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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巴士 www.wx84.cc,走下圣坛的周恩来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不要误会总理没脾气,他脾气大发时也是足够“吓”人的。要讲至情至性奔放不羁的周恩来,就不能不讲讲我所见过的至今记忆鲜明如初的他的五次发脾气。

    若是对敌斗争,无论怎样愤怒,怎样激烈,都不能叫作发脾气。“发脾气”在这里特定地是指对同志、对朋友,对身边所亲近的人表现出激烈的情绪、批评,甚至训斥我们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相聚时,常谈及现在回忆和描写总理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及回忆录,都感到缺了什么,就是没反映出总理严厉的一面。

    总理个人的基本色调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决不缺少严厉;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没有谁不曾感受到这种严厉。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务院副总理及各部委办的负责人,都有些“伯”总理。同其他伟大的领袖人物相比较,甚至是“最怕周总理”

    有位老同志说过一句虽然不够准确全面,但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接近事实的真话。他说:“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

    我讲总理的五次发脾气,实际是选择了五种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和不同原因的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源自跳舞。

    总理爱跳舞。他难得休息和娱乐,有点宝贵的休息时间他首先是选择跳舞,因为跳舞可以集运动、放松和工作为一体,这些在后面章节里将详细介绍。

    年代的舞会是比较多的。那时没有迪斯科、霹雷舞、太空舞这些名堂,那时只是交谊舞,并且基本就是“三步”、“四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主要在春藕斋跳,总理去的不多,总理主要是在紫光阁和北京饭店跳舞。因为国务院领导,各部委办负责人及部分在京的军队领导人,主要都是在这两个地方跳。陪舞的女性主要来自部队。那时阶级斗争还激烈,政治审查严,部队的人可靠。也有文艺团体的女性,包括一些著名演员。

    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对于高级领导干部也不例外,表现在舞场上也必然“气象万千”了。

    比如总理,他不愧德尊一代,功垂千古。跳舞也是高雅文明,既洒脱又礼貌,风度翩翩又绝无轻浮。

    比如陈老总,与总理风格相异,或轻松随便,或热烈活泼,或漫不经心,但绝无轻浮越轨。

    不过,也确实有领导干部热烈至过头、随便到越轨。怎么说呢?讲好听了叫解放、叫超前,讲难听了叫放肆、叫放浪。

    周恩来第一次为跳舞发脾气是在北京饭店。舞会一般是8点开始,总理往往是lo点到,象征性跳几圈,同大家见见面,向舞伴问些部队或社会上的情况,同各部门负责人简单交流一下工作意见就退席。

    记得那天舞会,赵燕侠、新凤霞、马玉涛这些著名女演员也参加了,间场时还组织几个唱段。总理本来就喜欢听她们唱,心情格外明朗愉快。跳舞时,轻捷潇洒,像一股春风;听歌时,头稍稍后仰,嘴角漾着静温无言的微笑,右手在坐椅扶手上轻轻打拍子。

    这一切都是我所熟悉的周恩来。

    然而,跳过三场后,总理脸色忽然变了。笑容被一只无形的手用力抹去,他的脸胀红起来,仿佛为什么事感到羞耻,眉头微蹙,目光朝某一个目标一瞥又一瞥一般情况下,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跟随总理去跳舞时,都是可以跟着下场的。我注意到总理的变色变态,顺他的目光寻找,发现了问题所在。

    那是位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他的跳舞,用我们当时的话讲,叫做“很不严肃”

    我们对首长都是很尊重的,所以只讲“很不严肃”不会讲更过分的话。他的舞蹈动作越轨了。现在的舞场上,这种“镜头”可能不少见,那时可不然,有点“触目惊心”

    怎么说呢?比如现在有人跳“磨肚皮舞”他与那个年轻的女文工团员,即便说不到磨肚皮,也搂得够紧,贴上去了。比如现在有人跳“贴面舞”他那不叫贴面也是时触时离,若离若即。随着舞会渐渐热烈,他跟那个年轻女团员也渐渐炽烈,他的手也开始不老实,上下轻移,摸摸捏捏总理的脸色由红渐渐转苍白,他的感情从羞耻而变成恼火义愤;他的目光开始还犀利地朝那位干部扫射,后来终于黯淡下来,伤心失望地再不肯看那位干部一眼。

    他已经跳到了门口的方向,虽然舞曲末终,他也不再继续旋转,彬彬有礼地脱离舞伴,点点头,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有事,该走了。”

    我们虽然正年轻,想跳舞,但是不敢离开他,一见他要走,都匆匆扔下舞伴去追随。

    一名卫士就跑去拿他的大衣。

    那时没有现在的讲究,现在高级饭店的舞场都有存放衣物处,当然也有失窃严重的原因。那时没有这种服务,也没有失窃的忧虑。参加舞会的人,多余衣物都是往椅子沙发上一丢,摞一大堆;不分职务高低,不分衣物高档低档干净不干净,全堆一起。总理在门口立住脚,看卫士取大衣。卫士手忙脚乱,翻出总理的大衣,往出拿时,把压在上面的别人的一件衣物弄掉地了。

    当卫士将大衣交给总理时,正在胸脯起伏的总理忽然脾气大发。他生来不会骂人。

    毛泽东偶尔发火还会说个“屁话”吼一声“滚”总理连这些话也从不会讲。他最严厉的话是:“这是不允许的!”他激烈时也不过两句典型语言:“滑稽!”或“胡闹台!”

    现在,总理显得那么严厉,目光和声音一样尖锐:“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别人的衣服弄掉地?这是不尊重人,是不礼貌,不文明!”

    总理前两句话声音还不大,说到“不尊重人”“不礼貌,不文明”时,声音放得很大,传向舞场。卫士何曾见过这样的脾气大发?流水也似伤下头。总理却继续大声训斥着:“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小事不注意,遇到时机一样能闹出大事。这是不允许的!”

    卫士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分量。他哭了。

    总理板着面孔走了,登车而去。他批评人无论多么严厉,事后总要再找你一次,重新解释安慰一番。

    “唉,发脾气是一种无能表现。”总理事后这样解释:“对不起了,请你原谅。我那天心情不好,这不是对着你来的”

    我们都明白,总理大声训斥的那些话,是说给放肆舞场的极少数负责干部的。

    还是那句话,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我们经常跟随总理去参加舞会,他又常常是在舞会进行一段时间后到场,正是热烈起来的时候,有时难免遇到不严肃的场面。遇到了他就生气。记得第二次遇到时,他当场就不跳了,就在舞场中间气愤地喊了一声:“不跳了!走!”随着这下声,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就都停下舞,追着总理往出走。有名卫士跳舞中没听见,等发现追出去时,总理已经甩下他坐车走了。

    可是,这种含蓄的批评、抗议和警告,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总理在场,这种个别干部注意些,总理不在,他们还是不肯放弃这种“放松”和“愉快”总理参加舞会没有准点,有时仍然要碰上。他终于忍无可忍,开始了当面的严厉批评。我们这些跟随左有的人,见他批评过不少次,对有些人很不满,不留情面地表达了义愤。记得有次一位干部“不严肃”见总理来到,跳舞“放”不开了,就想带着结识的年轻舞伴一起登车走。总理拦住了他,严厉训斥:“你年纪也不小了,连这一点自我约束也做不到?你这样。胡闹台,不觉得羞耻吗?”

    公开的舞场上,气氛总的说是健康而朝气蓬勃;偶尔也只是个别人有所越轨,在总理的影响下还渐渐改正收敛了。真正气氛不够好的还是“家庭舞会”

    所谓家庭舞会;好象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听得多了。其实建国之初就有。当然,一般人是搞不了的,大城市里的资本家另当别论,以共产党的干部讲,就是那些司令、部长也没有搞的条件,也想不到去搞。就我的所见所闻,似乎只有高岗搞过。

    那时,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说身处权力的顶层。他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强干,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作出较大贡献和成绩,抗美援朝又有新奉献,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

    不过,这个人也有弱点,就是喜欢亲近女色,并且不大在意人们对这种事的议论。

    用林彪一句名言来讲,就是认为“小节无害”他在东北是最大的“西瓜”高岗不点头,老天爷不敢下雨的人物。就是东北军区某些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有一位他看不上眼了,也照样表个态度就能将其拿下来免职。这原因很简单。历朝历代,开国之初都必然经历一个“英雄治国”的阶段。这是巩固政权时所不可免的,各方“诸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在建立健全法治之前完成其人治的历史使命。

    大权在握的“诸侯”能否用理想、道德及党纪、军纪、政纪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就要取决于其自身的人品和修养了。高岗的长处不应否认,抗美援朝时,东北处于特殊地位,高岗自然也负有特殊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朝鲜是彭德怀总揽,东北是高岗总揽,北京是总理总揽,这三个人接触频繁,共商共事,一道奋斗,不能说没有感情。所以高岗到北京后,在他家组织舞会,总要让秘书通知我们,请总理务必光临。

    但高岗的短处也无须遮掩。他的亲近女色有时简直“坦荡”得无所顾忌。在东北时,他喜欢白俄姑娘,一旦被缠住,他可以毫不在乎地给东北军区或东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打电话,叫送“招待费”去“救驾”打发那些爱钱不怕官的姑娘。办理过这类“救驾”

    事宜的老同志已经有过回忆文章,这里不多讲。可是高岗的不在乎也太过了,他就没想想北京不是东北。东北的“西瓜”到了北京也许就是“芝麻”至少也不再是“大西瓜”

    第一次邀请,总理兴致勃勃地赶去参加了。刚见面时当然都很热烈礼貌,还免不了互相客气一番。一个是总理,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互相都很尊重。舞一旦跳起来了,高岗便渐渐有点“原形毕露”目光像猎手一样搜寻和享受女性特有的曲线部位的美,调情的话多起来,有些甚至讲得很粗俗。

    对此,总理开始虽然有些感觉,有些意外,但还能宽容。他并不要求别人都像自己一样高雅,参加到革命队伍里的人本来就有各自不同的出身、经历及所受教育,怎么能不允许人家各有千秋呢?彭德怀见了高岗可以直呼其:“哎,高大麻子!”高岗听着很亲。总理如果这样叫,高岗一定就不舒服了。同样,总理在舞场上仍然保持高洁文雅,如果要求高岗也高雅,那就虚假不成其为高岗了。倒是逗几句粗话来得本色。若走到这一步而止,总理不会发脾气。过去在工作的接触中,总理就知道高岗的性格中有着粗犷热烈,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一面。可是,高岗并没到此为止,他又加上了“按摩”动作,并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

    还动真格的了?这位东北来的陕西汉子令总理吃惊。他后来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向我们感慨“山高皇帝远”有些地方官“胡闹台”中央难于很快都查明。

    这一次跳舞,总理后来是生气了。虽然强忍住没发作,但是告辞时态度已经明显地冷淡下来。

    此后,高岗又连续几次邀请总理去跳舞,总理拒绝了两次。考虑到高岗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一把手的重要职务,特别是在国务院兼任着计划委员会主任,今后还要在许多方面合作共事,不能闹太僵,就勉强又接受邀请去了一次。

    这一次高岗不但没收敛,反而更“开放”“搞活”了。以高岗的身分,总理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对其公开发脾气训斥,所以总理在跳到门口时,仍然是朝舞伴点头,礼貌地说声:“对不起,我有事。”便转身退场了。

    这一次其实发脾气更大,因为对高岗是不辞而别,并且上车就走,又把卫士们丢下了。

    “大大咧咧”的高岗这才发现北京不是东北,总理是真发脾气了。他有些尴尬,有些不安。后来又多次让秘书来电话请总理“光临”总理之光却再也不曾照临高岗之家。

    他向我们吩咐:“告诉他,不去。他的舞会我再不要参加!”

    你问50年代的老部长:你最怕谁?我保证他们回答:周恩来。

    如果你再问一句:你最不怕谁?我保证他们还是回答;周恩来。

    “伯”总理,是因为他对工作极端地严格、认真、负责;不怕总理,是因为他高尚、纯洁、正直,对人充满爱心。许多老部长都曾带着极大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对我说:“我们这些部长最怕跟总理汇报工作了。他记忆力太惊人,我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得准确”

    这话不假。我就多次见过总理随口纠正部长们汇报的各种统计数字。部长们拿着材料,总理什么也没拿;部长只管一个部门,总理却掌管全国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这就不能不使部长们流汗“害怕”

    天上地下,国内国外,总理脑子里究竟装了多少东西?谁也难测其万一。就连一面之交的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他在多少年后仍然能叫出名字。这样的例子在人们以往的回忆文章里写得已经很多。有次总理宴请外国专家,外专局报告“在京专家人数约为250人至370人”这样大的伸缩性招待部门如何准备席位?公文报到总理那里,总理随笔便批上一句:“至多280人”

    有关部门就照280名外国专家作准备。到了那天,除个别因故未能出席者外,到席者果然是270多名。

    总理在贵阳曾对当地负责干部有个即兴讲话,有关同志根据记录整理写作出一篇文章,经总理审阅批准,发往北京。吃过晚饭,看过演出,总理提出稿子要修改一下。当地负责人急了,因为没留底稿。总理说“不要紧,你们记录,我来默诵。”总理先背诵一遍原稿,再说出需要改动的几处文字。当地干部又吃惊又疑惑。稿子是省里的人整理写出,总理只看一遍。连整理者都不记得原稿文字,近千字的文章总理怎么可能全背诵正确?将信将疑地拿着这份口述稿和改动文字,电话与北京对照,天哪,竟一字不差!

    过去常听人讲“过目不忘”总以为那是一种夸张形容,只有生活在总理身边,才相信确有其事其人,古人所言并非虚妄。

    记忆力惊人,对工作又极端严格、认真、负责,我便多次见到周恩来当众给那些部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

    “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么!”“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间细节,汇报时就带了有关司局长甚至还有处长。大家准备了又准备,可是没等汇报,总理就沉下了脸:

    “这是作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也被总理严肃批评:“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查档案你会发现,凡是周恩来批阅过的文件,哪怕错一个标点符号他也要改正过来,件件看得细,所以事事记得清。记得有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百十号人,来自几十个部委,人人都显出全力以赴的紧张专注的神情。

    一位部长汇报工作,照着材料念。显然,材料不是他写的,或者是太紧张吧?念不成句子的情况时有发生。当他念到一个指标数字时,周恩来眉头一皱,没好气地说:

    “不对!看清了再念。”

    这话已经包含了挖苦。那位部长脸红了,眯细眼又看着念一遍。

    “不对!”周恩来不满之色溢于形色,点了这位部长的名。点了名就得站起来,然后总理随口说出了准确数字。当场惊起一阵波澜,响起哗哗的翻纸声。我看到好几位部长沉不住气了,将准备再三的材料又悄悄翻一翻。

    “对对,是这个数。”站着汇报的部长不安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他突然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的目光相碰一起,头上便有些出汗。还说什么呢?

    该说的周恩来都用目光说明了。

    这位部长被罚了站。这不新鲜,我多次见部长、副部长被总理点名罚站。

    在他之后汇报工作的是某部一位副部长,事后听他说,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汇报会,所以没张口就先擦汗了,而且他亲口承认,他“紧张得直哆嗦”

    汇报时,他确实显得有点气不够用。不过,念过两页似乎“投入”了,声音放开,越念越顺,而且没被总理叫停纠正。他汇报完,擦擦汗,自我感觉良好地抬起头。目光刚与总理相遇,总理已经开始提问。一提问,稍有松弛的副部长重新紧张起来,马上起立,忙前忙后地翻材料回答总理提问。虽然都答出来了,总理并没高兴,把手摆了一下,算是不用罚站,算告一段落。

    “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总理给副部长一个评价,然后转向被罚站的那位部长:“x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那位部长赧颜解释:“这项工作是x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

    部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像以往那样,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就必须作检讨”

    事后,叶季壮、韩念龙、南汉辰等几位老部长甚为感叹:“唉呀,总理不得了,记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记得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知道,都记得”

    有这样一位总理,哪个部长不“害怕”?哪个部长还敢不动脑筋搞官僚主义?

    当然,批评再厉害也不能算发脾气。发脾气必须是带了激烈的情绪发作。比如对咱们的陈老总,有一次就算得上是发了脾气。

    年,周恩来途经开罗,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飞机到达开罗前,突然接到电报通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

    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插手?现在形势怎样?一切情况都末明朗。

    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总书记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建议临时改变计划。原来没有访问开罗的计划,现在是否可以改为访问开罗,以便观察亚非会议能否继续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

    经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同意周恩来改变计划,留在开罗访问,观察形势变化。

    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在周恩来之前到达阿尔及尔。遇到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许多亚非国家都很焦急。因为他们都是带了许多问题和困难要在会议上加以讨论解决的。

    许多亚非国家都是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和信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又与陈毅元帅保持了友谊,都说陈毅元帅有思想有见解、正直、热情又富斗争性,所以信任感很强,纷纷来找他打听中国的态度。

    陈毅元帅戎马一生,性刚性烈,是有名的“炮筒子”看到各国朋友着急,他就“热血沸腾”了。这一沸腾就免不了放炮: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陈毅声调激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开好!”他把话讲死了。一炮打出,没留余地。

    由于形势不明,人心浮动,意见不一,会议无法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去。周恩来也从开罗返回北京。

    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很尊重很信任中国,以为中国外长讲了话会议一定会准时开。如今陈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影响。

    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气得不轻,连连踱步连连说:“胡闹台,简直胡闹台!”

    陈毅自知有错,一回北京当即赶去见总理,刚进西花厅前院已经开始对见到的工作人员喃喃:“负荆请罪,我是负荆请罪来了。”

    看来陈老总心里很有些不安,这对他是少见的。

    但他毕竟是元帅,是敢做敢当的痛快人。在门口悄悄问一声:“总理于什么呢?”

    “等你呢。”卫士朝陈毅挤挤眼,吹风道:“生气了。”

    陈毅不再犹豫耽搁,一步跨入西花厅。

    “总理,我来了。”陈毅以军人的标准姿态进门报告。他平时只有见毛泽东是这样子,和总理私交深,一般不这样,今天确实例外。

    “你无组织无纪律!”总理的浓眉毛刹那间扬起,目光灼灼,朝着陈毅急走几步,像是要有所动作,但猛地又停住步,用力盯一眼陈毅,车转身又是几个急步,立到办公桌旁。我们以为总理要拍桌子了,此前不久,他曾向一位大将拍过桌子,吓得那个大将脸色苍白,站立不住,泄气地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拍完大将这次就该拍元帅可是,这次总理没有往桌上拍巴掌,而是背对着陈毅虚握了拳,砰砰砰敲了三声桌:“这是不允许的!”

    还好,敲得不狠。但陈毅脸色已经变白,本来有些低垂的头猛地向上一抬,脖梗挺直,好象那三声是敲在脑壳上,将本来立正的身体绷绷紧,站得更加立正。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的四川腔听上去别有一番诚恳、令人爱惜的韵味。

    “就这一句就完了?”总理转身,犀利的目光逼迫着陈毅,声色俱厉,声音很大:

    “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总理以新的激烈的势头讲。他的声音很少这么大,抽一口大气,忽然合了一下眼,好象被起伏的情绪晕眩了一般,刹那间又及时约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胸脯渐渐平和下去,重新望住陈毅,目光和声音都放缓和些:“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低下头:“我向毛主席、党中央作检讨。”

    陈毅元帅走了。当时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小心翼翼向总理进言:“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目光严肃地望了我们在场人一圈,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我借机也小声说:“我听一些部长、副部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就紧张害怕。”

    总理气已经消了,摇摇头说:“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当众罚站。”

    总理发脾气也是分场合,分对象的。他不会向外宾发脾气,也不会向基层干部更不会向群众发脾气。他只对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发脾气,只向自己亲近的身边人发脾气。这同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是一致的,因为亲近的人彼此了解,发发脾气不会产生什么隔阂,彼此容易理解。

    总理跟邓大姐闹点脾气时,表现是“拂袖而去”脱离接触,过那么几小时,双方气就消了,再见面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总理跟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发脾气,表现就又不同了。因为我们整天和总理“泡”在一起,十几个秘书一天到晚轮番跟他打疲劳战,太亲太近了,无须任何顾忌,所以发起脾气也随便些,不必“注意影响”

    若是我们工作上出了大的差错,总理发点脾气,这是没什么话好讲。我要讲的是,有时总理在外面生了气,遇上不顺心的事,回来偶尔也会对我们批评几句。大凡世间,位有高低,事分大小,而情无二致。生活中许多人在外面遇了不顺心的事,回到家来或见了亲近的人,不也是容易有所表现吗?我们的总理也不例外。

    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列加访华,来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们给不起,前后援助他们70亿美元,还嫌少。双方谈不拢,总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兄弟党领导人发脾气,脸上还得笑着,心里实在憋气。他提议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叫他们学学自力更生,看看中国人吃什么,在什么样的土地上耕种,表现出一种什么精神。

    这趟大寨之行,原定的随行人员中有警卫乔金旺。

    乔金旺是1947年参军的老同志,给朱总司令站过岗,给张闻天、彭德怀当过警卫,也在总理身边当过卫士,是个老实、谨慎,富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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