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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初步摸清抛粮囤钱囤锦的大户名单时，这些家伙的所作所为导致的不良反应，也已经在各地显现出来了。幸好，李素的反击和抛售也很快就能跟上。
七月二十二日，也是官府正式开始催收秋税后第七天，一大早，郫县和周边的都安县、江原县，都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异状和骚动。
原来，是各乡的乡老、乡佐，在下乡宣传征税政策时，都不得不贴出了告示，显示即日起本县秋税的户调和庸役部分，应当缴纳钱、锦或者服役，不能以粮食替代了——
这也不算官府失信，因为租庸调法里本来就是规定，每个地方缴粮食是有上限的，先到先选，晚来的话，如果前面的人交粮把官仓塞满了，后来的人就无法再以粮带调、庸。
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许人交粮，至少“租”的部分本来就是应该收粮食的，所以百姓如果坚持租的部分依然交粮，官府必须收，这就好比后世要保证人民币一定能用出去一样，是政府信用的体现。只是不许用粮来替换本来应该是钱和劳力的部分。
郫县等地的官仓，也不是真的到了爆仓的那一刻才贴告示，而是提前留了一点余粮，算过剩余仓库不多了，不够百姓再置换了，就提前贴出。
一开始穷苦百姓们没把这个法条当回事儿，无非是因为没想到大户们交税会那么积极，一上来就把交粮食的指标挤占完了——
往年按照大汉朝的习惯法，秋税收一个半月能收上来，都是正常的，再快的话还能给地方官算政绩，是“治绩卓异”的表现。益州这儿，年年都是七月十五开始就能交税，到八月底交清就行。
自桓灵以来，民不聊生，还有很多人能拖则拖、卖儿卖女逼得没办法才交税。今年一个半月的收税期，才过了前六分之一，粮食居然就收够了，简直千古未有。
“差爷，这……怎么就不收粮了呢？这，说好了新法不是让咱自个儿选交哪个划算就交哪个嘛？您不能啊，现在一石米才卖二百多钱，窄锦一丈三百二十钱，宽锦三尺五要三百五十钱。
咱换成锦再交，得多交好几成啊。咱郫县还是右将军的封地所在呢，右将军怎能盘剥自己子民，传出去也不是个事儿啊！”
一些穷人百姓发现了问题后，就围着征税亭吵嚷叫屈起来。
乡佐税吏们当然要申明政策：“不要慌不要慌，右将军会平抑物价、设法买粮的，但国法不能废。四月份新法通过之后，就在各县各乡反复宣讲，要求下至每个亭长都熟悉新法、宣讲给治下百姓。一共就那么几条，这都三个多月过去了，你们不能说不知道啊！
之所以交粮的人多、份额被占了，就是因为聪明人看出今年粮价便宜，交粮划算，大家都会选择交粮，所以他们抢着交，先纳税的人有得选。这事儿虽然事出有因，但最大的问题还是你们自己拖延，缴税不积极。要知道施行租庸调法之后，肯定是缴税越积极的人越占便宜。”
法律的严肃性还是要维护的，所以李素不会为了安抚民心，不让百姓经历这一番教育，就直接出面救市。
给个棒槌再给个枣之后，对于开化民智、让百姓多点商业思维、守信意识、办事不拖延，也是有好处的。
说不定明年全体人民缴税都积极了，要争抢这个“优先选择权”。
因为完全是官府占理，闹事的人争辩了几次，没有办法。这时那些税吏乡佐就按照县令吩咐的要求，开始宣布：
“大家也不要急，现在米家是二百三十钱一石。虽然你们今年因为缴税拖延，原本是咎由自取，但朝廷也说了，就算米再多，常平仓塞不下，哪怕新修仓库，或者给徭役和兵役的人家多发粮饷，也不会坐视粮米没法入库的。
如果米价真跌到二百钱一石，大王会托底无限量收购，以防谷贱伤农。现在还有三十钱的差价，早纳税的早好，手头有锦的也别藏着掖着了，越早缴税越划算。有钱交钱，有锦交锦。另外锦价也会平抑的，至于比现在再涨多少再平抑，那就不好说了，反正早纳税是不会亏的！”
百姓们一听，见官府肯托底，确保不会离谱亏，也就认了。这里面很多人也不是完全没有铜钱或者蜀锦，而是看到现在粮食便宜，想缴粮食占便宜，实在不能缴了才缴钱。
官府这样的操作，倒也把局势又多稳住了两三天，脑子灵活些的百姓都缴了税，只有些特别认死理，觉得已经吃亏了，那就再等等的，还在死耗。
而李素的这个姿态，也引诱得各地奸商大户们愈发相信官府只是画大饼，其实没有那么多蜀锦可以抛售来平抑钱、锦价格，抬回粮价。
当天晚上，郫县大户何宗家里，他的管家就把李素的懦弱推搪禀报给了家主。何宗也没有犹豫，立刻通知了邻县的同谋，还有广汉绵竹、犍为南安的几个大户。
第二天开始，李素已经逐步在市场上放出宽幅蜀锦，价位还比较高，因为大伙儿也知道宽幅蜀锦倒卖到外地还有实际溢价，价值要比同等面积的窄锦贵一两成。所以那些囤锦大户都是按一千二百钱一丈的价格进货的。
虽然钱花得多，有点心疼，但所有人都觉得这个盘子的抛压扛得住。
另外，钱流到市面上多了，也会导致百姓容易拿钱缴税，所以他们还得继续卖粮收钱，用粮食把钱换回来，制造普遍钱荒。
……
三天之后，七月二十五号，米价跌到两百钱一石的时候，李素终于言出必践地出手了。
二十三、二十四两天，他也有开始陆续卖锦了，但是量还没那么大，关键是以民间商人的名义和渠道卖的，没有宣布“国家队进场救市”。
二十五号，那就是明着国家队救市了。
这天一早，成都的汉中王行宫里，就正式颁出了王令：鉴于今年益州全境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其实是因为地主土豪们把存粮都拿来抛售了，丰收也丰收，但没那么明显），谷贱伤农，汉中王怜恤民间疾苦，抛售蜀锦、并拿出府库铜钱买粮救市，让卖粮缴税的百姓能有足够的钱/锦完税。
一天之内，周边各县和犍为、广汉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官府的所有运粮船队、各大商家的船队，也拼命运转起来，把新收到的粮食转运出去。
因为确实是存不下了，所以也不能原地露天堆着，那样会腐烂浪费的。所以主要的去向就是那么几类：
首先是鼓励军户、手工业户那些不种地的百姓，趁着粮价便宜收粮，尤其是吃官府皇粮的军队、在南安修乐山堰的徭役苦工，发饷能多发粮米的就尽量用粮米。
吃不完还可以给士兵、苦役加餐。关羽留在南安兴修水利的人手，现在人人每天吃五顿饭，除了三顿正餐还有两顿点心，只是要求他们多干活，加快工程进度。
僰道的炼钢厂、锻铁铺，自贡的盐场，那些官营的铁匠、盐丁，本来都是官营包吃住的，也临时改善伙食待遇。
实在还不好处理的粮食，就多雇佣船夫，走水路走岷江-长江-嘉陵江，千里往汉中的西关驿运输，囤积起来，作为北伐粮食。
因为“粮食多得吃不完也放不下”只是发生在成都平原，刘备治下的荆南和汉中还是没有出现粮食爆仓的。原先只不过因为“成都的粮食哪怕走水路运到汉中，两石半也只能运抵一石，路途损耗高达六成”，而不怎么舍得运。
但今年既然是爆仓，也就稍微运走，消化掉一批。
最后还有多的，李素还建议在技术保密的前提下，拿来按照原本酿造“中山冬酿”的工艺，酿成清酒。而且，再利用这两年刚发明的汽锅，蒸馏一批相对高度、能有三四十度的白酒出来。
当然了，这也只是在今年这种博弈的特殊情况下才酿造的，酿出来也不是为了享乐或者大批量卖，最多是明年北伐时储备一些消毒的酒精。李素肯定要严格保密技术，只在少数地方定点加工，免得泄露出去后糟蹋太多粮食。
如今这个乱世，出了荆益，其他到处都在饿死人，拿粮食酿高度白酒一定要严控，特殊情况粮食存不住才能酿。
……
在国家队救市的情况下，那些豪强奸商们终于坐不住了。
身处犍为的陈家族长陈建，在七月底这天，把郫县何宗等几个同谋请来，拷问他的情报是否有误：
“朝廷怎么有这么多钱和锦救市？何老，你的情报不会有误吧？我们陈家号称犍为第一富豪，都已经拿出一多半的仓库陈粮了，我们一家就进货了上万匹宽锦，怎么还没把官府的存货买空？”
陈建家的田产就在僰道、自贡等地，而僰道是岷江-长江交汇的转运枢纽，所以陈建这些日子眼睁睁看着数以百计的粮船满载往江州驶去、说是要再走嘉陵江转运汉中。
还有数量不少的粮车，被“盐铁都尉”王连的人押着，送去了一些新造的神秘作坊（其实是去酿白酒）。
所以犍为富豪，是最能深切体会官府安排调度能力的，他们也最为担心。
面对他们的指控，最接近成都中枢的何宗，当然是觉得很无辜：“老夫怎会出... -->>
李素初步摸清抛粮囤钱囤锦的大户名单时，这些家伙的所作所为导致的不良反应，也已经在各地显现出来了。幸好，李素的反击和抛售也很快就能跟上。
七月二十二日，也是官府正式开始催收秋税后第七天，一大早，郫县和周边的都安县、江原县，都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异状和骚动。
原来，是各乡的乡老、乡佐，在下乡宣传征税政策时，都不得不贴出了告示，显示即日起本县秋税的户调和庸役部分，应当缴纳钱、锦或者服役，不能以粮食替代了——
这也不算官府失信，因为租庸调法里本来就是规定，每个地方缴粮食是有上限的，先到先选，晚来的话，如果前面的人交粮把官仓塞满了，后来的人就无法再以粮带调、庸。
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许人交粮，至少“租”的部分本来就是应该收粮食的，所以百姓如果坚持租的部分依然交粮，官府必须收，这就好比后世要保证人民币一定能用出去一样，是政府信用的体现。只是不许用粮来替换本来应该是钱和劳力的部分。
郫县等地的官仓，也不是真的到了爆仓的那一刻才贴告示，而是提前留了一点余粮，算过剩余仓库不多了，不够百姓再置换了，就提前贴出。
一开始穷苦百姓们没把这个法条当回事儿，无非是因为没想到大户们交税会那么积极，一上来就把交粮食的指标挤占完了——
往年按照大汉朝的习惯法，秋税收一个半月能收上来，都是正常的，再快的话还能给地方官算政绩，是“治绩卓异”的表现。益州这儿，年年都是七月十五开始就能交税，到八月底交清就行。
自桓灵以来，民不聊生，还有很多人能拖则拖、卖儿卖女逼得没办法才交税。今年一个半月的收税期，才过了前六分之一，粮食居然就收够了，简直千古未有。
“差爷，这……怎么就不收粮了呢？这，说好了新法不是让咱自个儿选交哪个划算就交哪个嘛？您不能啊，现在一石米才卖二百多钱，窄锦一丈三百二十钱，宽锦三尺五要三百五十钱。
咱换成锦再交，得多交好几成啊。咱郫县还是右将军的封地所在呢，右将军怎能盘剥自己子民，传出去也不是个事儿啊！”
一些穷人百姓发现了问题后，就围着征税亭吵嚷叫屈起来。
乡佐税吏们当然要申明政策：“不要慌不要慌，右将军会平抑物价、设法买粮的，但国法不能废。四月份新法通过之后，就在各县各乡反复宣讲，要求下至每个亭长都熟悉新法、宣讲给治下百姓。一共就那么几条，这都三个多月过去了，你们不能说不知道啊！
之所以交粮的人多、份额被占了，就是因为聪明人看出今年粮价便宜，交粮划算，大家都会选择交粮，所以他们抢着交，先纳税的人有得选。这事儿虽然事出有因，但最大的问题还是你们自己拖延，缴税不积极。要知道施行租庸调法之后，肯定是缴税越积极的人越占便宜。”
法律的严肃性还是要维护的，所以李素不会为了安抚民心，不让百姓经历这一番教育，就直接出面救市。
给个棒槌再给个枣之后，对于开化民智、让百姓多点商业思维、守信意识、办事不拖延，也是有好处的。
说不定明年全体人民缴税都积极了，要争抢这个“优先选择权”。
因为完全是官府占理，闹事的人争辩了几次，没有办法。这时那些税吏乡佐就按照县令吩咐的要求，开始宣布：
“大家也不要急，现在米家是二百三十钱一石。虽然你们今年因为缴税拖延，原本是咎由自取，但朝廷也说了，就算米再多，常平仓塞不下，哪怕新修仓库，或者给徭役和兵役的人家多发粮饷，也不会坐视粮米没法入库的。
如果米价真跌到二百钱一石，大王会托底无限量收购，以防谷贱伤农。现在还有三十钱的差价，早纳税的早好，手头有锦的也别藏着掖着了，越早缴税越划算。有钱交钱，有锦交锦。另外锦价也会平抑的，至于比现在再涨多少再平抑，那就不好说了，反正早纳税是不会亏的！”
百姓们一听，见官府肯托底，确保不会离谱亏，也就认了。这里面很多人也不是完全没有铜钱或者蜀锦，而是看到现在粮食便宜，想缴粮食占便宜，实在不能缴了才缴钱。
官府这样的操作，倒也把局势又多稳住了两三天，脑子灵活些的百姓都缴了税，只有些特别认死理，觉得已经吃亏了，那就再等等的，还在死耗。
而李素的这个姿态，也引诱得各地奸商大户们愈发相信官府只是画大饼，其实没有那么多蜀锦可以抛售来平抑钱、锦价格，抬回粮价。
当天晚上，郫县大户何宗家里，他的管家就把李素的懦弱推搪禀报给了家主。何宗也没有犹豫，立刻通知了邻县的同谋，还有广汉绵竹、犍为南安的几个大户。
第二天开始，李素已经逐步在市场上放出宽幅蜀锦，价位还比较高，因为大伙儿也知道宽幅蜀锦倒卖到外地还有实际溢价，价值要比同等面积的窄锦贵一两成。所以那些囤锦大户都是按一千二百钱一丈的价格进货的。
虽然钱花得多，有点心疼，但所有人都觉得这个盘子的抛压扛得住。
另外，钱流到市面上多了，也会导致百姓容易拿钱缴税，所以他们还得继续卖粮收钱，用粮食把钱换回来，制造普遍钱荒。
……
三天之后，七月二十五号，米价跌到两百钱一石的时候，李素终于言出必践地出手了。
二十三、二十四两天，他也有开始陆续卖锦了，但是量还没那么大，关键是以民间商人的名义和渠道卖的，没有宣布“国家队进场救市”。
二十五号，那就是明着国家队救市了。
这天一早，成都的汉中王行宫里，就正式颁出了王令：鉴于今年益州全境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其实是因为地主土豪们把存粮都拿来抛售了，丰收也丰收，但没那么明显），谷贱伤农，汉中王怜恤民间疾苦，抛售蜀锦、并拿出府库铜钱买粮救市，让卖粮缴税的百姓能有足够的钱/锦完税。
一天之内，周边各县和犍为、广汉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官府的所有运粮船队、各大商家的船队，也拼命运转起来，把新收到的粮食转运出去。
因为确实是存不下了，所以也不能原地露天堆着，那样会腐烂浪费的。所以主要的去向就是那么几类：
首先是鼓励军户、手工业户那些不种地的百姓，趁着粮价便宜收粮，尤其是吃官府皇粮的军队、在南安修乐山堰的徭役苦工，发饷能多发粮米的就尽量用粮米。
吃不完还可以给士兵、苦役加餐。关羽留在南安兴修水利的人手，现在人人每天吃五顿饭，除了三顿正餐还有两顿点心，只是要求他们多干活，加快工程进度。
僰道的炼钢厂、锻铁铺，自贡的盐场，那些官营的铁匠、盐丁，本来都是官营包吃住的，也临时改善伙食待遇。
实在还不好处理的粮食，就多雇佣船夫，走水路走岷江-长江-嘉陵江，千里往汉中的西关驿运输，囤积起来，作为北伐粮食。
因为“粮食多得吃不完也放不下”只是发生在成都平原，刘备治下的荆南和汉中还是没有出现粮食爆仓的。原先只不过因为“成都的粮食哪怕走水路运到汉中，两石半也只能运抵一石，路途损耗高达六成”，而不怎么舍得运。
但今年既然是爆仓，也就稍微运走，消化掉一批。
最后还有多的，李素还建议在技术保密的前提下，拿来按照原本酿造“中山冬酿”的工艺，酿成清酒。而且，再利用这两年刚发明的汽锅，蒸馏一批相对高度、能有三四十度的白酒出来。
当然了，这也只是在今年这种博弈的特殊情况下才酿造的，酿出来也不是为了享乐或者大批量卖，最多是明年北伐时储备一些消毒的酒精。李素肯定要严格保密技术，只在少数地方定点加工，免得泄露出去后糟蹋太多粮食。
如今这个乱世，出了荆益，其他到处都在饿死人，拿粮食酿高度白酒一定要严控，特殊情况粮食存不住才能酿。
……
在国家队救市的情况下，那些豪强奸商们终于坐不住了。
身处犍为的陈家族长陈建，在七月底这天，把郫县何宗等几个同谋请来，拷问他的情报是否有误：
“朝廷怎么有这么多钱和锦救市？何老，你的情报不会有误吧？我们陈家号称犍为第一富豪，都已经拿出一多半的仓库陈粮了，我们一家就进货了上万匹宽锦，怎么还没把官府的存货买空？”
陈建家的田产就在僰道、自贡等地，而僰道是岷江-长江交汇的转运枢纽，所以陈建这些日子眼睁睁看着数以百计的粮船满载往江州驶去、说是要再走嘉陵江转运汉中。
还有数量不少的粮车，被“盐铁都尉”王连的人押着，送去了一些新造的神秘作坊（其实是去酿白酒）。
所以犍为富豪，是最能深切体会官府安排调度能力的，他们也最为担心。
面对他们的指控，最接近成都中枢的何宗，当然是觉得很无辜：“老夫怎会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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