。自从我们在瓦希德家借宿之后，他的话多起来了。他让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说话的时候看着我。他甚至还微笑了一两次。他用那只残废的手熟练地把着方向盘，指着路边座座泥屋组成的村落，说多年以前，他就认得那里的村民，他们中多数不是死了，就是聚集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而有时候死掉的那些更幸运一些。”他说。
他指着一座遭受祝融之灾的小村落，现在它只是一些黑色的墙壁，没有屋顶。我看见有条狗睡在那些墙壁之下。“我在这里有过一个朋友，”法里德说，“他修理自行车的手艺很棒，手鼓也弹得不错。塔利班杀了他全家，放火烧掉这座村子。”
我们驶过焚毁的村子，那条狗一动不动。
曾几何时，贾拉拉巴特到喀布尔只要两个小时的车程，也许多一些。法里德和我开了四个小时才抵达喀布尔。而当我们到达……我们刚驶过玛希帕水库的时候，法里德便警告我。
“喀布尔不是你记忆中那样了。”他说。
“我听说过。”
法里德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听见和看到不是一回事。他是对的。因为当我们最终驶进喀布尔，我敢肯定，绝对肯定，他一定开错路了。法里德肯定见到我目瞪口呆的表情，也许在累次载人进出喀布尔之后，他对这种久违了喀布尔的人脸上出现的神情早已习以为常。
他拍拍我的肩头，“欢迎你回来。”他忧郁地说。
废墟和乞丐，触目皆是这种景象。我记得从前也有乞丐——爸爸身上总是额外带着一把阿富汗尼硬币，分发给他们；我从不曾见过他拒绝乞讨的人。可是如今，街头巷尾都能见到他们，身披破麻布，伸出脏兮兮的手，乞讨一个铜板。而如今乞食的多数是儿童，瘦小，脸色冷漠，有些不超过五六岁。妇女裹着长袍，坐在繁忙街道的水沟边，膝盖上是她们的儿子，一遍遍念着：“行行好，行行好！”还有别的，某种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几乎见不到有任何成年男子在他们身边——战争把父亲变成阿富汗的稀缺物品。
我们开在一条朝西通往卡德察区的街道上，我记得在1970年代，这可是主要的商业街：雅德梅湾。干涸的喀布尔河就在我们北边。那边的山麓之上，耸立着残破的旧城墙。它东边紧邻的巴拉·希萨堡垒——1992年军阀多斯敦[1]Abdul Rashid Dostum（1954～），北方联盟领导人之一。[1]一度占领这座古代城堡——坐落在雪达瓦扎山脉上。1992年到1996年间，人民圣战者组织的火箭如雨点般从那座山脉射出来，落进喀布尔城里，造成如今摆在我眼前的浩劫。雪达瓦扎山脉朝西逶迤而去。我记得，“午炮”也是从这些山峦中发出来的，它每天响起，宣告中午来临；在斋月期间，它也是一声信号，意味着白天的禁食可以结束了。那些天，整座城市都能听见午炮的轰鸣。
“我小时候常常路过这儿，前往雅德梅湾。”我喃喃说，“过去这儿商店宾馆林立，遍地食肆和霓虹灯。我经常向一个叫做塞弗的老人买风筝。他在旧警察局旁边开了间小小的风筝铺。”
“警察局还在那儿。”法里德说，“这座城市不缺警察。但你在雅德梅湾，或者喀布尔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到风筝或者风筝铺了。那样的日子已经结束。”
雅德梅湾业已变成一座巨大的废墟。那些尚未被彻底摧毁的屋宇赤条条竖在那儿，屋顶破了大洞，墙壁嵌满火箭的弹片。整个街区已经化为瓦砾。我看见一个带着弹孔的招牌斜斜埋在一堆残骸中，上面写着“请喝可口可……”。我看见在那些犬牙交错的砖石废墟中，有座没有窗户的破房子，儿童在里面玩耍。自行车和骡车在孩子、流浪狗和一堆堆废物中穿梭。城市上方是灰蒙蒙的尘雾，河那边，一道青烟袅袅升上天空。
“那些树呢？”我说。
“冬天的时候被人们砍成柴火了。”法里德说，“俄国佬也砍了不少。”
“为什么？”
“树上经常躲着狙击手。”
一阵悲哀向我袭来。重返喀布尔，犹如去拜访一个多年未遇的老朋友，却发现他潦倒凄戚，发现他无家可归、身无分文。
“我爸爸过去在沙里诺区盖了个恤孤院，旧城那边，就在这里南面。”我说。
“我有印象，”法里德说，“它在几年前被毁了。”
“你可以停车吗？”我说，“我想在这里走走，很快就好。”
法里德把车停在一条小巷，旁边有座摇摇欲坠的房子，没有门。“那过去是间药房。”我们... -->>
法里德警告过我。他警告过，可是，到头来，他不过是白费唇舌。
我们沿着弹坑密布的道路，从贾拉拉巴特，一路蜿蜒驶向喀布尔。我上一次踏上这条征途，是在盖着帆布的卡车中，往相反的方向而去。爸爸差点被那个嗑了毒品的、唱着歌曲的俄国兵射杀——那晚爸爸真让我抓狂，我吓坏了，而最终为他感到骄傲。喀布尔到贾拉拉巴特的车程非常崎岖，道路在山岩之间逶迤颠簸，足以震得人们的骨头咔咔响。如今沿途景象荒凉，正是两次战争遗下的残迹。二十年前，我目睹了第一场战争的一部分。路边散落的东西无情地提醒着它的存在：焚毁的旧俄军坦克残骸、锈蚀的倾覆的军车，还有一辆陷在山脚被撞得粉碎的俄军吉普。至于第二次战争，我曾在电视上见过，现在正透过法里德的眼睛审视着它。
法里德驾轻就熟地避开那条破路上的坑洞。他显然是个性情中人。自从我们在瓦希德家借宿之后，他的话多起来了。他让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说话的时候看着我。他甚至还微笑了一两次。他用那只残废的手熟练地把着方向盘，指着路边座座泥屋组成的村落，说多年以前，他就认得那里的村民，他们中多数不是死了，就是聚集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而有时候死掉的那些更幸运一些。”他说。
他指着一座遭受祝融之灾的小村落，现在它只是一些黑色的墙壁，没有屋顶。我看见有条狗睡在那些墙壁之下。“我在这里有过一个朋友，”法里德说，“他修理自行车的手艺很棒，手鼓也弹得不错。塔利班杀了他全家，放火烧掉这座村子。”
我们驶过焚毁的村子，那条狗一动不动。
曾几何时，贾拉拉巴特到喀布尔只要两个小时的车程，也许多一些。法里德和我开了四个小时才抵达喀布尔。而当我们到达……我们刚驶过玛希帕水库的时候，法里德便警告我。
“喀布尔不是你记忆中那样了。”他说。
“我听说过。”
法里德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听见和看到不是一回事。他是对的。因为当我们最终驶进喀布尔，我敢肯定，绝对肯定，他一定开错路了。法里德肯定见到我目瞪口呆的表情，也许在累次载人进出喀布尔之后，他对这种久违了喀布尔的人脸上出现的神情早已习以为常。
他拍拍我的肩头，“欢迎你回来。”他忧郁地说。
废墟和乞丐，触目皆是这种景象。我记得从前也有乞丐——爸爸身上总是额外带着一把阿富汗尼硬币，分发给他们；我从不曾见过他拒绝乞讨的人。可是如今，街头巷尾都能见到他们，身披破麻布，伸出脏兮兮的手，乞讨一个铜板。而如今乞食的多数是儿童，瘦小，脸色冷漠，有些不超过五六岁。妇女裹着长袍，坐在繁忙街道的水沟边，膝盖上是她们的儿子，一遍遍念着：“行行好，行行好！”还有别的，某种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几乎见不到有任何成年男子在他们身边——战争把父亲变成阿富汗的稀缺物品。
我们开在一条朝西通往卡德察区的街道上，我记得在1970年代，这可是主要的商业街：雅德梅湾。干涸的喀布尔河就在我们北边。那边的山麓之上，耸立着残破的旧城墙。它东边紧邻的巴拉·希萨堡垒——1992年军阀多斯敦[1]Abdul Rashid Dostum（1954～），北方联盟领导人之一。[1]一度占领这座古代城堡——坐落在雪达瓦扎山脉上。1992年到1996年间，人民圣战者组织的火箭如雨点般从那座山脉射出来，落进喀布尔城里，造成如今摆在我眼前的浩劫。雪达瓦扎山脉朝西逶迤而去。我记得，“午炮”也是从这些山峦中发出来的，它每天响起，宣告中午来临；在斋月期间，它也是一声信号，意味着白天的禁食可以结束了。那些天，整座城市都能听见午炮的轰鸣。
“我小时候常常路过这儿，前往雅德梅湾。”我喃喃说，“过去这儿商店宾馆林立，遍地食肆和霓虹灯。我经常向一个叫做塞弗的老人买风筝。他在旧警察局旁边开了间小小的风筝铺。”
“警察局还在那儿。”法里德说，“这座城市不缺警察。但你在雅德梅湾，或者喀布尔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到风筝或者风筝铺了。那样的日子已经结束。”
雅德梅湾业已变成一座巨大的废墟。那些尚未被彻底摧毁的屋宇赤条条竖在那儿，屋顶破了大洞，墙壁嵌满火箭的弹片。整个街区已经化为瓦砾。我看见一个带着弹孔的招牌斜斜埋在一堆残骸中，上面写着“请喝可口可……”。我看见在那些犬牙交错的砖石废墟中，有座没有窗户的破房子，儿童在里面玩耍。自行车和骡车在孩子、流浪狗和一堆堆废物中穿梭。城市上方是灰蒙蒙的尘雾，河那边，一道青烟袅袅升上天空。
“那些树呢？”我说。
“冬天的时候被人们砍成柴火了。”法里德说，“俄国佬也砍了不少。”
“为什么？”
“树上经常躲着狙击手。”
一阵悲哀向我袭来。重返喀布尔，犹如去拜访一个多年未遇的老朋友，却发现他潦倒凄戚，发现他无家可归、身无分文。
“我爸爸过去在沙里诺区盖了个恤孤院，旧城那边，就在这里南面。”我说。
“我有印象，”法里德说，“它在几年前被毁了。”
“你可以停车吗？”我说，“我想在这里走走，很快就好。”
法里德把车停在一条小巷，旁边有座摇摇欲坠的房子，没有门。“那过去是间药房。”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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