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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迩声色,忧勤惕厉,殚心治理。”
由此可见,他的自我评价“朕非亡国之君”,并不是文过饰非的夸张之词。但是,明朝恰恰在他手上灭亡了,于是乎历史让他背上了“亡国之君”的恶名,似乎有点不太公平。人们只能感叹他生不逢时,进行委婉的解释。
《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那意思是说,明朝灭亡的祸根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一手种下的。
明清史一代宗师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把上述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熹宗(按:即天启帝),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按:即崇祯帝)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既揭示了历史的真相,也反映了历史的无情,让并非亡国之君的崇祯皇帝上演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这不禁使作者想起了,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中有一句名言:“皇帝是历史的奴隶。”
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无边的,可以向任何人发号施令,似乎也可以向历史发号施令。其实不然,正如托翁所说,人类有意识地为自己而生活,却在无意之中,成为达成全人类历史目的的一种工具,皇帝也不例外。
历史是人类无意识的共同集团生活,将皇帝生活的所有瞬间,当作达成自己目的的道具,只为自己而利用这个道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皇帝是历史的奴隶。
崇祯皇帝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大势已去,回天乏力,所以向大臣们吐露了自己的内心独白:“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
在临近王朝末日的紫禁城里,他常常暗自叹息:“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
明朝灭亡以后,遗老遗少们回首往事,不免感慨系之,但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崇祯皇帝不是一个亡国之君。
复社诗人吴伟业的《圆圆曲》,以“鼎湖当日弃人间”的诗句来缅怀皇帝的逝去。
他的史学名著《绥寇纪略》对逝去的皇帝崇祯皇帝给予高度的评价,大意是:皇上焦劳十七年,作风恭敬俭朴类似弘治皇帝,英毅果断类似嘉靖皇帝。处理公务机敏迅速,手不释卷,喜好读书、写字,书法逼近欧阳询,有文武才,善于骑射,力挽强弓,每发必中。他勤于朝政,黎明即起,一直工作到疲惫不堪才休息。上朝时仪表端庄,给人留下目光端正,姿势庄重的感觉。这样一位恭敬俭朴、英毅果断、能文能武的君主,落得个亡国的下场,不免令吴伟业这样的遗老遗少嗟叹不已。
《甲申传信录》在“睿谟留憾”的标题下,如此评价崇祯皇帝:英毅果断,继承万历、天启的政治遗产,拨乱反正,革除前朝弊政,打击邪党,励精图治,勤于朝政,希望出现中兴之治。然而边疆战事频发,中原内部空虚,饥馑连年,盗贼横行,拮据天下十七年,王朝覆亡,以身殉国。
呜呼!如此英明睿智的君主,十七年宵衣旰食,从来不曾开怀舒心,留下多么大的遗憾啊!该书写这些话的时候,崇祯皇帝已经死去,用不到拍马奉承,这是野史以秉笔直书的笔法,为后人留下一段信史,应当是可信的。事实确是如此。
崇祯皇帝经常对大臣们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因为他必须面对一个烂摊子,边疆武备废弛的许多积弊,百姓生活的长久贫困,官场陋习的陈陈相因,都必须面对。所以他经常举行御前会议,当时称为“召对”。
这种召对极为郑重其事,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御史,以及翰林院、锦衣卫的官员,都得参加,内容是商榷国事,改革积弊,推行新政。因此,他成了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罕见的勤劳皇帝。
朱元璋大小政务都要亲自处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一直到深夜,没有假期,没有娱乐。
在这点上他与朱元璋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整日忧勤惕厉,寝食不安。朱元璋定下每日上朝的祖制,后来的皇帝大多视为虚文,特别是到了隆庆、万历之际,公然改为每逢三、六、九日上朝,以后索性连三六九也“免朝”了。
崇祯皇帝恢复了每日上朝的祖制,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着。崇祯十五年(1642)他再次重申:与群臣共同裁决政事,只有少数节日可以免朝外,每日都应该上朝;上朝完毕后,如果大臣要请示报告,可以报名,听候召见,如有大臣从中阻挠,以“奸欺”罪处死。如此十几年如一日,无怪乎他要慨叹“夙夜焦劳”了。
然而,他的“夙夜焦劳”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是什么缘故呢?
早在崇祯五年,兵部主事华允诚就有所分析。他在奏疏中向皇帝直言不讳地指出,朝政的“可喜”与“可忧”之处。
大意是说,三四年来,皇上焦劳于上,群臣匆匆孜孜,目不暇接,而法令烦琐,臣民解体,人才损失,国家受伤。终于形成这样的局面:皇上焦劳于上,诸臣舞弊于下,一切的努力都付诸东流。
他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第一,主事者借口皇上刚毅严明,大搞严刑峻法;借口皇上综核名实,大搞锱铢必较,终于使得官场竞尚刑名,追求细碎,把皇上图治的迫切心情,化作诸臣斗智的捷径;
第二,率领部属的大僚,一再惊魂于向皇上认罪,监察官员埋头于撰写弹劾奏疏,致使官吏考核只问税收钱粮,同心同德的精神,化作案牍文书的较量;
第三,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势,大臣只有分立门户的念头,意见分歧,议论纷扰,致使“剿抚”的大计等同儿戏,人才的用舍举棋不定。
只是,国事的日渐颓唐与衰败,真的只是这个原因吗?
当然不是,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
崇祯无法回答自已,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明朝渐渐走向灭亡的原因,也许只有从后世穿越回来的李啸,才能在心中知道。
不迩声色,忧勤惕厉,殚心治理。”
由此可见,他的自我评价“朕非亡国之君”,并不是文过饰非的夸张之词。但是,明朝恰恰在他手上灭亡了,于是乎历史让他背上了“亡国之君”的恶名,似乎有点不太公平。人们只能感叹他生不逢时,进行委婉的解释。
《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那意思是说,明朝灭亡的祸根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一手种下的。
明清史一代宗师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把上述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熹宗(按:即天启帝),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按:即崇祯帝)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既揭示了历史的真相,也反映了历史的无情,让并非亡国之君的崇祯皇帝上演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这不禁使作者想起了,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中有一句名言:“皇帝是历史的奴隶。”
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无边的,可以向任何人发号施令,似乎也可以向历史发号施令。其实不然,正如托翁所说,人类有意识地为自己而生活,却在无意之中,成为达成全人类历史目的的一种工具,皇帝也不例外。
历史是人类无意识的共同集团生活,将皇帝生活的所有瞬间,当作达成自己目的的道具,只为自己而利用这个道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皇帝是历史的奴隶。
崇祯皇帝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大势已去,回天乏力,所以向大臣们吐露了自己的内心独白:“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
在临近王朝末日的紫禁城里,他常常暗自叹息:“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
明朝灭亡以后,遗老遗少们回首往事,不免感慨系之,但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崇祯皇帝不是一个亡国之君。
复社诗人吴伟业的《圆圆曲》,以“鼎湖当日弃人间”的诗句来缅怀皇帝的逝去。
他的史学名著《绥寇纪略》对逝去的皇帝崇祯皇帝给予高度的评价,大意是:皇上焦劳十七年,作风恭敬俭朴类似弘治皇帝,英毅果断类似嘉靖皇帝。处理公务机敏迅速,手不释卷,喜好读书、写字,书法逼近欧阳询,有文武才,善于骑射,力挽强弓,每发必中。他勤于朝政,黎明即起,一直工作到疲惫不堪才休息。上朝时仪表端庄,给人留下目光端正,姿势庄重的感觉。这样一位恭敬俭朴、英毅果断、能文能武的君主,落得个亡国的下场,不免令吴伟业这样的遗老遗少嗟叹不已。
《甲申传信录》在“睿谟留憾”的标题下,如此评价崇祯皇帝:英毅果断,继承万历、天启的政治遗产,拨乱反正,革除前朝弊政,打击邪党,励精图治,勤于朝政,希望出现中兴之治。然而边疆战事频发,中原内部空虚,饥馑连年,盗贼横行,拮据天下十七年,王朝覆亡,以身殉国。
呜呼!如此英明睿智的君主,十七年宵衣旰食,从来不曾开怀舒心,留下多么大的遗憾啊!该书写这些话的时候,崇祯皇帝已经死去,用不到拍马奉承,这是野史以秉笔直书的笔法,为后人留下一段信史,应当是可信的。事实确是如此。
崇祯皇帝经常对大臣们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因为他必须面对一个烂摊子,边疆武备废弛的许多积弊,百姓生活的长久贫困,官场陋习的陈陈相因,都必须面对。所以他经常举行御前会议,当时称为“召对”。
这种召对极为郑重其事,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御史,以及翰林院、锦衣卫的官员,都得参加,内容是商榷国事,改革积弊,推行新政。因此,他成了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罕见的勤劳皇帝。
朱元璋大小政务都要亲自处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一直到深夜,没有假期,没有娱乐。
在这点上他与朱元璋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整日忧勤惕厉,寝食不安。朱元璋定下每日上朝的祖制,后来的皇帝大多视为虚文,特别是到了隆庆、万历之际,公然改为每逢三、六、九日上朝,以后索性连三六九也“免朝”了。
崇祯皇帝恢复了每日上朝的祖制,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着。崇祯十五年(1642)他再次重申:与群臣共同裁决政事,只有少数节日可以免朝外,每日都应该上朝;上朝完毕后,如果大臣要请示报告,可以报名,听候召见,如有大臣从中阻挠,以“奸欺”罪处死。如此十几年如一日,无怪乎他要慨叹“夙夜焦劳”了。
然而,他的“夙夜焦劳”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是什么缘故呢?
早在崇祯五年,兵部主事华允诚就有所分析。他在奏疏中向皇帝直言不讳地指出,朝政的“可喜”与“可忧”之处。
大意是说,三四年来,皇上焦劳于上,群臣匆匆孜孜,目不暇接,而法令烦琐,臣民解体,人才损失,国家受伤。终于形成这样的局面:皇上焦劳于上,诸臣舞弊于下,一切的努力都付诸东流。
他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第一,主事者借口皇上刚毅严明,大搞严刑峻法;借口皇上综核名实,大搞锱铢必较,终于使得官场竞尚刑名,追求细碎,把皇上图治的迫切心情,化作诸臣斗智的捷径;
第二,率领部属的大僚,一再惊魂于向皇上认罪,监察官员埋头于撰写弹劾奏疏,致使官吏考核只问税收钱粮,同心同德的精神,化作案牍文书的较量;
第三,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势,大臣只有分立门户的念头,意见分歧,议论纷扰,致使“剿抚”的大计等同儿戏,人才的用舍举棋不定。
只是,国事的日渐颓唐与衰败,真的只是这个原因吗?
当然不是,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
崇祯无法回答自已,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明朝渐渐走向灭亡的原因,也许只有从后世穿越回来的李啸,才能在心中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